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P
“早上好，各位邻居。今天在社区办有老中医坐诊（可把喜脉）。”
“今天母亲节，祝各位母亲永远靓丽。有孩子的家庭可以派代表来社区领鲜花。”
为了完成“劝生”的工作任务，绍兴嵊州的社区计生专干张欣从2022年开始便每周要在社区群里带头吆喝。她今年25岁，2018年从宁波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放弃了药房药剂师的工作，转身投向父母眼中更为稳定的街道社区，却没曾想工作的开展并非易事。
发进群内的消息大多回应寥寥。除此之外，张欣现在的工作是：宣传三胎、孕检和生育津贴统计。这让她感到头疼，尤其是电话随访。她有一份记载着社区内适孕女性的名册，她需要挨个电话沟通，一方面劝说对方参与孕检，另一方面劝说对方考虑生育。
工作中，抗拒是日常。张欣有时觉得自己像个“电话销售”，不停地提起电话，说几句又被挂断。可工作还得继续，她形容自己“像颗牛皮糖”一样，只要接触到社区内的适孕女性，立马拉入群聊，增加自己完成指标的可能性。
她曾在电话里和一对丁克夫妻发生对话。对方觉得张欣是个小女孩，反驳她不理解成年人的需求，有了孩子之后：生活品质、经济都会受到影响。张欣不服，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反击。她在毕业的当年便通过相亲结识了比她年长的同乡。第二年，俩人的女儿出生，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在她的印象里，女儿的笑容足以抵消一切生活中的琐碎压力。
“为什么不生呢？”张欣无法理解。
“我们就是不想生啊，想好了。”电话被挂断。
01 计生之难
人类不太想生孩子，尤其是中国人成为全世界最不想生孩子的群体了——中国人口经济学和创业创新研究专家梁建章在《人口战略》一书中如是写道。
实际的数据也佐证了梁建章的判断。即便是“计划生育”政策取消，生育开放。但在全面二孩政策首次实施的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1786万人。
到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下降到1723万人。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均开始下滑。几年后，全面三孩新政下的生育率持续无增。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仅为956万人。
30岁的沈承在浙江杭州下沙柠檬社区负责计生工作接近5年。据她回忆，2022年度她所管辖的万人社区内，新生儿约为20余人。2023年至今，新生儿数量只有8人。
不过，基层计生干部的工作仍要继续，在上级的安排下，他们需要用尽方法试图解救低生育率的现状，并将细节工作拆分、量化。孕检是关乎生育的风向标，大部分做了孕检的家庭后续便会进入备孕生子阶段。沈承所在的社区每年度都会有需要完成的孕检人数，指标通常为上年度新生儿的两倍以上，且与星级社区与先进个人的评选相关。
为了完成孕检指标，沈承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普通的适孕家庭电话随访，新婚家庭重点紧盯，上门拜访，承诺对方价值880元的孕检全部免费。拿了孕检体检卡后，临时变卦的有不少，面对推说工作忙、有事的家庭，沈承只好一个个电话催着对方尽快去卫生院完成检查。
张欣参加的培训
小区内的广场也成为宣传的战场。每月社区都会在此举办惠民活动，如果遇到上月孕检未达标，沈承会和同事提起准备好易拉宝、宣传册，在活动现场穿着红色的社工小背心，在路过的社区居民当中进行三胎和孕检的宣传。
今年5月29日是沈承最忙碌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是中国计生协会成立的43周年的纪念日，也被计生系统内部称为“会员活动日”。沈承所在的社区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了。当天，她和四位同事分别拿到一张密密麻麻的名单，她们即将带着礼品挨家走访，宣传新型生育文化、讲解婚育的认知行为理论。
拆开礼品的时候，沈承笑了。与平日中扫楼宣传不一样，街道增加预算了。针对新婚以及重点家庭，礼品额度约为400-500元。她看到一个分装好的袋子里面包含购物卡、婴儿纸尿裤、洗脸巾、宣传海报等。社区的想法很简单，想通过提前发放幼儿用品来提醒新婚夫妻：到了该生孩子的时候了，东西都帮你们准备好了。
计生干部的竞赛试卷
