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母亲得知徐美贤（化名）头部受伤时，女儿的伤口已经缝合。

徐美贤年逾四十，有智力障碍，当时住在韩国仁川江华郡的残障人士照护机构色动院。母亲要求查看监控，弄清女儿受伤的经过，却遭到院方拒绝。她索性把女儿接回家，告诉她，以后再也不用回去了。

离开院舍后，徐美贤才开始讲述自己多年来遭受性侵的经历。她指认的施害者，是负责管理住户日常生活的金姓院长。

从韩国电影《熔炉》揭开残障儿童遭受性侵的黑暗，到色动院案再次震动社会，十余年过去，类似悲剧仍未绝迹。2026年9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色动院院长金某被判处15年监禁。但案件的推进并未让一切尘埃落定：院舍即将关闭，住户却面临新的去处难题。正如电影曾经追问的那样，当本应提供庇护的机构成为伤害的源头，谁来保护那些最难为自己发声的人？



2026年2月19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色动院院长金某接受羁押令审查后离开。（图源：韩国《京乡新闻》）

从一人指控到全院调查

2016年，徐美贤住进了色动院。

这所位于韩国仁川江华郡吉祥面的机构于2008年开设，专门为重度残障人士提供生活照护。随着年岁渐长，母亲已无力全天照料女儿，加之家境窘迫，她只能将徐美贤送进院舍。此后，只要有时间，母亲便会前去探望。

在色动院生活近九年后，徐美贤于2025年2月因头部受伤被母亲接回家。母亲当初为女儿寻找的照护之所，由此成为一场刑事案件的起点。

据徐美贤的代理律师高恩英（音）回忆，院方先带她就医，等伤口缝合后才通知家属。母亲提出查看监控。工作人员说院长不在，无法提供监控；母亲接着问人去了哪里，得到的回答是出差。母亲决定让女儿离开。女儿当时却劝她，只出去透透气就好。

回到家，母亲向女儿保证，不会再把她送回去。就在那晚，她听到了此前不知道的事：院长曾对女儿实施性侵。随后，母亲联系了认识的律师，案件辗转交到了高恩英的手中。

高恩英曾在韩国警方一线侦查部门工作八年。2016年，她通过律师特别招聘进入警队。面对这起案件，经验丰富的她仍感到棘手：徐美贤难以组织完整的长句，只能通过简短的语句和动作讲述自己的遭遇。



2026年9月2日，色动院性侵案受害者代理律师高恩英就法院一审判决发表意见。（图源：韩联社）

高恩英所在的律所披露，团队在启动调查前，便收集了徐美贤的妇科诊疗记录以及认知、心理评估资料，帮助办案人员理解她的表达方式。如何让一个难以完整叙述经历的受害者被听见，成为调查首先要跨越的障碍。

另一个难题，是把这些来之不易的材料交给谁。金某曾在当地福利行业担任多个职务。高恩英担心，当地警方的调查可能受到他的影响，于是将线索提交给首尔警察厅针对女性犯罪侦查组，并建议调查人员寻找离职员工和其他住户，以交叉核实相关指控。

面对调查人员，徐美贤说：“（我）心里很痛，所以来讲讲我的事。”

与此同时，院舍内部也曾讨论过她的离开。《朝鲜日报》披露的会议记录显示，2025年3月18日，人权监督小组讨论了徐美贤头部受伤、家属提出将她接走，却未签署离院文件一事。

同年4月，仁川残障人士反歧视联盟秘书长张钟仁（音）从一名性暴力咨询机构的活动人士处得知，警方正在调查色动院院长。自2007年起，他便参与残障人士权益工作，推动当地改善无障碍出行、支持残障人士在社区自主生活。

张钟仁说，当时外界对案件的调查进展知之甚少。此后，他加入色动院性暴力事件共同对策委员会，担任共同执行委员长，参与推动案件调查及后续应对。

到了6月，人权监督小组的会议记录中，讨论重点仍是徐美贤的离院手续问题，性侵指控并未向其他成员通报。

9月初，张钟仁得知，警方准备搜查色动院，并将13名女性住户暂时转移，与院舍隔离。这些住户日常生活离不开照护，警方因此向残障人士权益团体寻求协助。张钟仁与其他活动人士随即着手安排转移路线、照护人员和后续支援方案。



