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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中心的“口袋”被集体打包的尊严——56岁逃离中国15/42集
2008年8月1日，我如往常般排在全国人大那冰冷的接待窗口前。我手中攥着的，是数年来沉重的维权材料；我心中期盼的，是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能给出的哪怕一丝回响。然而，在那张名为“法律监督”的桌子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一场精心布置的“口袋”陷阱。
在那些“皇族”眼中，我们这些寻求正义的劳动者，不过是需要被迅速清理掉的货物。
填完表单的那一刻，命运的齿轮开始加速转动。我们被集体“打包”，像牲口一样塞进了前往北京接济管理中心的巴士。我被强行划分到四川区域，从此坠入了一个未知的深渊。
四川驻京办的工作人员用那张充满欺骗性的嘴脸，许下了“立刻协调解决”的虚假承诺，转头便将我带进驻京办那昏暗、发霉的地下室囚室。在那里，我与世隔绝，所有的投诉与控告都被这堵厚厚的墙壁彻底隔绝。
这是一场跨越千里的“程序性凌迟”。
第二天下午，我被强行拖上开往成都的火车。整整二十六个小时，我如同被捆绑的牲口，在毫无尊严的囚禁中，仅靠一盒方便面果腹。抵达成都后，折磨升级了。阆中信访局局长王杰元带着同伙，在阆中驻成都办事处对我进行了整整一夜的轮番羞辱与折磨。那些尖酸刻薄的言语攻击，是这个官僚体系在肉体囚禁之外，对“奴隶”尊严最恶毒的践踏。
最令人绝望的，是他们对我身份权的公然剥夺。
回到阆中后，当地警察不仅收回了我合法办理的身份证（登记名为冯少波），更强行迁移了我的户口。即便七里街道派出所已在《请示》中明确指出我处于“两地无户口”的行政真空状态，他们依然选择视而不见。
他们甚至亲手炮制了一个荒谬的罪名——“冒用身份证”，以此为由将我非法拘留整整七天。这不再是简单的办事不力，而是一场由地方势力主导的、有预谋的打击报复。这种横行霸道的权力寻租，让我在维权的死胡同里彻底领略了司法黑暗的极致。
事后，我只能自己花钱返回北京市继续控告举报，然后再返回广东省。
从那一刻起，四川的官僚体系与广东的剥削者合流，构成了那张密不透风的“一丘之貉”的网。
何大才
2026年6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