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挪威的电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算深远。易卜生的故乡，终归还是戏剧传统更悠久。丽芙·乌曼一个人，就是挪威电影业的大半星光。除此之外，能让人回忆起的挪威电影面孔，几乎一片空白。
雷娜特·赖因斯夫是个小小意外。五年前《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引起关注，而今年，她迎来了大爆发：
《情感价值》夺得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与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合作的《峡湾》亮相戛纳。震撼了整个好莱坞的《后室》，对于演员职业生涯来说是更重要的一步，意味着她突破欧洲文艺电影一隅，进入好莱坞商业片视野。
不过，《后室》再火爆，赖因斯夫的角色却并不令人印象深刻。提起她的银幕形象，普通影迷会想起的可能还是只有《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中的朱莉。好莱坞是个巨大的机器，流水线容不下太多的自我表达。管你是谁，也只能在里面做工具人，做螺丝钉。
在投资更大、运转更成熟的好莱坞，赖因斯夫的处境，好像又变回了那个笨拙地跟世界打架的朱莉。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在主流电影里参演，意味着磨损个人表达；而继续执着于寻找那些和朱莉一样发自本心、完美契合的角色，也近乎拒绝主流和自我流放。成功与幸福，在很多时候并不兼容。
或许，在这个日益紧缩的世界，“活下去”还是“活出自己”，成了世界上每一个“糟糕的人”的终极难题。
01.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早在朱莉之前，赖因斯夫就已经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了。童年和青年时期，不管做什么，她都会被劝退。
小时候，她加入了女童子军。挪威有大片大片的树林，很适合孩子们奔跑、露营。但不到两个礼拜，赖因斯夫就被老师劝退了，因为她不能理解“鸟屋为什么不能有五个窗户”。后来，她在杂货店兼职打工整理货架，也很快被辞退，“必须按那个顺序摆”，她怎么也做不对。
直到有一次，在学校里，她要扮演一只小狐狸。
“它今天去过哪里？”“它今天吃了什么？”一样的刨根究底，一样喋喋不休的问题，但这一次，一切都对了。当她穿上那身小狐狸衣服，她开始像小狐狸一样思考，像小狐狸一样动作。
可能她本来就是有点混乱、也不知道怎么循规蹈矩的人。唯独在表演里，这些混乱和失序变得理所应当。“为什么不能这样？”“为什么不能那样？”这些问题，在很多事情里会成为阻碍，但在表演当中，却天然铺就了通向人物内心的道路。
17岁时，这个混乱的姑娘被学校开除了。她离家出走到爱丁堡，19岁时来到奥斯陆正式学习表演。五年后，她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约阿希姆·提尔的《奥斯陆，8月31日》。
对普通观众来说，那算不上是一个正经角色。她在电影中只有一句台词：“让我们去派对吧！”然后，故事就进入了下一幕，她只是进度条往下走的桥梁。
如此过了十年。这些年里，赖因斯夫主要活跃在戏剧舞台，至于电影，还是在一些本土喜剧，一些小角色、小制作里打转。表演带来的兴奋感不再，余下的是深深的疲倦。以致于到了此时，她决定改行了，改行当木匠。
成名前出演儿童科幻片《极光大冒险》
这个选择的一部分原因是，她在装修房子时找到了释放的感觉，木工和表演完全相反。她不用再反复试探表现的边界，不必任凭直觉带自己到未知的地方，而是“必须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必须保持结构稳固”。
但这个决定只维持了一天。因为就在第二天，约阿希姆·提尔给她打来电话，邀请她出演为她量身定做的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赖因斯夫说，朱莉不完全是她本人，但她跟这个角色之间建立了非常私人的联系。她和提尔在《奥斯陆，8月31日》拍摄后的那十年间不算特别亲密的朋友，奇怪的是，他们每次联系，聊起的都是很深刻的话题，比亲密朋友聊得更深。
提尔或许是从赖因斯夫的人生故事里，找到了一种“不接受自己、无法一直自在做自己的感觉”。赖因斯夫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每当被问到有几个兄弟姐妹，她会犹豫一下，说有三个，因为剩下的兄弟姐妹，都是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
她被女童军开除，被学校开除，被家里的五金店赶走，被赶出家，被一个又一个打工的店赶走。似乎哪里，都不接受这样的她。按她自己的话说：“我被很多地方赶出来过，我当时很邋遢，很混乱，唯一一个没有赶走我的地方，就是表演。”
她分析朱莉时说：“你必须被某种力量推向相反的方向，去选择真正能让你快乐的事情。而唯一能迫使你进入这种状态的方法，就是经历一些巨大的损失和混乱。”
而对她自己而言，或许是17岁那年，被学校开除，家也没有办法待下去，她想去温暖的哥斯达黎加，可是摸摸口袋，连钱也没有。最终去爱丁堡是因为，她发现去那里的飞机票，只要一英镑。幸运的是，她确实在这种巨大的混乱中，找到了真正能让自己快乐的事情。
后来便是鲜花着锦的故事。尽管赖因斯夫本人起初还对自己的表现充满怀疑，但很快，媒体报道就为她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一颗新星诞生了”。
她的偶像，导演保罗·托马斯·安德森还说她在其中的某一段是“世界上最好的表演”。尽管她觉得，这部电影入围戛纳，将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踏上戛纳的红毯，但戛纳给了她最佳女主角。
顺风局做什么都对。赖因斯夫不再被困在小小的舞台上，甚至也不仅仅局限在挪威这个电影业产量并不高的地界。艺术电影的邀约、好莱坞的橄榄枝……在挪威电影界，好久没有人，获得过这样的荣光。
《峡湾》预告片
02.
