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定义，第一代大学生（First Gen）指的是父母双方均未完成任何高等教育的学生。2026 年的最新数据显示，这一学生群体进入本科项目的比例仅为 18.86%，而对于父母至少一方拥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学生，这一比例为 32.61%。换句话说，父母的受教育经历很大程度上影响孩子能否考进大学。我们当然不能将第一代大学生简单粗暴地划为弱势人群，但在这个群体中，没有得到足够资源来发挥全部潜能的孩子占比更大。
顶着这样的差异迈进大学校门，只是完成了最简单的第一步。与那些能从家中获得更多引导的孩子相比，第一代大学生往往需要独自摸索大学校园里的规则。其间的差异不仅是学业上的，更在于“如何”上大学，谁更了解大学系统中潜在的机会与近道，谁就能获得资源的倾斜。
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多数北美公立大学都会设立一些200-1000美元不等的小额奖学金，用来贴补学生完成课程作业或独立研究的开销，由各个学院自行管理。比如摄影系的学生可以申请一小笔钱来坐火车去山里采风，物理系的学生可以报销去旁听研讨会的食宿与门票；几年时间里积少成多，对年轻人来说也算笔可观的财富。
然而，大学并没有义务将这些奖学金的申请信息进行汇总，再像给婴儿喂食那样递到学生嘴边。那些一入学就积极参与社团活动、去职业资源办公室预约咨询、时不时绕道去系里公告板上搜罗消息的学生，更容易申请到这些奖金。这些知道如何“上学”的本科生会花一两小时填写申请表，然后在一周内拿到报销。没有意识去申请这些补助的第一代大学生，只能靠自己填补这类开支。按照在校园餐厅打工的平均薪资计算，错过一次申请，意味着失去两三周的课余时间，去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劳动20-30小时。
无数这样的小事堆叠起来，人们眼中相对公平的大学校园里其实默默发生着马太效应：贫者愈贫，富者恒富，家庭背景更优渥的学生拥有家人的引导作为资源，像升学时那样，再次领跑同龄的第一代大学生。
关于勇气
这种差异是残忍的。为进入同一所大学，那些第一代大学生本就已经付出更多努力与时间；他们好不容易冲破天生的不公平，到达了所谓的彼岸，却发现自己只是被投进一片新的海。
在校友办公室的协调下，我与两位第一代大学生产生了联系。作为“人型救生衣”，校友志愿者的任务并不复杂：每学期与学生视频通话一次，介绍自己所知道的机会与资源，并持续通过邮件回答他们的问题。
如果只是翻阅美国与加拿大教育局发布的那些统计数据，你或许会认为，最能快速改善第一代大学生境况的是经济补助，或者更多如校友导师配对这样的倾斜性项目。但通过一次次对话，我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要在一片不偏爱自己的海域中逆流而上，他们亟需的东西其实是勇气。
首先，让自己作为第一代大学生被看见，就已经需要勇气。虽然项目协调员会主动邀请符合条件的学生参加与志愿者的匹配项目，但他们必须事先获得学生授权，而大学并没有权力要求学生在系统里详细披露家庭背景。为了确保匹配的有效性，想参与项目，就得输入自己的全名、学号与院系，填写相关信息，然后正式变成一个被登记在册的，需要“被帮助”的人。能突破重重障碍，进入一所好大学，他们必然是生活的佼佼者，现在却要袒露脆弱、让自己作为弱势群体被看见，是需要勇气的行为。
视频通话时，学生的第一个问题就让我有点不知所措。她问，为什么她的朋友才读到大学二年级，就已经进入某教授的生物实验室里开始做研究，可她却从没在邮箱或系公告板上看到过任何接受本科生研究助理的招募？她觉得这其中肯定存在某种不公平。
我明白她只是在掩饰心里的不甘，于是陪着她一起推演，这事有多种可能。也许那个学生只是特别积极地多去了几次教授的课后答疑，并且不停表达自己对科研的兴趣，反复问教授有没有相关的机会。又或许，她在网上找到这个实验室的信息，找里面的硕士生成员约咖啡，问他们日常用到哪些技能，然后通过AI学一学，更新进简历，多次去找教授毛遂自荐。当然，她对公平性的怀疑也不是毫无道理，教授与这个学生的家人是多年挚友，或者她母亲大手一挥给实验室捐赠了五百万，但这种可能性难以复制，短时间内也不会从世上被消除。我想说的是，抢跑者未必是无所不能、只手遮天的神仙，至少我们不要进行无根据的高估与想象。如果因为不具备先发优势，就彻底放弃寻找其他通道，只会助长特权者的横行霸道，在愤懑中忽略了自己所拥有的人生。
