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个超级“大学霸”。此人叫 Jamie Beaton，新西兰人，今年只有31岁，却已经拿了12个亮眼的学位，而且还在继续拿。《纽约时报》的标题很抓眼球：照这个速度下去，他可能成为世界上受教育最多的人。
这话还真不是完全开玩笑。目前有一个叫 Benjamin Bolger 的美国人，50岁已经拿了16个学位；另一个叫 Michael Nicholson 的老人更厉害，一辈子拿了30多个。Beaton才31岁，已经12个，而且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照这个速度确实很有希望后来居上。
看看他的学历，确实也挺吓人。他2016年从哈佛大学毕业，成绩是 magna cum laude（极优等生），同时还拿了一个应用数学硕士。后来又读了斯坦福MBA、耶鲁法学院J.D.，然后以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身份到牛津大学读公共政策博士。光是哈佛、斯坦福、耶鲁、牛津这几个名字摆出来，已经足够耀眼了。
但他没有停下来。后来又陆续拿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育创业硕士、斯坦福的教育技术硕士、普林斯顿的金融硕士、康奈尔的医疗政策与经济学硕士、达特茅斯的实施科学硕士、伦敦国王学院的战争研究硕士，以及清华大学的全球事务硕士。现在又在布朗大学读数据科学硕士。美国的顶尖的名校基本上他走了一遍，就这么牛！
当然，这12个学位不能简单地按个数计算，因为含金量不一样。哈佛本科、斯坦福MBA、耶鲁法学院和牛津博士，都是实打实的高含金量学位，都需要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他后来的一些硕士就不完全一样了，有些可以远程上课，有些是为在职人士设计的，时间也比较短。比如达特茅斯的实施科学硕士完全可以在线完成，最快9个月就能毕业。所以同样叫一个“硕士”，含金量并不完全一样。
问题是，一个人为什么要热衷拿这么多学位？Beaton自己的解释是，前几个学位主要为了学习知识和技能，后来的则更多出于自己的兴趣和好奇心。这当然可能是真的。他确实非常喜欢读书，也非常喜欢上学，尤其是拿名校学位。不过，当我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以后，突然觉得这些学位还有另外一层价值，那就是名校的金色包装。
Beaton是Crimson Education（睿深教育）的创始人和CEO。这家公司的应该是留学中介，主要业务就是帮助学生申请世界顶尖大学，特别是美国的常春藤、斯坦福、MIT，以及英国的牛津、剑桥。虽然他的业务遍及世界，我相信很多客户应该是中国人，因为中国是过去20年来的留学大户，下来应该是印度，韩国，香港，新加坡这些国家和地区。
这门生意可不小。《纽约时报》报道，Crimson现在大约有1,200名全职员工，Beaton称公司已经帮助大约1万名学生，其中2,000多人进入了常春藤、斯坦福或者MIT。公司估值已经超过6亿美元。一个家庭参加它的多年申请规划项目，收费可以从3万美元一直到20万美元。
这就有些看头了。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家长，准备花几十万美元把孩子送到美国读书，现在要找人帮助孩子申请哈佛、耶鲁或者普林斯顿。坐在你面前的这个人自己先后读过哈佛、斯坦福、耶鲁、牛津、普林斯顿、康奈尔、达特茅斯、清华…… 由他帮助你的孩子进入哈耶普，你还会怀疑吗？这张履历本身就是活广告。
事实上，《纽约时报》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不断拿学位，到底只是兴趣，还是也有为自己公司营销的作用？Beaton当然否认这只是营销。不过不管他的主观动机是什么，客观效果却摆在那里：他每多拿一个世界名校的学位，自己的招牌就又亮了一点。
帮助中国学生申请美国名校，过去二十多年一直是一门非常赚钱的生意，现在恐怕也还是。我对这个行业有些了解，朋友就有干这一行的。很多年前，上海有一家很有名的高端留学咨询公司叫拓思教育（Taurus Education）。其中一位创办人叫 Brian Ong，马来西亚华裔，耶鲁本科毕业，后来又拿了斯坦福硕士。
