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静思，一位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家长。

不久前，我刷到一张老特团队亲自发布的合照，有点意思。

这是2026年白宫暑期实习生，清一色年轻的、意气风发的脸，以及——非常「白」。我把图放大数了两遍，除了零星一两张深色面孔，几乎找不到亚裔的影子。

看到照片，我一点都不意外，老特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可把它和另一组照片放在一起，意味就不一样了，目前四家美国芯片巨头的掌舵人，都有华人背景，对比起来，这就有点耐人寻味。

人才的优秀是恒定的，既然在尖端的技术和最庞大的商业价值里，华人已经站到最前排；为什么会在联/邦权力的人才入口，华裔却少得几乎看不见呢？为什么会被不少障碍挡在门外面呢？

不过，这也挡不住越来越多二代、三代华人也开始打破壁垒，走进门内。

如波士顿市长Michelle Wu吴弭于2021年首次当选波士顿市长，是波士顿历史上首位亚裔女性市长，今年年初，她宣布了第二个四年任期。

以往华人拼学历，找工作，造芯片，拿身份，但参与制定规则，常常不是首选。

这样的情况，也许正在发生变化，也该发生变化。

老特的「白」宫

先做个科普，白宫实习生到底是个什么工作，都面向什么样的人。

这是一个10到12周的项目，跟着幕僚做事，未来去向大多数是国会议员办公室的助理、竞选团队、联邦机构的初级岗位。

一般来说，美国政坛不是靠公开考试进的，它更像一条师徒链，白宫实习，是这条链上位置最靠前、也最便宜的一张入场券。

老特的实习生们，确实一直都很「白」。

在2018年老特与春季实习生的合影中，有人统计过91名实习生基本都是白人，仅有五名非白种人（这个结构当时也被公开批评）。

还有网民贴出奥巴马2014年与实习生的合影，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和需要，当时的白宫实习生中至少还能看到十几名有色族裔，种族明显更多元化。

我特意翻了翻白宫官网上对实习生的申请要求，无论从硬性门槛还是软性实力，都意味着只面向一小撮人。

首先是身份和学历。

单看白宫官网上罗列出来的对申请者的要求，在学历方面要求不算苛刻，美国公民、满18岁、本科、研究生（包括社区大学转学生）在读生能做全职即可。

目前官方没有统计或者公布过实习生来自哪些高校，但精英大学+华盛顿特区本地大学+普通优秀大学是它的基本构成、且排名分先后。

资源密集、公共事物管理强、政策和法律专业强校，这一圈筛下来，白宫实习生的主要来源绝大多数出自顶尖名校，而这些学校的录取方式本身就不是单靠成绩能打进去的。

你要有领导力、有社会参与、有故事可讲才有机会被录取，而这些东西几乎都跟家庭资源挂钩。

而关于能力的要求，看上去都挺空泛：

要有公共服务意识、要能在多元团队里协作，要具备沟通能力、主动承担责任，在快节奏环境里处理复杂任务，指向的其实是一套非常明确的社会背景。

比如公共服务意识，这背后往往意味着你从高中甚至初中开始，就在社区组织、公益机构、地方政府、学生会里有长期参与；以及你有机会接触公共议题、参与社会活动、甚至跟当地议员、社区领袖打过交道。

这些经历不是靠努力就能凭空长出来的，它需要家庭从小就把孩子放在公共场域里，需要父母有时间、有资源、有渠道让孩子参与这些活动。

再比如沟通能力和跨团队协作。

这不是课堂上做个小组作业就能练出来的，是指你能在陌生环境里自然地表达观点、能在正式场合里自如地跟成年人沟通，在会议里发言，在公共讨论中保持存在感。

这种能力是社交训练，是从小在各种活动、营队、辩论、学生组织里磨出来的，本身就需要家庭投入时间、金钱和人脉。

其次，经济门槛也是绕不过去的现实。

白宫官网上明确说了，这份实习是无薪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的费用都需要自己负担。华盛顿特区的房费和生活费并不便宜，一个夏天下来，光是吃住通勤，就是大几万人民币的净支出。

上面这几道门叠在一起，并不会自动产生某一种族比例，但会实实在在地把申请池收窄成一个特定形状：

家庭有社会资本、学校有公共事务传统，父母有时间和渠道让孩子参与各种活动、社区有成熟的组织网络，从小在资源密集型环境里成长，并有认同感。

显然，它在筛选最早进入公共领域、最早接触权力结构的那批人。

今年夏天谷雨星球去华盛顿DC的乔治城大学访校，学校非常白，遥望国会山，很多都是政经精英的孩子，。当天所在的Tour Team非常庞大，一两百人，但只来了2个学生带队，侧面证明了学生都不差钱，不愿意来打暑假工。

「权力的游戏」

在美国生活，我经常听到一个问题：华人里有钱人这么多，为什么不从政，保护在美华人的利益？

最近一次听到，是因为一笔豪宅交易。

加州希尔斯伯勒一处占地12英亩的顶级庄园，7000万美元成交，刷新当地历史纪录。登记买家是一家匿名公司，但多方线索指向31岁的吴宇怀——马斯克旗下xAI的创始团队成员，多伦多大学博士，曾在谷歌担任研究科学家，是Grok大模型的核心开发者之一。