有了礼品的诱惑，劝说去孕检的成功率至少高了一倍。沈承记得，借由“会员活动日”，社区促成了4对夫妻和1对刚订婚的情侣参与孕检。算是对工作有了交待。
但达标仍是难事。可社区被下达的要求是“一定要达标”。沈承听说过有友邻社区为了达标，从就近工厂里拉人进行孕检，冲抵当年度指标，或是社区间相互补全孕检人数。
“总之，不达标的社区自己会想办法达标”，沈承说。
真正能够打动人的或许是生育津贴。据第一财经报导，2023年深圳市拟发生育补贴，若生育三孩，累计可领3.75万，国内其它省份也均有类似促进生育的相关政策，补贴标准不一。
今年春节后，大约有10几户家庭到张欣所在社区登记，领取过万元的补贴。张欣听说，在嵊州的下属村镇，有家庭因补贴，做起了高龄产妇。
可在浙江省杭州市下辖的县城，生育相关的补贴只有1000元现金红包和一对手镯。51岁的计生干部叶蔚觉得，有了更高的生育补贴才可以让她的工作好做很多，至少能激发大家配合街道工作的积极性。大约是2018年前后，当地开始使用新的信息采集系统。每月叶蔚都需要更新街道内的新婚夫妻名单，用于备案。走访住户的时候，叶蔚偶尔会被人问到补贴事项，宣称某某地区某某人刚生了孩子就拿了5万的补贴。可她只能苦笑着说：“我们（县）没有。”
沈承能感受到，高房价和上涨的生活成本是低生育率的最大影响因素。不管父母如何催促，她至今未婚，看到身边朋友生孩子之后的生活和账单，她自感自己无法承受。
曾几何时民间流传的是，“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但在现在的互联网上则有不少人改了词，换成“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梁建章也在《人口战略》中提到，高养育成本、高房价、教育内卷是导致当下年轻人低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许多人连结婚的主动性也降低了，即便是张欣所在的社区时常安排相亲活动，最后能成的屈指可数。
02 “月经警察”：姜还是老的辣
年轻一辈的计生干部们工作开展不顺，老前辈们则“绕道而行”。和张欣在一起工作的前辈告诉她“劝生”是门学问，有时甚至需要些技巧。县城不大，大部分人的婚讯都会通过邻里传递出来，前辈建议张欣划出重点人员名单来进行“劝生”工作，并给出了实际案例。
前辈工作方式是，从订婚宴开始密切观察。透过街坊邻居传递加快生子的讯息之后，她会加上家属的联系方式，成立微信群，每天在群里吆喝着：县里重点关注新婚夫妻，免费孕前体检，婚礼酒店推荐。
她告诉张欣，还可以通过关注适孕女生的经期，来判断对方是否将要生育。至于如何获得正确的经期，一种是直截了当地问，成功率尽管不高，但还是能给到对方一定压力；另一种是旁敲侧击，当地的新婚夫妇度蜜月往往会选择海边，前辈会在群里以“何时回来”开场，如果对方回复，则会进一步关心蜜月的情况，继而引出如下对话：
“你们在海边也要当心，经常下水对咱们女人身体不好，容易受凉，影响经期。”
有的新婚夫妻觉得受到了关心，会毫无芥蒂地暴露自己的经期，而前辈则会暗自记下，在次月致电询问是否需要做彩超。
女性的同理心和政策在此刻发生对冲。张欣最初听闻前辈通过“盯经期”来“劝生”的时候，直觉不适，觉得有些过分了。但前辈告诉她，计生干部就应该如此，紧跟政策，贴近群众。
沈承也在见到老干部“劝生”的时候，感到不适。工作的这几年里，沈承不止一次见到老干部盯着社区内年轻人抓紧生育。每到这时，沈承总是不言语地站在一边，心里面有另一个声音在说，“屁嘞，谁家生不生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但在不少80、90年代的老式社区内，总会有老干部们愿意主动担当起劝生员的角色。来自上海徐汇社区内的徐春新虽已到了退休年龄，依然热衷于参与社区工作。三胎新政落地，她主动请缨绘制板报，摆在小区的中央花园。
有关生育的宣传
徐春新觉得新进到社区做计生的年轻人不够努力，对工作也不像她从前般上心，眼见着改变不了现状，她只好自己行动起来。
作为老一批的社工，政策的指向意味着使命。很多时候，徐春新并不在意工作的内容，只对自己完成与否感到重要。类似的状态在一线城市相对普遍，变着花样“劝生”的往往都是老一辈的计生工作人员，他们比起年轻人善于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边界，软磨硬泡来完成工作。
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火热的宣传工作一轮接着一轮开始了。广东在各市不断开展婚育文化的特色活动，借由彩灯会举办相亲活动，通过宣传新婚育文化组织书法、美术作品的评选等；宁波也是，该市的计生协会创立了“新时代婚育文化”的微信表情包，动画人物形象往往以家庭形式出现，辅以“家庭幸福”、“孝老爱亲”的文字在微信聊天框内传递结婚与生育观念。