2026年2月9日，色动院性暴力事件共同对策委员会在院舍外举行抗议集会，要求关闭设施并追究相关责任。（图源：韩联社）

2025年9月24日，警方对色动院展开搜查。调查不再局限于一名离院女性的遭遇，而逐步延伸至其他住户。此后，警方先后对女性和男性住户展开深入访谈，试图厘清院舍内是否还存在其他受害者，以及相关侵害的范围。

被叫作“爸爸”的院长

2021年12月，色动院的一段监控录像记录下这样一幕：一名女性住户跟着一名男子走进办公室，来到房间角落后，伸出手掌。男子拿起鼓槌，一下接一下地抽打她的手。女子疼得向后退缩，男子却步步紧逼，继续挥打。

录像中的男子，正是色动院院长金某。院内一些住户称他为“爸爸”。62岁的金某不仅担任色动院院长，还是运营该院的法人理事长。在院舍之外，他同样身兼多职，包括仁川残障人士福利设施协会会长，以及全国性行业协会和仁川社会福利协议会的理事。

对院内住户而言，金某掌握的远不止日常管理权。他们的饮食起居、外出活动乃至就医，都依赖院方安排。对于缺乏亲属支持、无法独立生活的人来说，离开院舍并非易事。

色动院本馆是一栋四层建筑，女性住户住在二层，男性住户住在三层。走廊和公共区域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夜间也安排了值班人员。然而，这些本应保障住户安全的措施，并未能阻止侵害发生。



2026年2月9日，色动院的一间房间。该机构正因涉嫌发生性侵事件接受警方调查。（图源：韩联社）

一名女性住户回忆，晚上九点熄灯就寝后，金某仍会进入她们的房间。那时，不少女性住户可能已经服药入睡；夜间值班人员有时则在客厅看电视。房间里发生的事情，就这样避开了他人的注意。

更令人恐惧的是，说出遭遇本身可能带来危险。一名受害者回忆，金某曾威胁她，如果把遭遇告诉母亲，就会杀死她。他还告诉她，母亲不会来接她。对另一名住户而言，离开院舍同样意味着失去依靠。调查中，她告诉办案人员，自己没有父母，除了这里，已经无处可去。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伊莎贝尔·格兰特（Isabel Grant）长期研究智力障碍女性遭遇性暴力时面临的法律困境。她说：“生活在机构中的女性，可能可以准确判断出披露遭遇对自己并不安全。”

在格兰特看来，当照护者能够决定住户的日常生活，并掌握她们获取照护与支持的渠道时，受害者很难确信，揭露侵害后，自己仍能获得妥善的照顾和保护。她强调：“提出虐待指控的责任不应落在她们身上。”

色动院并非没有出现过警讯。2021年1月，一名住户被工作人员强行带回房间后，另一名员工听见里面传出击打声和哭声，住户出来时脸已发红，还做出打自己耳光的动作。三个月后，江华郡政府认定事件构成身体虐待，并下达整改命令，但监督并未见效。2021年至2025年，当地警方九次开展例行联合检查，政府另进行五次例行监督检查，结果均未发现虐待迹象。

张钟仁后来核查这起举报事件时发现，除对涉事员工给予较轻的纪律处分外，院方没有采取其他特别措施。他说：“即便有人举报虐待，如果问题没有得到认真、深入的处理，举报也起不了作用。”

在张钟仁看来，监督机制本身亦存在问题。人权监督小组的成员由院长决定，名义上的外部成员中，也有人与院长关系密切，甚至包括色动院的前员工。这样的组成方式使监督者难以真正独立于被监督者。他认为，这个小组“实际上失去了监督功能”。

此后，金某依然继续担任色动院院长。2025年10月23日，仁川残障人士福利设施协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国会议员要求提交相关资料，以及金某是否应暂停协会会长职务等问题。