随着xAI被SpaceX收购，他的个人财富暴涨。

他的新闻下，也有人问过上面的问题，有句评论我一下子就看到了：「致富可能一代就行，但掌权需要好几代家族的投入」。

很多人把它读成「认命」，但我觉得它说的其实是时间：

第一代人买下房子，第三代人才走进那个房间。而我们这代人，正好卡在中间。

作为一个移民妈妈，我太明白这个「中间段」是怎么回事了。

对依靠H-1B、排绿卡、在异国他乡扎根的一代人来说，生存永远排在第一位。计算机、医学、金融、工程，能换来看得见摸得着的签证担保、高薪和安全感。

而政治学、社会学，再加上一份无薪的政治实习，对一个还没完成几代积累的家庭来说，容错率太低了。万一留不下来，连身份都成问题。

所以与其说这是移民家庭们的「短板」，不如说这是排序。

我们不是不知道公共表达重要，只是必须先把「能不能留下来」那一栏填满。而奥数、编程、乐器这些能被量化、能写进申请表的东西，天然排在辩论、戏剧、学生组织的前面。

代价是什么呢？

美国权力的底层逻辑其实是「说服」。竞选、提案、募资、游说，靠的都是在公共场合把人说动。而这套能力，恰恰是排序表上最后才轮到的那一栏。

其中的差别，我最近亲眼见过一次。

我认识的一对华人夫妻，女儿今年秋季读12年级，在本地最好的私立中学，成绩、特长都无可挑剔。这个暑假她申到了一所藤校面向高中生的医科科研项目，八周，三人一组，结业时要做公开的成果展示。

项目里最核心的部分是她做的。但组里另外两个白人同学，从一开始就争着上台，还要讲关键的那几页。

这俩孩子确实不厚道。但他们之所以理直气壮，是因为「上台」这件事，对他们来说是从小被教的：你做了什么，就要让人知道你做了什么。

而我们的孩子被教的是另一句：做好了自然有人看见。

这句话在国内的考试系统里是成立的，因为分数会替你说话。但出了那个系统，它就不成立了。

新的变化正在发生

「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这个词，是韩裔组织发展专家Jane Hyun在2005年提出的，从形容女性职场困境的「玻璃天花板」延伸而来。

它专门用来形容亚裔、尤其是东亚及南亚裔，在美国等西方社会的高管层、高管董事会、政府公共体系或核心决策层中面临的一种隐形职业壁垒。

二十年过去了，竹子天花板并没有消失。

Ascend基金会曾用谷歌、惠普、英特尔、领英、雅虎五家硅谷公司提交给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的数据做过一次测算，结论很刺眼：白人男性成为高管的概率，是亚裔男性的2.5倍，是亚裔女性的3.6倍。

在这个环节里，「种族」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性别」的3.7倍。一个亚裔女性在硅谷往上走，「亚裔」这个身份给她的阻力，比「女性」还大。

而比这道社会、经济方面的墙更难拆的，是另一道关乎政治的墙。

塔夫茨大学CIRCLE研究中心追踪了2022年中期选举中的美国青年，发现了一组数据：只有31%的亚裔年轻人认为自己「有资格」参与政治，而非亚裔同龄人，这个数字是41%。

可与此同时，61%的亚裔年轻人表示，自己对重要的政治议题「有相当好的理解」。他们看懂了美国政治和文化，但不觉得轮得到自己，这有现实因素，也有文化因素。

在大多数华人家庭的想象里，那一条路是更加危/险的，哪怕像蔡美儿这样的虎妈，女儿鸡进哈佛后却选择毕业从军力图走向政界，都被大众认为是「失败」的。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白宫合照让很多华人家长沉默。

在《打破数字天花板》中，简·罗提到了一点，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们不必放弃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但必须学会「文化流利度」（Cultural Fluency）。

所谓文化流利度，无关乎技巧，是一种更广阔的成长能力：既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又能在新的文化里伸展。

这种能力，听上去像一个要花几代人才能修成的东西，但我最近确实看到了一些不用等那么久的证据。

2026年，全美有8个大城市由亚裔市长执掌：纽约、波士顿、圣安东尼奥、辛辛那提、圣保罗、威奇托、贝克斯菲尔德、弗里蒙特。

如前文提到波士顿市长吴弭是华裔。

她父母1980年代初移民美国，她在哈佛读书时母亲病发，法学院毕业后她把全家搬到波士顿，一边照顾确诊精神分裂症的母亲、做两个妹妹的法定监护人，一边从市政府一个基层职位干起。

今年1月14日，May Nivar走进弗吉尼亚州议会，成为该州第一位华裔女议员。

她出生在费城，父母是从中国来的移民。为了付学费，她在超市打工。后来她读的是纽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企业做了很多年，在里士满住了二十年，一步步打破自己的天花板。

而在塔夫茨那份让人有点丧的报告里，其实还有一个数字，让华人家长们有点感动：

18%的亚裔年轻人参与过互助小组或非正式的志愿服务，是非亚裔同龄人（9%）的整整两倍。

这说明，他们一直在参与，如给长辈做翻译，帮不会英文的邻居填表格，在华人群里组织募捐，替刚转学来的同学问清楚校车几点到。只是这些事不会被统计进「政治参与」那一栏，也不会出现在任何一张合照里。

回到最开始那个结论，哪怕面临种种挑战和限制，新的可能正在发生。新一代华人家长的思想更加开放，也更有底气支持孩子的选择：

他们不一定要成为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和教授，孩子也可以从基层服务做起，为发出有影响力的声音而尽心尽力。当自己站上「高位」时，仍然记得自己从哪儿来，不能只为了选票忘记「族群」。

这些变化是缓慢的，但一定会发生在某个很小的时刻：

某天孩子放学回来，说起他今天他在学校反对了一件事，要去竞选改变这件事。新一代华人家长听完，大概率会跟之前不一样，不会下意识地问出那句：

「这会不会影响你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