他显然很早就看准了中国这个市场，并且抓住了它。他的招牌就是耶鲁和斯坦福。
当年据上海的留学家长说，这家公司每年只收几十名学生，一个学生的全套服务收费可以达到35万元人民币，甚至更高。当时听到这个数字，我真是有点惊掉下巴的感觉。而且不是你有钱就一定收，他还要挑学霸学生。公开报道显示，拓思2012年以后收费已经达到每名学生1.5万至3.2万美元，在十几年前这已经是相当惊人的数字。
中国父母在孩子教育上舍得花钱，这是众所周知的，有时候到了让美国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尤其是独生子女那一代，一个家庭就这么一个孩子。父母自己可以不换车、不旅游，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但是只要认为对孩子教育有用，几十万也舍得拿出来。也有些父母，当年自己想出国没有走成，今天想让孩子出国来完成自己的出国梦。
而且这些家庭并不一定都是潘石屹那样的亿万富翁。很多就是上海、深圳、北京等大城市里的中产和中上阶层，父母可能在银行、证券公司工作，大概就是收入比较高的工薪阶层。
有些家庭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准备。英语班、国际学校、SAT、夏令营、竞赛、科研、社会活动，一路都是烧钱。到了高中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再花几十万元找一个名校毕业的顾问，在这些家长看来不过是最后再推一把，咬咬牙，把钱花在孩子的起跑线上，感觉这钱花得值。
中国学生有一个美国学生没有的最大困难，那就是英语。在AI出现以前，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国孩子，即使托福、SAT考得不错，要用地道的英语写出一篇既有个人特点、又符合美国大学招生口味的申请作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会写作的英语母语者帮助解决这个难关。而且，英语只是第一关，更难的是了解美国大学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学生，怎样写自己的经历，怎样安排课外活动，怎样让整个申请材料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这就给留学顾问们留下了巨大的市场和想象空间。不管哪个中介，每年只要有几个学生进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第二年马上就成了最好的广告：“今年我们又有多少个学生进入常春藤。”如果顾问自己还有哈佛、耶鲁或者斯坦福毕业的光环，那就更有说服力了。
其实，申请材料的“包装”也有很大的灰色地带。我相信能够进入美国顶尖大学的中国学生中有很多确实非常优秀。但是中国留学中介这个行业，鱼龙混杂，也出现了不少令人怀疑的东西。比如一个高中生突然跟着某个大学教授做了一项很像样的研究，甚至还发表了一篇论文。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已经开始做研究生水平的科研，实际上很多所谓科研项目背后都是家长花钱购买的机会，学生究竟做了多少，很难说。
我认识的几个在美国大学里做科研的人就做过这样的事情，他们带着某个中国孩子在暑期完成某个项目。这些孩子确实在那里报了到，走了一圈，干了零碎活，但更多只是有了一段可以写进大学申请表的经历。而这些带他们的研究室工作人员，大都也是华人，也都是中介公司通过各种渠道所建立的关系，这些带学生的研究人员当然也会得到一些报酬。
很多中介，尤其是低端的，各种做法更是五花八门。比如代写论文、虚构科研贡献、伪造奖项和活动，这些情况已经不是“包装”，而是造假了。当然，这些问题属于整个升学咨询行业，不能因为Beaton经营Crimson，就说Crimson也在这样做。
现在AI来了，这碗饭恐怕不像以前那么好吃了。或者说，干这一行的门槛大大降低了。过去需要一个会母语的会写作的外国人，现在找一个会说故事、会用AI的人就可以了。过去一个中国学生花很多钱请顾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会写英文申请作文，也不了解美国大学的申请规则。现在这些事情AI已经可以帮助完成相当大一部分。孩子完全可以先用中文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AI帮助整理，再写成英文，一遍一遍修改。