好莱坞X女郎
一切看上去都很好，但如果你细细品味，会发现一个悖论：生命的选择，在被拓宽的同时，也在同时收缩变窄。
放在表演的例子里，是知名度变宽了，戏路却变窄了。常见的情形是，演员因为一个角色爆红后，纷至沓来的邀约全是类似的角色。这本身还不是最危险的。更危险的是，他们邀请你演相似的角色，不是因为你能很好地把握这类角色的内心，而是因为你在观众心中已经是那个样子了。
你是能最高效率完成电影叙事的那个选择，高效到甚至不需要表演，只要你的脸一出现，观众就自动补全想象。你被套进一个模板里，当个摆件就好。
赖因斯夫在好莱坞，或许正在经历这个过程。
她继续和提尔合作，在《情感价值》里，饰演了“情感沉重版本的朱莉”，一个因为童年创伤而和朱莉一样充满困惑、无法与世界和平相处的舞台剧演员。这部电影进一步为她打开了好莱坞的大门，她出演了低成本却收益惊人的《后室》。
但火爆的是电影，她的角色玛丽，显然不如朱莉那样立体丰盈。她只是主角克拉克的对照组，能直面后室恐惧和诱惑，拥有一切你能想象的心理医生角色刻板印象元素：强硬、有原生家庭创伤，看似坚强面对但始终是有心理问题的软弱人类。
这对于《后室》来说不是问题。因为《后室》的真正主角，是影片里那个怪诞扭曲的后室空间。除了后室之外，任何角色都只是功能性的存在。
《后室》是一个好开始，是一个远在北境的女演员被全世界看到的开始。但危险的是，对于大部分闯荡好莱坞的外来者来说，往往开始就已经是巅峰。
伊娃·格林在好莱坞，是美丽又危险的邦女郎；苏菲·玛索在好莱坞，是纯洁的圣女；莫妮卡·贝鲁奇在好莱坞，必是性感化身。这已经是在好莱坞闯出名堂、塑造了经典的外来女演员，依然不免局限于好莱坞对她们固有的凝视与想象。
好莱坞是地球电影界第一大厂，谁都想闯一闯，但谁都在它身上讨不到便宜。外来女演员能在这里接到的角色，即便不是花瓶，也很难突破先前的角色。许多人主动或被动地离开，回到本土，在那里寻找不那么刻板的角色。
《后室》
朱丽叶·比诺什在好莱坞已经算成功，但她直言“对好莱坞充满恐惧”“不想再接那些老套的诱人法国女性角色”。巩俐也曾经说，拒绝过不少好莱坞的角色，因为动辄就是在唐人街打一场。似乎每个来自外部的女演员，在好莱坞能得到的最好资源，就是X女郎。
以《后室》而言，玛丽只是浓缩并简化了赖因斯夫在《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和《情感价值》里所树立的形象：探索自我认知，努力在自我与世界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找到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的空间。
只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和《情感价值》所呈现的，是这个探索和寻找的过程，而《后室》是“窃取”了这个结果，将赖因斯夫业已形成的银幕形象，用于电影叙事。
如今的故事迭代到下一个版本，但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不同。她们，不过是从会走的花瓶，变成女性主义的口号。尤其是欧洲女演员，她们在欧洲电影里是戏眼，但在好莱坞电影里很容易沦为功能性角色，甚至是标榜政治正确的旗帜。
拒绝好莱坞，意味着放弃更广阔的观众群；而拥抱好莱坞，却很可能意味着不得不接受相对扁平的角色。像《情感价值》这样，以女性角色为主，且不是一味标榜“大女主”，而是描绘出角色跨越创伤时的复杂性的作品，外来的女演员很难在好莱坞找到。
话说回来，即使是美国女演员，也不大有这样的机会。而赖因斯夫所选择的道路，从她接下来的作品也可见一二。《杯酒人生》导演亚历山大·佩恩的《在某处》，戛纳常客米娅·汉森-洛夫的《如果爱消亡》，以及又一部A24电影，和莉莉-罗丝·德普、郑皓妍合作的《家庭教师》。
意思很明显，不需要大制作，但要够特别。选择小成本，选择想拍的角色，选择探索内心，不然，还不如捡回那个做木匠的梦呢。
03.
