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校园内流传着“职业学生”的说法，指有人以学生身份监控或向当局汇报情况。图为几位复旦大学生在学校拍摄毕业照的档案照片。
南京中医药大学一名在读台湾学生透露，校园内私下流传有关“职业学生”的说法，指有人以学生身份监控或汇报情况。他说，自己无法确认哪些人是所谓的“职业学生”，但教师提醒课堂发言需要谨慎，部分社会新闻和争议议题也难以公开讨论。
在南京中医药大学攻读研究生的刘铭豪（化名）告诉记者，有关“职业学生”的说法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私下流传：“有老师和我们台湾学生私下聊天时说，你们班里有职业学生，说话要小心，不要说那些很敏感的内容，小心被人打小报告。”
职业学生传闻加深表达顾虑
据他介绍，在其就读的校园内，政治与公共议题的课堂讨论受到限制，一些有争议的社会事件难以进入教学讨论。教师对课堂发言的提醒，以及师生之间有关“职业学生”的传闻，让学生对公开表达有所顾虑。
刘铭豪还说，即使有老师善意提醒，留学生仍很难辨认出所谓的“职业学生”：“他们和我们一样上课，去食堂吃饭，参加户外活动，有时也发几句牢骚，他们看起来和普通学生没有什么区别。老师说，他也看不出来，因为职业学生打探学生思想，也会记录老师说了些什么不该说的话。我们听了之后会非常小心。”
上海一位具备法律专业的彭先生对本台说，虽然未听说高校内有所谓的“职业学生”，但在当下严酷的政治氛围下，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我没听说过，但是我觉得这有可能，因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无论是五四运动、八九学潮，还是疫情期间，上海乌鲁木齐路上的白纸运动，它都是年轻人首先发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学校这一块是重点的防范区域和对象。”
刘铭豪说，他在上海、杭州的同学告诉他，他们所在的高校课堂安装了摄像头。老师也曾私下提醒学生，在课堂上发言需要谨慎，因为部分话题并不适合公开讨论：“这和台湾大学校园完全不一样，同学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可以批评政府官员。”
在采访中，刘铭豪还说，一位在北京就读传媒专业的朋友曾对课堂环境感到失望：“他本来以为在新闻课上可以讨论一些现实中的社会事件，但后来发现，很多有争议的议题在课堂上是不能被讨论的。即便在传媒院系，对现实新闻的讨论空间也十分有限。”
言论管制下学生少谈政治
公益人士陆军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大学校园是知识的殿堂，暂且不论传言是否真实，当局的监控手段确实层出不穷。他说：“各种大数据，天网天眼监控，以及学生中也有很多粉红、战狼，在大学校园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网络，任何出格的言论很快就会被报告到当局的案头。”
陆军说，上述传言说明，当局的言论管制已经在学生中引起恐慌：“当局的管制已经形成了一个人人自危，不敢讲真话的氛围，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显然是非常大的不幸。”
在政治与公共议题方面，刘铭豪说，大陆学生并非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而是普遍缺少关注和讨论政治的习惯。他回忆，早年在港澳台联考学校就读时，身边多是台湾学生，彼此会讨论社会事件，但进入大学后，很少再听到大陆同学主动回顾或讨论此前的政治事件。
刘铭豪说，大陆学生在学习、实习和职业规划方面有自己的判断，但很少讨论政治。他认为，这与长期的教育环境有关，学生不被鼓励讨论政治或表达不同意见。部分学生会关注时事新闻，但主要是新闻学院及传媒相关专业的学生。
校园生活围绕成绩与实习
刘铭豪观察到，与公共议题讨论有限相比，大陆校园内的学生更关注成绩与实习。同学大致可分为几类，其中一类从入学开始就以保研为明确目标，大学生活几乎完全围绕课程成绩展开。另一类学生则更看重实习经历，通常从大二开始频繁进入校外企业实习。他说，这些同学在学期中会灵活安排课程出勤，只在考试或汇报时返校。
他说，与台湾高校相比，大陆高校的社团氛围并不浓厚：“大家普遍觉得社团经历写在简历上并不加分，用人单位更看重的是实习背景。”
谈到就业与城市选择，刘铭豪说，中国经济下行，研究生毕业后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他说，上海的机会明显多于南京，但研究生学历在大陆已不那么有吸引力：“毕业后可能会先在大陆尝试工作，但长期仍倾向于回台湾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