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典型的以大米为主食的地区，我们用大米蒸干饭，熬稀饭，蛋炒饭，把头天晚上剩下的米饭，加上水,蔬菜，再调以盐和猪油，煮成的饭叫“烫饭”，是多数家庭的早餐。面食对于我们来说，是大清早顶着薄雾，去单位食堂买几个现成的馒头，或者是周末，去街角面店买做好的切面，大家对面粉这东西，既印象模糊，也缺乏手艺。

    到了七十年代初，粮店的供应政策变了，开始按比例搭售20%的面粉。面对这突变，家家都有点都有手足无措，除了做简单的疙瘩汤，再就是拿到作坊轧成挂面，无奈谁也变不出新花样，只能看着一包包面粉发愁。我们的忧虑，却是隔壁一个生产队挂面作坊的喜悦，以前那里除了农村人稀稀拉拉去轧面，生意一直很清淡，现在却日夜机器轰鸣，顾客络绎不绝。

   老天爷可能也怜悯我们的无助，给我们送来帮手，一位河南老太太远道而来到我们的院子。 老太太是来看她大儿子的。她的大儿子和另外三个年轻人合住在我们院里一间房子里，他是老太太丈夫的前妻所生。抗战时期，老太太曾随丈夫孩子来这避难住过好多年，抗战胜利后回到河南老家，但是因母子两的关系有些微妙，大儿子选择留在这里。

   这次老太太千里迢迢赶过来，名义上的理由十分正当，老家的二儿子要结婚了。可按照老一辈的规矩，当弟弟的不应比哥哥先跨入婚姻殿堂。所以，她这趟来是要给大儿子尽快说上一门亲事，等大儿子的婚事有了眉目，二儿子的婚礼才能顺理成章地操办。

   那位大儿子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平日里话极少，但对院里的大人小孩都礼貌有加。他对这位后妈虽然客客气气，面面俱到，但眼神里的冷淡和疏离，明眼人一眼就能瞧出来。按说这大儿子条件真不赖，身材魁梧高大，浓眉大眼，透着一股北方汉子的英气。可能是因为性格太内向、太木讷，到了该娶妻的年龄却一直没谈上对象。

   老太太是个极其通晓世故的人，在我们院里住下的那几个月里，逢人就笑，嘴甜手勤，很快就和院子里的阿姨们打成了一片。人心都是肉长的，阿姨们见老太太整天为了大儿子的婚事操心，一位热心的阿姨便动了恻隐之心，张罗着为大儿子介绍了一位姑娘。大儿子虽然木讷，但姑娘也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看重他的稳重与踏实，两个人来往了没几次，感情突飞猛进，很快两位年轻人就把婚事给定下来了，老太太自然满意而归。

    除了帮大儿子说成这门亲事，老太太在我们院子里做的另一件大事，至今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香气盈怀。

    当时，看到全院的人家都在为家里堆积的面粉犯难，老太太忍不住乐了。她用一口地道的河南腔对大家说：“这有什么好愁的！你们可以蒸馒头、包包子、拧花卷、包饺子呀！”大伙儿听了直摇手：“冯奶奶，除了做疙瘩汤，我们啥都不会做。”老太太爽朗地说：“这有什么难的！我来教你们，保证一学就会！” 然后，我们就亲眼见识到了河南老奶奶的神奇手艺。只见她摆好案板，系上围裙，合面，加老面发酵，揉面，一双粗大的手却灵巧地将一个个毫无生气的面团，变成花纹精致的包子，花卷，弥勒佛一样可爱的馒头，掀开蒸笼那一刻，蒸汽缭绕中，馒头白白胖胖，让人忍不住想摸一把；包子馅大皮薄，咬一口鲜汁四溢；花卷，层层叠叠，翠绿的葱花夹杂在洁白的面皮之间，油光水滑，葱香扑鼻，让人光看一眼就直流口水。这工夫，一下就把全院子的人镇住了，拜师求艺的热情如蒸笼的蒸气般高涨。

  因为没有做面食的传统，家家根本没有像样的大案板。为了做面点，大家卸下柜门，擦洗干净，架在院子中央，七八块案板前，站着摩拳擦掌准备学艺的妈妈和女儿们。老太太站在中间，成了全院子的“面点导师”，我们各自站在自家的案板前，聚精会神地听老太太一边口授秘诀，一边示范。在她的指导下，一堆堆面粉被我们按压、揉搓，变成了光滑弹润的面团。她教我们怎么用老面（面酵子）来做发酵引子，怎么掌握面团发酵的程度，怎么兑用碱水，如何用擀面杖擀出中间厚、边缘薄的包子皮；怎么在面皮上抹油、撒盐、撒葱花，然后卷起来，拧出漂亮如花朵一般的花卷……

    那些日子，院子里每天都弥漫着浓郁而纯粹的面香味。阳光下，面粉扬起一层细细的薄雾。揉面时面板发出的吱吱声、蒸锅的蒸汽升腾声，以及我们学会新手艺后惊喜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成了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最动人、最温暖的一幅人间烟火图。我后来在海外敢斗胆为孩子们包包子，饺子，蒸馒头，就是得益于冯奶奶为我打下的童子功。

   几十年转瞬即逝，那个院子里的人们早已搬迁散落各方，但每当我闻到香气四溢的包子，或是看到白白胖胖的馒头时，眼前总会浮现出七十年代初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位河南老太太站在一圈柜门做的案板前，耐心地教着一群习惯吃米饭的南方人，如何将日子揉捏得香甜而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