她在本子上快速写着笔记，觉得挺有道理，并决定下学期也这样试试。“但是，但是，哎，这绝对是极其外向的人才能完成的对话。我这学期还没跟教授私下说过话，因为也没什么问题要问哇。可能我就是这样错过了机会。”
我安慰她说，不要自责了，你一定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才觉得没什么问题要问，那就不必去教授办公室里没话找话。而且生活不能老围着学习转——你跟那个大二实验狂人是在哪认识的？如果不想直接和协调员、教授这种“大人”接触，和同龄朋友交流一下也很好。要不要直接问问她是如何得到这个机会的呢？说不定下次她会愿意带上你一起。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问朋友这种问题，会显得我像个跟踪狂，仿佛带有某种目的才跟他们一起玩似的。这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绝对不愿意。算了吧！”
话题随即被切换到别处。一小时很快过去，聊天结束后，我仍想着她这句话。
另一种岸
在接下这个志愿者任务前，我读了一些相关文献，想了解第一代大学生受到哪些隐形的困囿。关于此话题，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是雷切尔·盖布尔的《隐形课程：传统大学中的第一代大学生》（The Hidden Curriculum: First Generation Students at Legacy Universities by Rachel Gable），其中讲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在第一代大学生眼中，社团活动的目的是体现个人热情，寻找身份认同，并结交亲密朋友；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并从事办公室职业（office job，与个体商贩或蓝领工作相对应）的孩子则认为，花时间参加的社团活动应有助于培养专业技能，或对建立职场人脉有益。
那位学生对友谊之“纯度”的坚持让我想到这个章节。学者雷切尔·盖布尔的研究暗示读者，第一代大学生因为缺少家庭引导，所以不懂得如何利用大学社团为未来铺路。但知道如何把每一段经历转化为职业资本，就一定是更聪明的上学方式吗？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把友谊当作人脉，不习惯把兴趣变成履历上的一行，不意味着她不够精明、眼光不够长远，需要有人来教她如何做得更好。
人们很容易把某一种生活方式当成标准答案，再用它衡量其他人的选择。但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成功的度量衡不止一种。上大学的方式，也绝对不止一种。
第一代大学生确实需要更多体系化的帮助，但在进行任何“矫正”乃至“拯救”以前，我们也需要反思高等教育的奖惩体系为何变得如此僵硬，需要先承认学生作为“人”的灰度。
雷切尔·盖布尔的另一项发现是，与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相比，第一代大学生更倾向于将学业中碰到的困难归咎于自身，而非环境或他人。
社会能为这群习惯只靠自己奋力划桨、逆流而上的学生做些什么？这是一个庞大的宏观问题，需要很多人的关注与思索。我为自己定下的微观目标是，让匹配到的学生不要觉得自己完全孤单。
后记
几个月后，我如约和那位女生进行第二次聊天，问她后来是否有去申请某个上次提及的活动金，足够资助她飞去参加一个有趣的生态工作坊。她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啊，我那几周在忙兼职，错过申请时间了。貌似要填三个表格，感觉好麻烦，万一得不到就全白费了。
我说：“好吧，没关系，因为我刚才又找到几个，已经发到你邮箱里。大学本来也有义务不断为学生提供新的机会嘛，就像溪水里总会有新的小鱼游过来。你可以准备好了再下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