北方地区的河北邯郸，紧随其后，当地建立起了婚俗文化馆，还腾出了公园作为新的婚姻登记中心，命名为：爱情广场。2023年5月，金华曾在全市开启最美孕妈、魅力奶爸、以及可爱萌娃的评选，用以宣传生育之美，加强对群众婚恋观家庭观。
据媒体报导，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祝连庆提交《关于设立“生育文化节”、加强生育观念引导的建议》，建议在全国范围定期开展“新时代、新生育”宣传活动，设立“生育文化节”，弘扬“多子多福”“儿女绕膝”等正向生育观。
祝连庆还建议，可以参照过去“独生子女家庭光荣证”的形式，在全国范围为三孩家庭颁发“三孩家庭光荣证”，不遗余力地推动生育这件事。
03 轮回的计生
与当下推动的生育截然相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出现了几大人口增长时期，1953年人口普查时，人口仅有5.83亿人，到了1981年却涨至10亿人。
根据当时人口学家马寅初的预测，21世纪初中国人口数量将达到26亿人，随即便会面临人口爆炸。他觉得，节制生育不可避免。计划生育也应运而生。
作为社区计生口的干部，张欣知道些“计划生育”年代所发生的故事，但大多是模糊的。她记得，在自家抽屉里看到过一本“独生子女光荣证”，那是个红色软皮的小册子。不过，张欣从未问过父母，册子背后意味着什么。
可老一辈的干部们对当年的产物异常熟悉。1992年进入怀化市溆浦县计生委的韩生学当时觉得自己的工作很神圣。当年的计生工作是“国家大事”。
他回忆，那时“县里几乎只有经济建设和计划生育两项工作”，调到这个举足轻重的部门，韩生学颇感自豪。他像是有用不完的干劲儿，每周有一半时间待在乡下宣传指导工作，他自感有种改造国家，造福社会的使命。
当年，韩生学的工作任务是负责到各个乡镇检查“流产指标”和“结扎指标”的执行情况，要是碰到工作做得差的乡镇，他会忍不住指着镇计生专干的鼻子破口大骂。
后来，韩生学发现基层干部的抱怨越来越多，“村妇联主任的庄稼刚种下，一夜之间被人砍光，鸡鸭也被人全部偷走”。最严重的一次，一个村干部的独生子被人报复杀害，而凶手的妻子曾经被这名村干部拉去强制引产。
来自贵州的计生干部吴小珍今年60岁。偶尔的时候，从前的场景会从她脑海中跳将出来——90年代潮热的夏季，不少适育女士站在贵阳小河第二高中卫生室门口。她们将挨个进入散着消毒水味道的房间，脱下鞋子，躺在一张简易床上。
随着铁质风扇沙沙声响，医生拿起丁字形的节育环塞入她们的下体，整个过程不超过10分钟。
“下一个”，坐在一旁观望的吴小珍拿起笔，按人名打上勾。这看似轻巧的工作，对吴小珍而言意义非凡。她是厂区计生服务站的计生标兵，单位里的宠儿，从坚信“劳动最光荣”到“少生快富”一路走来，她毫不动摇。
在当年计生干部们齐心努力下，中国的人口增速得到了有效控制，每年新生儿数量从1990年的2800万，下降到1999年的1500万。
韩生学虽然对基层计生工作的粗暴方式也有不满，他仍把众多屡见不鲜的干群冲突归咎为居民的愚昧。他始终想不明白，计划生育这么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老百姓怎么就不能理解？
韩生学的疑问，直到千禧年后才被揭开。彼时，他已升任怀化市计生办主任。除了计生之外，他接管了部分的信访工作。从那时起，他的办公室里开始陆续出现些失独父母。老许是给韩生学留下印象最深的人，他失去独生女不久，还要面对家中精神失常的妻子。
他们逼着韩生学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失独家庭）承受着痛苦，这种痛苦与我的工作有关。”于是，韩生学开始在他的职权范围少做“计划生育”的相关宣传。他认为，计划生育这么搞下去，肯定会有开放的一天。
2016年，韩生学等待的这一天到了。他在《新闻联播》中看到了二胎政策发布的消息。政策的转向无疑是件好事，但对彼时的计生干部们而言，感受是复杂的。
吴小珍记得，二胎后自己的工作迅速发生变化。放置在社区内的计生柜有的被拆除，有的减少了避孕套的数量，转而加入了验孕试纸。
46岁的徐明丽，如今在宁波市高新区某街道做着计生干部。过去的收缴超生罚款的风光不再，现在的她带着30岁的社工张静一起负责社区内的计生工作，除了重点关注社区内的新婚夫妻、帮扶失独老人之外，还兼着网格员的工作。
操作电脑成了她至今无法逾越的难关，当地社区规定每次的走访都需要在系统内更新具体信息，有时候填错了一项全部就要重来，年轻干部做10几分钟就能完成的工作，她则需要花费超过几倍的时间。徐阿姨觉得自己是年纪大了，跟不上时代。
1989年进入宜宾市计生委的邹为全觉得当下的计生工作像是在“擦屁股”。过去的“计划生育”因为在执行中有不少为人诟病的手段，到了政策转向之后，打开社交媒体都能看到对过去干部们的恶语相加。
