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特·弗雷弗特 图/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
羞辱不是什么新鲜事，不断变化的是它的舞台。德国历史学家、“莱布尼茨奖”得主乌特·弗雷弗特（Ute Frevert）认为，羞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无处不在，“每一个羞辱平台都需要围观者”，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围观者、审判者或者被羞辱的对象。
在《羞辱政治：一部近现代史》（2026年7月出版中译本）一书中，弗雷弗特回溯了过去250年间，羞辱如何从广场上的耻辱柱和颈手枷，一路演变为报纸头条、电视画面，乃至今天社交媒体上24小时不停歇的“云审判”。
弗雷弗特的人生是一部微缩的战后德国史。1954年，她生于西德，祖父和外祖父都曾是纳粹分子，母亲却是社会民主党的选民；她经历了1968年学生运动的代际冲突，目睹了时任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的惊人一跪——48%的西德人认为这一姿态夸张失当，但弗雷弗特深爱此举，她拥护西德与波兰和苏联和解的政策，并认为勃兰特下跪的举动是一位1933年后离开德国、对德国罪行并不负有个人罪责的人所做出的令人动容的谦卑之举（也是一种自我羞辱）。
1970年12月7日，波兰华沙，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为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 图/视觉中国
对弗雷弗特这样一个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长大的女性来说，羞耻和羞辱潜伏在每个角落。她回忆道，“如果你的裙子撕裂或弄脏了，如果你的头发蓬乱不整，你就会被人弄得感到羞耻。如果你敢顶撞权威人物（如父母、老师），你就会遭到羞辱。到了青春期，情况更糟，因为你此时被视作一个‘性的存在’。从历史上看，这种观念直接转化为荣誉政治。女性失去荣誉的方式与男性不同：与‘错误的人’约会、被‘诱骗’、被袭击、被强暴、表现出性欲……都会让女性失去荣誉。当一个女性（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失去’了荣誉，整个家庭都会受到牵连——这种观念至今仍存在于某些宗教群体中，他们实施所谓的‘荣誉谋杀’，即杀害那些‘不守规矩’的女儿和姐妹。”
进入学术领域后，弗雷弗特的境况没有明显的好转。女教授屈指可数，缺少可供效仿的榜样。她们通常被称为Fr?ulein（小姐），这是Frau（女士/女人）的弱化形式。在课堂上坚持要求被称为Frau，是弗雷弗特争取解放的第一个行动。
这些经历塑造了她对“荣誉”和“羞辱”的性别政治的敏锐，社会史的训练和学习则造就了她更宽广的眼光，让她跳出性别框架，关注到羞辱对全人类的影响。“我一直对群体画像、集体运动以及许多人共同分享的经历感兴趣。当我撰写《荣誉之人》（该书将于2027年出版中文版）时，我寻找的是那些促使男性为捍卫荣誉而在决斗中冒生命危险的制度、习惯、惯例、集体心态和集体情感。关于决斗的研究真正帮助我在个人与个人所生活的社会之间穿行探索。”
弗雷弗特相信，情感是个人体验，也是社会和政治事实，“一个人如何感受、为何感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更大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结构。”她在1990年代顶着传统学界的冷眼，开创了情感史这一研究领域，最终在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建立起情感史研究中心。
羞辱的语言为何如此普遍？它为何既能动员民族，又能摧毁个体？在羞辱机制无孔不入的今天，普通人能靠什么自保？以下是弗雷弗特与我们分享的思考。
面对羞辱，最糟糕的情形是孤立无援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中梳理了“羞辱”从19世纪大众报刊的兴起到广播、电视时代，再到如今数字时代的演变。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撰写一部关于羞辱的历史？这是否与你观察到的一些当代的现象（如社交媒体上的公开羞辱）有关？