选学校、比较专业、准备面试、修改文书，AI的能力也能超过大多数的留学顾问。所以难怪做这一行的更多的是一些学生的家长，过去被别人服务过，现在掌握了门道，又过来服务别人，收取巨额的费用。而且从事这个行业的打工人，还有很多也是留学回去的海归。他们在这个路上已经走了一遍，回国后投入这个行业得心应手，而且这是一个挣钱很多的行业。
当然，Crimson这样的公司已经生意做得更超前一些。他们不是等你十二年级才来帮你写作文，而是从九年级甚至更早就开始帮你规划规划，比如参加什么竞赛，做什么科研，搞什么社会活动，怎样培养所谓的“领导力”，几年以后再把这些东西组成一套漂亮的申请材料。AI暂时还很难完全代替这种长期规划。
当然，现在美国的大环境对国际学生已经没有前些年那么有吸引力了。过去这几年，美国国际学生申请和入学不断面临签证、政策不确定性等问题。英国文化协会今年的分析也发现，美国国际学生人数正在下降，其中中国和印度受到的影响尤其明显。越来越多中国家庭开始把香港、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大学也列入选择范围。那些地方的申请，大都不像美国这边需要各种申请作文，它们看重的是学术成绩，比如GPA和标准化考试。有些大学，比如加拿大的大学，可以直接使用高考的成绩。这东西是很难造假的。
不过，美国高等教育毕竟底层深厚，仍然拥有很强的吸引力。只要环境允许，我相信还会有很多中国家长喜欢让孩子来美国学习。所以帮助他们申请名校的生意也不会消失，只是做法可能会改变。
说到底，Jamie Beaton确实非常聪明，也确实非常能读书。但他这12个学位还有一个普通人无法比的功能，因为别人多拿一个学位，可能只是简历上多了一行说明。而他多拿一个学位，却可能让自己的公司招牌又增值很多。他自己就是公司留学业务的标杆和广告。
所以对他来说，多读几个学位，就意味着多挣很多钱。何乐而不为！
2026.9.19 于美国
手握12名校学位：学霸背后的“大生意”
远远的雾 (2026-09-19 06:30:29) 评论 (0)前几天《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个超级“大学霸”。此人叫 Jamie Beaton，新西兰人，今年只有31岁，却已经拿了12个亮眼的学位，而且还在继续拿。《纽约时报》的标题很抓眼球：照这个速度下去，他可能成为世界上受教育最多的人。
这话还真不是完全开玩笑。目前有一个叫 Benjamin Bolger 的美国人，50岁已经拿了16个学位；另一个叫 Michael Nicholson 的老人更厉害，一辈子拿了30多个。Beaton才31岁，已经12个，而且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照这个速度确实很有希望后来居上。
看看他的学历，确实也挺吓人。他2016年从哈佛大学毕业，成绩是 magna cum laude（极优等生），同时还拿了一个应用数学硕士。后来又读了斯坦福MBA、耶鲁法学院J.D.，然后以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身份到牛津大学读公共政策博士。光是哈佛、斯坦福、耶鲁、牛津这几个名字摆出来，已经足够耀眼了。
但他没有停下来。后来又陆续拿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育创业硕士、斯坦福的教育技术硕士、普林斯顿的金融硕士、康奈尔的医疗政策与经济学硕士、达特茅斯的实施科学硕士、伦敦国王学院的战争研究硕士，以及清华大学的全球事务硕士。现在又在布朗大学读数据科学硕士。美国的顶尖的名校基本上他走了一遍，就这么牛！
当然，这12个学位不能简单地按个数计算，因为含金量不一样。哈佛本科、斯坦福MBA、耶鲁法学院和牛津博士，都是实打实的高含金量学位，都需要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他后来的一些硕士就不完全一样了，有些可以远程上课，有些是为在职人士设计的，时间也比较短。比如达特茅斯的实施科学硕士完全可以在线完成，最快9个月就能毕业。所以同样叫一个“硕士”，含金量并不完全一样。