他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只是跟着时下的政策走，况且不管是过去或是现在，计生工作都处于不受待见的状态。老百姓抱怨，但上级却对工作指标考核严格。
衡阳市发布的有关失独家庭的政策通知
除了抱怨当年的计生工作手段粗暴、直接之外，计划生育时代被人不断拿出来讨论的原因是，许多一孩家庭在2000年后面临失独困扰，成了善后问题。2016年开放后，邹为全的工作便是安排如何从生活的各处照料这些失独老人，一是发放失独补贴，另一面则是上门慰问。
沈承每月的周五都会有上门拜访失独老人的安排。在她的社区内，有一户老人在去年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后，时常以泪洗面。
他后来了解到，老人儿子在世之时，每周五都会回到家里一起吃顿团圆饭。可失去了孩子之后，家里空荡荡的，只剩下他自己。沈承能做的不多，去一次就听一次重复的故事，老人话里话外总会不自主地谈及儿子如何优秀。
04 生育保卫战
老一辈的计生干部随着政策改变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可正如梁建章书中提到的那样，如果生育率依旧无法提振，中国可能是未来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梁建章还摆出一个与人口相关的算法公式：
创新力=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
他认为，国家的创新力以及未来发展都与人口紧密挂勾。当国家跌入这个低生育率的俱乐部后，将会导致国力的衰退，经济陷于停止。因此，“劝生”成了一件急需推进的工作。
但在基层干部眼中，如今的计生工作早就不是昔日模样。在全国各地，相关的计生科室面临撤销或合并，计生在实际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不少计生干部开始转型，有的转至毫不相关的科室，有的分配至社区，还有的成为幼儿早教的养育师。留在计生口的人员，在工作职能上，与此前大相径庭，不再严防死守各地的生育指标，转而重点关心适龄女性，做起了妇联的工作。
韩生学记得，在陕西省等偏远地区，当年有部分计生干部转型为针对于0-3岁幼儿进行早教的“养育师”，原本隔三差五上门围追堵截“大肚子”，现在光景变了，上门是为孩子和孩子的父母上课。
另一种转型发生在城市。2016年，计生与卫生系统合并后，有部分干部进入疾病预防科，从事艾滋病等疾病宣传工作。
2018年，在办公室的吴小珍签完一份计生用品的采购清单后，正式退休，告别计生工作。
对徐明丽而言，社区的计生工作只是个落脚点。她的丈夫是隔壁街道的科长，她没什么新想法，就跟着上面的方针走，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抱怨工作繁重、工资低是少不了的。她从90年代尾进入社区，现在的工资却和自己的徒弟齐平。作为老资格，她觉得不公平，却又无可奈何。
入行之初，沈承没想过自己会分配到计生岗位，她是杭州下沙的拆迁户，辞去之前广告公司的执行岗位，考入社工只是因为这份工作离家近、稳定。但稳定的代价是——一张不超过6000元工资条。
她不是没想过辞职，重返职场她觉得太过辛苦，考公又难了些。只好看着身边更年轻的同事们接连离开。2023年过半，她已经吃了两位同事的散伙饭。席间聊起工作，大家都觉得工作 “难干”。
有同事在饭桌上说，自己原本填报的是一个人口管理类的窗口工作人员，结果因为分数原因被分到计生岗位。同事干了没多久，就开始找下家，“总要想办法去其他地方吧。”
沈承这才意识到，原来大家都将这份工作当做一个“中转站”，只有自己一直停在原地。
韩生学直到现在还在持续呼吁生育。一方面，他觉得中国与西方社会结构不同，无法达到完善的社会养老制度，依靠的依旧是家庭养老，也就是俗称的“养儿防老。”他和梁建章的想法颇为相同，觉得应该用尽一切办法提振生育率。比如，各地正在推行的现金和税收补贴，新婚家庭的购房补贴与增加托儿所数量。
退休前的韩生学曾通过讲课来宣传新的生育政策，教基层干部们如何结合养老、经济，人口红利等方式进行“劝生”，可收效甚微。
他自己心里也犯嘀咕，之前计划生育时代都说经济是生育最好的风向标，如今大家的条件好了起来，生孩子却成了难题。他也问过普通群众，到底为什么不生。人家回答他，“我不想生不是很正常嘛，没什么原因。这是我的权利。”
听到这样的回答，韩生学的嘴被堵住了。从计划生育到开放二胎、三胎，他觉得像是一个轮回。而不论是新老计生干部，他们的工作仍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