弗雷弗特：每一位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公民和一个时代的见证者。我的研究常常从当下的观察和冲突出发，通过追溯历史更好地理解它们。社交媒体上所谓的“羞辱平台”确实引起了我的兴趣，瑞士一些公开曝光逃税者的地方性举措也是如此。我问自己：这类实践是否有一部历史？那是怎样一部历史？
随后我把研究网撒得更开，考察了1930年代及以后官方和半官方的羞辱政治。我进而意识到，这些羞辱政治带有强烈的性别色彩，它们针对女性的程度远超男性。女性被认为负有维护“国家荣誉”完好无损、纯洁无瑕的责任，当她们与一个被视为“人民公敌”（基于种族或民族理由）的男子发生恋情时，会被钉上耻辱柱，被嘲弄、被鄙夷、被吐唾沫，头发被剃掉。这不仅发生在纳粹德国，也发生在被占领的国家，比如法国和挪威——这些国家的公民在被解放之后，对曾与德国士兵或官员“亲善”的女性实施了报复。
1944年，法国蒙特利马，民众剃光了一名被指控与德国占领者有勾结的年轻女子的头发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翻阅这些法庭记录、警察档案或日记时，哪个人物或事件让你感到特别震撼或充满道德冲突？
弗雷弗特：正如我上面提到的，最让我震惊的，是那些“不守规矩”的女性在共同体中受到的对待——比如18世纪的女性，作为寡妇与他人发生性关系，随后便被不赞成这种行为的女人点名道姓、在村里游街示众。再比如北爱尔兰信仰天主教的女性，在“动荡岁月”中与英国新教士兵约会，随后被其他天主教徒涂上焦油、粘上羽毛——那已是1971年。
南方人物周刊：面对无孔不入的羞辱机制，历史上有过抵抗成功的案例吗？个体或群体应如何在制度或心理层面建立抵御羞辱的防线？
弗雷弗特：最糟糕的情形，是一个人完全孤立无援。每一位公民都应当在一个团结互助的网络中开展合作——朋友、家人、社群，能在侵害来临时给予支撑，能鼓励人们挺身而出、公开发声。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至关重要的是建立并发展一个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公民社会。
感到受辱，通常发生在弱势和缺乏权力的状态下。它很容易滋生怨恨和复仇情绪——这两者，无论在社会关系还是国际政治中，都可能对各方造成极大的伤害。一个典型案例是德法关系：自19世纪早期以来，两国关系一直被相互的敌意和羞辱定义，伴随着强烈的象征性语言。然而，在20世纪下半叶，两国成功走出了这一恶性循环（我羞辱你，你羞辱我，循环往复），开启了和解、尊重和承认的政治。这需要有决心、有勇气的领导人，也需要愿意跟进甚至先行一步的公民：他们彼此靠近，组织会面和交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诉诸暴力和贬损的政治。当然，一个有利条件是，两国都因战争而被彻底削弱，再也无法以优劣尊卑的话语相待。
从“肉体消灭”到“精神羞辱”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羞辱政治》中说，羞辱的核心在于摧毁个体的“社会地位与内在尊严”。在你看来，促使近代国家权力从“肉体消灭”转向“精神羞辱”的动力是什么？
弗雷弗特：促使这一转变的动因和考量至少有两个：其一，国家官员清楚地意识到，残酷的肉体惩罚，如鞭笞、烙印，甚至斩首，很少能达到其预期的目的，即震慑他人、使其不敢触犯法律。其二，这类惩罚无助于让受罚者重新融入社会，无法促使其悔过自新、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一员。复仇作为惩罚的另一动机，在“开明”社会中日益被视为不正当，刑罚体系因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作为法律惩罚之副产品而存在的公开示众和羞辱被逐渐废除，至少就国家层面而言是如此。越来越多的废除举措明确援引了“人的尊严”这一概念，该概念在19世纪的欧洲日益受到重视。
南方人物周刊：羞辱的舞台在变。19世纪的处决需要人们聚集在物理广场，20世纪的大众媒体把它带进私人客厅，如今又搬到了手机屏幕上。这种空间转换改变了什么？