会上，金某否认媒体的报道，称自己蒙受冤屈，并表示考虑以诬告罪提起反诉。与会者对此意见不一：有人担心，提交资料可能被视为承认相关指控；也有人主张先发表声明，为金某澄清。最终，协会同意金某提出的暂时停职请求，决定待调查结束后再作处理。

2026年2月19日，金某被羁押。直到3月初，色动院董事会才正式通过解除其法人代表职务的决定。



从举报出现到金某被羁押，再到院舍运营法人采取正式的人事措施，相关处置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图源：NEWSIS）

法庭上，她们如何被相信

离开色动院后，徐美贤还要面对另一重质疑：她所讲述的遭遇，可能只是幻觉。

徐美贤曾在色动院服用精神科药物。金某的辩护律师据此质疑，她是否患有精神分裂症，能否分清真实发生的事情与自己的想象。她对时间、日期及部分细节的记忆不够准确，也被辩方用来质疑其陈述的可信度。

对此，高恩英提交了两家大学医院在不同时期出具的诊疗意见。相关医生没有观察到徐美贤存在精神分裂症症状，也认为现有情况不足以据此认定她患有这一疾病。随着庭审推进，认知评估、诊疗记录和身体伤情等材料陆续进入法庭，成为判断相关陈述的重要依据。

2026年5月15日下午，审理此案的法官来到色动院，进行现场勘验。金某的辩护律师此前提出，根据院舍的建筑结构和人员安排，金某不可能有机会实施住户所指控的侵害。他们希望通过核查房间布局、监控摄像头的位置及工作人员的活动范围，证明相关指控存在疑点。



2026年5月15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法官前往色动院进行现场勘验。（图源：NEWSIS）

在院长办公室，辩护律师指出，办公室前后都安装了摄像头，金某不可能明知自己处于监控之下，仍实施侵害。检方则指出，摄像头之间存在无法覆盖的区域。受害者一方的律师补充说，家属曾要求查看监控录像，却遭到院方拒绝。

随后，一行人来到被指认的厕所附近。厕所对面摆着一张供值班人员使用的椅子。辩方认为，既然有人在此值守，相关侵害便难以发生。检方则回应，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事发时值班人员确实在岗并认真履行职责。法官走到椅子旁，亲自坐了下来，查看现场的实际情况。

三天后，法庭听取受害者陈述分析人员的意见。辩方指出，一名住户先前称自己看到过很多次，后来又说只有两三次，认为其说法存在矛盾。分析人员解释，反复回答涉及伤害经历的问题会给住户带来压力，随着询问持续进行，她可能逐渐不愿再作答。

尽管表达受限，几名受害者仍提供了不少细节。有人记得，金某拖着拖鞋走近时，自己听到鞋底摩擦地面的声音，便知道他来了；有人记得，金某个子很高，比自己高出一个头；还有人解释，尽管房间里光线昏暗，但门上方亮着应急灯，因此能够认出进入房间的人。这些看似零碎的记忆，成为法院判断受害者陈述可信度时考量的因素。

张钟仁介绍，在深入调查中，19名住户通过语言、身体动作、眨眼等方式表达了遭受虐待的经历。而根据公开报道，对金某的起诉仅涉及三名女性遭受性侵的指控，以及对另一名住户实施身体暴力的指控。

在他看来，尽管警方安排了陈述辅助人员和专门警员，却没有事先留出足够时间与住户接触、建立信任。对于这些住户而言，面对一群陌生人、不断听取问题并被要求作答，本身就是一种压力。

“对于经历过虐待的残障人士来说，要讲述自己的受害经历和痛苦，本身就非常困难。如果还要向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说出这些经历，就更加困难。”张钟仁认为，每人约一小时的问答时间远远不够。

7月24日，案件迎来一审最后一次庭审。住户一方律师回顾了这段漫长的陈述过程：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受害者们接受警方询问并出庭作证，合计七次。按照律师的总结，她们对核心经历的讲述始终一致。

