昨天看了一部片子。主角是一位工人，也在公益机构做过一些工作。他吐槽：

“有段时间我很反感，有的人为了写论文来找我：你能帮我约几个人做访谈/做调查问卷吗？我发现，搞来搞去，他们只是为了验证他那个东西的正确，而不是为工人群体发声。”

我既在公益机构长时间做过一线，也做过学术研究，对这其中的矛盾深有共鸣。一篇旧文更新出来，分享给大家（原文发布于2024年12月26日）。

—–以下为正文—–

之前，我在香港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多所内地/香港高校的老师聚集在一起交流：通过课程设计，让大学生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学习公益/社区发展等知识。

这种学习模式自然是很好的。会上很多老师分享了他们的成功经验，以及以此发表的学术文章。这时，在场为数不多的公益机构的代表，珠海协作者的刘常鑫老师举手发言：

“其实各位老师们的研究都很好。但是，我想要说，学生们能够成功参与，有很大部分却没有提及的，是在地公益机构长年对服务对象的关注/了解/服务，才能有相对成熟的模式让学生参与。

其实，我们每一年都会接待非常多的高校团队/学者来我们这里做研究。但是，让我们看到了最后的论文的，很少。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论文里是什么样子。在读到的论文里，我们也发现，一线社会组织在社区大量日常工作之下，在社区建立的信任和连接的价值没有被看到。

我在想，大家之后做学术能否给在地公益机构更多的回馈？比如像今天，我们受邀来香港参加这个会议，我非常感激，因为我知道了大家在研究什么，也能在这里发言。之后，这样的机会可不可以多一些呢？”

01 | 当我被研究、开始研究

之前我在乡村工作的时候，每一年，都会有很多高校的老师或者学生来做研究。但，调研/访谈结束之后，我也都没有再看到论文的最终版本。后来我自己也去读研究生，搜索资料时，终于看到自己以一个字母的代称出现在了一篇论文中。这个感觉非常奇特，即使现在回看，我也很难讲作者写的方法是否表达了我的意愿。但无论如何，我终于看到了这篇论文。

再后来，当我的研究也需要在公益行业寻找访谈对象时，更加感受到一线公益机构受到的“学术压力”。尤其是离高校们比较近的公益机构，学生们有更多更集中的完成作业的需求。



可能有的人会说：“愿意研究公益机构是好事啊！研究者不也是为了推动更多人的关注吗？”

我不是一个以结果去推论的人，也不想评价别人的学术能力；所以我也不会说，这些公益机构依然生存艰难所以这些研究没有用。

但我会觉得，有时候，研究公益机构的人甚至比公益机构中的人还要多了，尤其是妇女/工人/性别这些议题中。这真的会帮助机构和议题发展吗？

并且，很多时候更让我觉得很愤怒的是，学生们和研究者们因为掌握了学术理论，所以拥有了评价这一切的能力和特权。对，是特权。因为许多实际在做事情的人英文不好，也没有高大上的学历，并不知道怎么把宝贵的经验用理论武装起来。即使看到论文发现被曲解，想要做更多的澄清，也往往是徒劳无功。



02 |从学者的角度，也有许多的苦衷

我跟林垚老师聊过这个问题，他更多地从学术界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高校的考评机 制去解读这个现象。现在大家所应用的理论都还是由西方学术界所构建的；从研究者最功利的角度，掌握学术理论变成了比掌握实际经验更重要的事。而在唯论文为kpi的高校考评机制中，研究者掌握更 多的实际经验也并不会有额外加分。

我也会有同感。比如我在英国的时候，会很花力气跟我的导师以及其他国家的同学解 释，为什么讨论“服美役”会成为近几年国内女性议题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不是我的坚持，他们依然会觉得，2018年的米兔才是更加visible也更加值得被研究的运动。对，有很多人觉得，国内的女性议题发展停留在了六年前。

此时我想起一位故人，创办夜校为公益机构的一线工作人员进行社会学/人类学的知识赋能。抛开他本人不谈，当我自己开始做学术之后，我发现，让行动者自己掌握定义与书写的能力与权力，是一个始终存在的巨大需求。如何在学术中体现更多的一线经验，但让行动者自己获得credit，并且发展出来更多适用于国内本土的情况的理论，才真的会对议题的推动有帮助。

03 | 不仅是学术：

今年年初，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件：电影《我，许可》中关于家政女工戏剧部分的场景设计，有部分来源于鸿雁社工的原创戏剧《分·身》。



前期，电影方曾与鸿雁沟通，但并未达成合作；后来的电影拍摄中，电影方找到曾在《分·身》中担任协作者的廖书艺参与电影制作，也有一些参与过《分·身》中共同创作的家政女工姐妹参与了电影拍摄。

但是，电影能否完全回避鸿雁在其中的角色？鸿雁社工自2014年以来在家政女工领域的持续工作，是《分·身》能够创作出来的充分必要条件。而且，在国内专注于家政女工这个群体的公益机构，的确只有鸿雁。无论是皮村还是绿色蔷薇，在聚焦人群和工作方法上都有不同。



跟学术相比，艺术创作领域更复杂。创意来源，素材，尚且不像学术领域有那么多的规范。如果回顾以往案例，可能鸿雁甚至是幸运的，因为在各位的发声推动下获得了片方回复。

其他案例中，比如听障律师唐帅的故事被改编，他上诉维权，也没有什么后续。

所以，这其实不仅仅是公益机构的问题，更是：我们普通人在面临这种艺术创作的时候，该如何保护自己？

04 | 最后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公益机构的从业者都想写论文，更不要说艺术创作。当然，研究者/创作者有能力的时候，我觉得付费是非常有必要的。此外，还有哪些可以回馈公益机构的方式？

把完成的论文拿给他们看，跟他们一起讨论具体的评价是否得当；邀请他们参与学术会议，让他们知道学术界在讨论什么，公益机构可以从哪些角度切入。

如果不能直接付费，可以成为这家机构的月捐人。看到机构发布招募志愿者/99公益日筹款信息的时候，可以帮忙宣传带动更多人。无论金额多少，起码是真诚的。

又或者，更简单的，在不违背学术伦理的情况下，让更多人知道是哪一家机构在坚持做这样的事。让更多人知道，这样的事不是空中楼阁，是真实的人在坚持。这也非常重要。

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在作品中，看到公益机构中真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