问题是，一个人为什么要热衷拿这么多学位？Beaton自己的解释是，前几个学位主要为了学习知识和技能，后来的则更多出于自己的兴趣和好奇心。这当然可能是真的。他确实非常喜欢读书，也非常喜欢上学，尤其是拿名校学位。不过，当我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以后，突然觉得这些学位还有另外一层价值，那就是名校的金色包装。
Beaton是Crimson Education（睿深教育）的创始人和CEO。这家公司的应该是留学中介，主要业务就是帮助学生申请世界顶尖大学，特别是美国的常春藤、斯坦福、MIT，以及英国的牛津、剑桥。虽然他的业务遍及世界，我相信很多客户应该是中国人，因为中国是过去20年来的留学大户，下来应该是印度，韩国，香港，新加坡这些国家和地区。
这门生意可不小。《纽约时报》报道，Crimson现在大约有1,200名全职员工，Beaton称公司已经帮助大约1万名学生，其中2,000多人进入了常春藤、斯坦福或者MIT。公司估值已经超过6亿美元。一个家庭参加它的多年申请规划项目，收费可以从3万美元一直到20万美元。
这就有些看头了。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中国家长，准备花几十万美元把孩子送到美国读书，现在要找人帮助孩子申请哈佛、耶鲁或者普林斯顿。坐在你面前的这个人自己先后读过哈佛、斯坦福、耶鲁、牛津、普林斯顿、康奈尔、达特茅斯、清华…… 由他帮助你的孩子进入哈耶普，你还会怀疑吗？这张履历本身就是活广告。
事实上，《纽约时报》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不断拿学位，到底只是兴趣，还是也有为自己公司营销的作用？Beaton当然否认这只是营销。不过不管他的主观动机是什么，客观效果却摆在那里：他每多拿一个世界名校的学位，自己的招牌就又亮了一点。
帮助中国学生申请美国名校，过去二十多年一直是一门非常赚钱的生意，现在恐怕也还是。我对这个行业有些了解，朋友就有干这一行的。很多年前，上海有一家很有名的高端留学咨询公司叫拓思教育（Taurus Education）。其中一位创办人叫 Brian Ong，马来西亚华裔，耶鲁本科毕业，后来又拿了斯坦福硕士。
他显然很早就看准了中国这个市场，并且抓住了它。他的招牌就是耶鲁和斯坦福。
当年据上海的留学家长说，这家公司每年只收几十名学生，一个学生的全套服务收费可以达到35万元人民币，甚至更高。当时听到这个数字，我真是有点惊掉下巴的感觉。而且不是你有钱就一定收，他还要挑学霸学生。公开报道显示，拓思2012年以后收费已经达到每名学生1.5万至3.2万美元，在十几年前这已经是相当惊人的数字。
中国父母在孩子教育上舍得花钱，这是众所周知的，有时候到了让美国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尤其是独生子女那一代，一个家庭就这么一个孩子。父母自己可以不换车、不旅游，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但是只要认为对孩子教育有用，几十万也舍得拿出来。也有些父母，当年自己想出国没有走成，今天想让孩子出国来完成自己的出国梦。
而且这些家庭并不一定都是潘石屹那样的亿万富翁。很多就是上海、深圳、北京等大城市里的中产和中上阶层，父母可能在银行、证券公司工作，大概就是收入比较高的工薪阶层。
有些家庭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准备。英语班、国际学校、SAT、夏令营、竞赛、科研、社会活动，一路都是烧钱。到了高中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再花几十万元找一个名校毕业的顾问，在这些家长看来不过是最后再推一把，咬咬牙，把钱花在孩子的起跑线上，感觉这钱花得值。