不与世界和解，又怎样？
赖因斯夫们的困境，是艺术追求被商业模式挤压的困境，是女性形象依然被简化压缩的困境，是作为外来者被误读、被拍扁的困境。在经济下行、电影产业遇冷的环境里，愈发逼仄的生存空间，这些困境只会更凸显。
这不是简单地用某一种主义、用某一种结构性问题就能全面解释的。它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所能感知到的：人永远无法真正得到自由，资源、性别、文化……有一万种限制会阻碍你按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
在一个领域“活下去”，甚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往往与“活出自己”是无法兼容的。
《情感价值》
赖因斯夫不擅长遵守秩序，于是遁入更自由的表演世界；但表演也只是一个机会有限的小天地，差一点点她就要放弃；进入更大的好莱坞，依然有种种掣肘。
在出演过2024年Apple TV+的剧集《推定无罪》后，她断定好莱坞不是她该去的地方：
“根本没有真正发挥创意的空间，一切好像都已经定型了。不是某一个导演拥有清晰的目标，所有人往这个方向努力，而是把权力分散在太多人手中，谁都可以提意见，你根本找不到可以追随的对象。也很少有人能去创作想创作的作品，讲个人化的故事。”
她还是更偏爱提尔那样欧洲导演的拍摄方式。导演和演员在拍摄前好几周里，会不断交流，一起深入探索角色和故事，然后就快速拍摄，展开创意和想法。赖因斯夫说，“在这种结构里，你可以拥有自主权。”
她几乎是主动放弃了更“大”的机会，为更多换取一点点自由和自我。她设想过，要是真接到漫威电影的角色，也一定会被开除的。
没有可以容纳自我的空间。在当下这个越来越像后室的古怪世界里，这种感受绝不仅仅存在于好莱坞的名利场。甚至可以说，越是资源有限的圈层里，这种被压抑、被消磨、不自由的感受更加明显。
这时回望几年前《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反而能在朱莉身上找到某种慰藉。
她充满困惑，只能遵从当下的本心，不断反悔，又不断后悔。她换了一个又一个专业，不想要小孩又后悔，辜负了不止一段感情，没有遵循任何被社会认可的、按部就班的模式。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糟糕之处在于，我也知道那些选择不符合世界对我的期待，可是我别无他法，也不打算为之道歉。世界不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可我也不打算按它的模子削掉我的形状。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继续，但我会继续。
《后室》里的克拉克为了求得认可，宁可生活在虚假、扭曲的后室；玛丽佯装坚强，但原生家庭的创伤还是不断闪现，她也无法抵挡住被后室复制、吞噬的结尾。
用尽全身力气，他们要的是外界的一句“你不需要改变”。而几年前，《世界上最糟糕的人》里，朱莉早就用行动摆脱了那种要与世界、与自己和解的执念。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也许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的故事仍在发生，在被世界认可与表达真实自我之间，仍然只有一条崎岖的窄路。是接受与世界无法和解的现实，还是放下抵抗投诚？能不能和朱莉一样坦荡地说一句，无法跟世界和解，那又怎么样？
或许此刻的世界，与《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的2021年不一样了。世界在收紧，有更多“现实”需要考虑，不止社会惯例，不止世俗眼光，不止生存所限。但看见朱莉，看见赖因斯夫，还是会让人至少有一刻想要对自己诚实。
剥离开一切人类社会建制所赋予的规则和意义，追问一句：我，这个大写的“我”，想要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