检方则将此案定性为发生在封闭式居住设施中的权力型性犯罪，请求法院判处金某有期徒刑20年。金某在最后陈述中仍然否认性侵指控，只对自己所称的“体罚”表达悔意，并请求法院从轻处罚。

张钟仁当天到庭旁听。他说，令他难以忘怀的是金某在庭上的从容。他记得，金某有时会用凶狠的目光盯着旁听席上的共同对策委员会成员。“他身上看不到丝毫反省或悔意，让我非常愤怒。”

9月2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金某有期徒刑15年，并附加就业限制及出狱后的保护观察。法院认为，住户的陈述具有可信度，不接受金某关于她们受到暗示、编造经历的辩解。判决还认定了其他暴力行为，包括金某向一名拒绝性侵的女性投掷玻璃杯致其受伤，以及用鼓槌反复击打一名住户的手掌。

英国肯特大学荣誉教授米歇尔·麦卡锡（Michelle McCarthy）长期研究智力障碍女性遭受暴力的问题。她表示：“这些智力障碍女性讲述自己的遭遇时，她们被相信了。这很让人感到鼓舞，因为这并不是理所当然会发生的。”

在麦卡锡看来，以精神疾病为由质疑受害者的可信度，是此类案件中反复出现的问题。对智力障碍女性而言，如何表达经历、如何让他人理解自己的陈述，往往会成为寻求司法救济的一道额外障碍。

不过，三名女性所涉指控并未得到完全相同的法律认定。其中一名女性遭受的部分侵害，被法院认定违反《残障人士福利法》，但相应的强奸指控未获支持。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金某实施了符合该项强奸罪构成要件的暴力或胁迫。

张钟仁也参加了当天的宣判。他表示，这部分判决最让他难以接受。在他看来，住户长期生活在封闭院舍中，面对掌握其日常照护的院长，可能逐渐形成反抗也无济于事的认知。

“即使加害者没有使用暴力或威胁，受害女性也常常处于无法拒绝的境地。”张钟仁认为，判决没有充分考虑这种权力不平等。



2026年9月2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外，色动院性暴力事件共同对策委员会活动人士就一审判决发表意见。（图源：News1）

金某和检方随后均对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徐美贤的母亲则向媒体表达了感谢。对她而言，女儿的讲述终于被听见，金某也因此受到惩罚。

关闭院舍之后

色动院事件曝光后，一部曾轰动韩国的电影再次被提起——《熔炉》。

2011年9月上映的《熔炉》取材于韩国光州仁和学校性侵案。影片中，一名新来的教师逐渐发现，侵害听障学生的正是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电影吸引超过460万人次走进影院，让这起被忽视的案件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电影上映一个多月后，韩国国会的会议室里堆满装有联署签名的箱子。同年10月28日，国会通过被称为“熔炉法”的修法，取消对13岁以下女童及身心障碍女性实施强奸、准强奸犯罪的追诉时效，加重对残障人士保护机构负责人、工作人员实施性犯罪的处罚。

然而，时隔十多年，色动院的检查记录与住户的真实遭遇之间，依然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缝。

2021年，江华郡政府已因工作人员虐待住户向色动院下达整改命令，此后数年的检查结果却均被记录为“无异常”。直到徐美贤被母亲接回家，院舍内的性侵指控才逐渐浮出水面。

2026年3月23日，江华郡政府对色动院作出关闭的行政处分。但院舍并未立即关门。为避免住户在搬迁过程中失去必要照护，郡政府设置了宽限期，等待他们转往其他设施、回归家庭或进入社区生活。

离开色动院后，徐美贤不再需要按照院舍的时间吃饭、睡觉，可以自己决定日常生活。被问及离开后的最大变化时，她说：“（我感到）平静，每天都很开心。”她希望从此与金某彻底断开联系。