中国学生有一个美国学生没有的最大困难，那就是英语。在AI出现以前，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国孩子，即使托福、SAT考得不错，要用地道的英语写出一篇既有个人特点、又符合美国大学招生口味的申请作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会写作的英语母语者帮助解决这个难关。而且，英语只是第一关，更难的是了解美国大学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学生，怎样写自己的经历，怎样安排课外活动，怎样让整个申请材料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这就给留学顾问们留下了巨大的市场和想象空间。不管哪个中介，每年只要有几个学生进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第二年马上就成了最好的广告：“今年我们又有多少个学生进入常春藤。”如果顾问自己还有哈佛、耶鲁或者斯坦福毕业的光环，那就更有说服力了。
其实，申请材料的“包装”也有很大的灰色地带。我相信能够进入美国顶尖大学的中国学生中有很多确实非常优秀。但是中国留学中介这个行业，鱼龙混杂，也出现了不少令人怀疑的东西。比如一个高中生突然跟着某个大学教授做了一项很像样的研究，甚至还发表了一篇论文。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已经开始做研究生水平的科研，实际上很多所谓科研项目背后都是家长花钱购买的机会，学生究竟做了多少，很难说。
我认识的几个在美国大学里做科研的人就做过这样的事情，他们带着某个中国孩子在暑期完成某个项目。这些孩子确实在那里报了到，走了一圈，干了零碎活，但更多只是有了一段可以写进大学申请表的经历。而这些带他们的研究室工作人员，大都也是华人，也都是中介公司通过各种渠道所建立的关系，这些带学生的研究人员当然也会得到一些报酬。
很多中介，尤其是低端的，各种做法更是五花八门。比如代写论文、虚构科研贡献、伪造奖项和活动，这些情况已经不是“包装”，而是造假了。当然，这些问题属于整个升学咨询行业，不能因为Beaton经营Crimson，就说Crimson也在这样做。
现在AI来了，这碗饭恐怕不像以前那么好吃了。或者说，干这一行的门槛大大降低了。过去需要一个会母语的会写作的外国人，现在找一个会说故事、会用AI的人就可以了。过去一个中国学生花很多钱请顾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会写英文申请作文，也不了解美国大学的申请规则。现在这些事情AI已经可以帮助完成相当大一部分。孩子完全可以先用中文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AI帮助整理，再写成英文，一遍一遍修改。
选学校、比较专业、准备面试、修改文书，AI的能力也能超过大多数的留学顾问。所以难怪做这一行的更多的是一些学生的家长，过去被别人服务过，现在掌握了门道，又过来服务别人，收取巨额的费用。而且从事这个行业的打工人，还有很多也是留学回去的海归。他们在这个路上已经走了一遍，回国后投入这个行业得心应手，而且这是一个挣钱很多的行业。
当然，Crimson这样的公司已经生意做得更超前一些。他们不是等你十二年级才来帮你写作文，而是从九年级甚至更早就开始帮你规划规划，比如参加什么竞赛，做什么科研，搞什么社会活动，怎样培养所谓的“领导力”，几年以后再把这些东西组成一套漂亮的申请材料。AI暂时还很难完全代替这种长期规划。
当然，现在美国的大环境对国际学生已经没有前些年那么有吸引力了。过去这几年，美国国际学生申请和入学不断面临签证、政策不确定性等问题。英国文化协会今年的分析也发现，美国国际学生人数正在下降，其中中国和印度受到的影响尤其明显。越来越多中国家庭开始把香港、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大学也列入选择范围。那些地方的申请，大都不像美国这边需要各种申请作文，它们看重的是学术成绩，比如GPA和标准化考试。有些大学，比如加拿大的大学，可以直接使用高考的成绩。这东西是很难造假的。
不过，美国高等教育毕竟底层深厚，仍然拥有很强的吸引力。只要环境允许，我相信还会有很多中国家长喜欢让孩子来美国学习。所以帮助他们申请名校的生意也不会消失，只是做法可能会改变。
说到底，Jamie Beaton确实非常聪明，也确实非常能读书。但他这12个学位还有一个普通人无法比的功能，因为别人多拿一个学位，可能只是简历上多了一行说明。而他多拿一个学位，却可能让自己的公司招牌又增值很多。他自己就是公司留学业务的标杆和广告。
所以对他来说，多读几个学位，就意味着多挣很多钱。何乐而不为！
2026.9.19 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