但并非所有住户都能如此顺利地离开。共同对策委员会指出，色动院登记的33名住户中，有19人来自曾发生过虐待事件的其他设施。

2025年12月，张钟仁在色动院认出两张熟悉的面孔——他们曾住在仁川灵兴岛的向日葵残障人士居住设施。约十年前，该设施发生了两名住户死亡事件，随后关闭。当时，参与相关调查的张钟仁和其他活动人士主张，关闭设施的同时，也应为住户提供支持，帮助他们进入社区、自主生活。但仁川市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两人后来被送往色动院。

据张钟仁介绍，两人在色动院再次遭受虐待。重逢时，他感到愧疚：如果当年再努力一些，继续向仁川市争取，他们是否就能拥有不同的人生？

然而，两名住户见到他时，却显得十分高兴。“尽管已经过去十年，他们仍然认出了我，十分高兴地向我打招呼。我始终忘不了其中一位住户满脸笑容、与我握手时的样子。”张钟仁说。

2026年6月15日，三名住户搬出色动院，开始社区生活。张钟仁说，他一直记得他们离开的那一天。一名住户走进今后居住的房间，脸上露出了开心的表情。他向张钟仁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又展示喜欢的画和玩具。



2026年6月，一名自2020年起居住在色动院的男性住户搬离院舍，在新家整理行李。（图源：韩国《时事IN》）

“这些看似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小事，对他来说却如此特别。”张钟仁不禁想到，对方究竟盼望这样的生活多久了；过去被困在机构里时，又经历了多少艰难和痛苦。“当时我心里涌起了许多复杂的情绪。”

仁川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全智惠（音）也讲述了一名她曾接触过的离院者。搬进新建公寓后，对方兴奋地发现，自己的房子竟然有三个房间：“一间用来打游戏，一间用来晾衣服，还有一间是卧室。”

在全智惠看来，支持性住房不仅提供住所，也配备社会工作者等支持人员。通常每四名残障人士配备一名协调员；对有需要的重度残障人士，还会另行安排活动支援人员。但维持这些服务需要持续投入，预算仍是当地政府的一项难题。

张钟仁在色动院重逢的两名旧识，也走向了不同的生活：一人于2026年9月入住仁川市的支持性住房，开始社区生活；另一人则因家属反对，至今仍留在色动院。

谈到住户意愿与服务人员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全智惠强调：“原则上应当尊重住户本人的意愿。”在她看来，成年残障人士同样能够通过眼神、手势和声音表达自己的想法。支持者需要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并努力寻找彼此能够理解的沟通方式，而不是因为交流困难，就替他们作出决定。

从6月起，相关团体在仁川市政府前持续抗议，要求落实住房和生活支持。经过72天的行动，他们最终获得承诺：为色动院33名住户提供自主生活支持，并建立民间团体与政府之间的协商机制。

全智惠说，据她了解，色动院仍有10名住户等待搬离。当地已落实相关住房房源，并计划向每人发放1000万韩元的自立定居补助金。

但她认为，仁川市虽然承诺为全体住户提供自主生活支持，实际推进仍不够积极。“有关部门一直只是回答说，还在调查住户们的意愿。”她希望住户能够尽快搬进自己想要的房子，与值得信赖的人交往、共同生活。

已经离开色动院的人，也在等待下一步的安排。张钟仁表示，大部分女性住户仍住在性暴力受害者庇护所。这类保护设施为受害者提供食宿和心理咨询，并协助她们获得医疗、法律及自主生活支持。

目前，张钟仁正与仁川市、江华郡共同制定住户的自主生活支持计划，并推动落实相关预算。他希望，最迟到2027年6月，色动院全部33名住户都能在社区中开始自主生活。



2026年5月14日，色动院部分住户在首尔一所残障人士夜校参加绘画课。（图源：韩国《时事IN》）

“我想说的是，不应该让公众的注意力就这样转移。”英国学者麦卡锡提到，这些人被送进机构、远离社区之后，很容易从社会视野中消失。

“真正需要关注的，不只是重大丑闻曝光后的短暂震动，还有事件平息之后，他们每天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麦卡锡说，“当事件平息后，社会仍然应当追问：他们是怎样生活的？我们能做些什么，让他们更多地融入社会？”

作者：朱若晚 朱佳仪

编辑：漆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