弗雷弗特：身临其境目睹一个人被拷打或绞死，总会留下印记，但这种印记并不单纯。19世纪欧洲公开处决的记述显示，围观者的感受非常矛盾：有人心生怜悯，有人庆幸自己安然无恙，也有人燃起复仇的快意。相比之下，远距离的旁观者更容易与丑恶场景保持距离，那像是一个与自身世界相隔遥远的“第二现实”，人们不干预、不参与。然而从间接意义上说，参与依然存在：每一个羞辱平台都需要围观者，而围观者常常会发布自己的反应。
每当你把羞辱用作政治或社会工具，你都依赖一群旁观者，有时甚至是积极的参与者。你需要一个观众席。这正是羞辱与秘密迫害的根本区别——没有观众，羞辱政治就无法成立。
南方人物周刊：当代一些网络运动以“社会正义”为名，公开羞辱不道德者。作为历史学家，你如何看待以“正义”为名的羞辱？
弗雷弗特：正义存在于旁观者眼中。有些人对逃税者深恶痛绝，另一些人则认为酗酒或暴饮暴食的公民对投保人的共同体造成了经济损害。一个群体对同性恋者怀有强烈的道德反感，另一个群体则鄙夷那些在气候变化时代购买SUV、乘飞机去遥远海岛度假的人。如果我们允许每个人都随意宣泄自己关于正义与不义、对与错、善与恶的感受，我们将陷入一片混乱。人人窥探人人、人人曝光所谓的作恶者——这将是自由民主的终结。不过，它同样也会摧毁任何其他政治体制。
2019年11月6日，玻利维亚小镇平托的镇长帕特丽夏·阿尔塞遭到反对派抗议者的袭击，身上被泼满红色油漆，头发被剪，并被迫赤脚游街 图/视觉中国
羞辱如何发挥作用
南方人物周刊：在你的研究中，东西方的羞辱机制有何异同？
弗雷弗特：西方的“荣誉”概念最初同样是在社会层面来定义的。一个人的荣誉被视为植根于他/她所从属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可以是行会或职业组织，也可以是贵族之类的社会阶层。失去个人荣誉（因不遵守相关规则）会使人沦为社会的弃儿，等同于一种社会性死亡。自19世纪以来，个体化的荣誉观念开始对社会性定义的荣誉概念发起挑战。但直到20世纪很晚的时候，个体化的荣誉观念才最终胜出，无论是在社会领域还是在法律层面。
历史出现过倒退。那些据称违反了普遍规范和惯例的公民会被曝光并公开羞辱——想想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游街示众，被示众的是爱上犹太男子的非犹太裔女性。
南方人物周刊：今天欧美民粹主义政客似乎对羞辱“免疫”了——他们非但不畏惧主流媒体的批评，反而借此标榜自己是“人民的代表”。这是否意味着政治羞辱正在变异？
弗雷弗特：羞辱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有一个前提：被羞辱者必须与实施羞辱者共享相同的价值观。如果你穿着沾满污渍的破衬衫去听歌剧，任凭衣着光鲜的观众指点，你不会感到困扰——因为你根本不接受他们的着装规范。这正是右翼极端分子的情形：他们既不接受也不尊重自由民主的规则，并明确表示，即便被主流政客或他们蔑称为“撒谎媒体”的机构批评，也毫不在乎。
南方人物周刊：你研究了几百年间的羞辱史，这项研究让你更悲观，还是看到了人性的韧性？
弗雷弗特：人性对一切敞开——既有暴力，也有仁慈和善良；既有残酷，也有美好。社会的使命，便是激励人性中美和善的成分，抑制丑和暴的成分。我确实对羞辱的实例更加敏感了，同时看到：羞辱是一把双刃剑，受辱的经历常常使受害者转变为加害者——解放运动的历史中充满了这样的案例。
南方人物周刊：你后来在马普所创立情感史研究中心，曾遭遇学界的阻力吗？
弗雷弗特：遇到过，而且阻力很大。同行皱眉、在背后议论，有人甚至建议我改行去做文学研究——他们声称历史学与情感毫无关系。所幸我此前已建立了声誉，而备受尊敬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同意资助这类新型研究，这保护了我。2015年，在济南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情感史成为四大主题之一，由我与一位澳大利亚的同事共同组织。从那以后，连最初的批评者也开始为这面旗帜呐喊。
情感史的魅力，在于它在“个人的”与“政治的”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一方面考察政治和经济如何塑造特定的“感受规则”，如何惩罚拒绝规则的人；另一方面观察个人与集体如何践行、规避、改变乃至反抗这些规则。
南方人物周刊：对于想进入情感史领域的青年学者，你有什么建议？
弗雷弗特：对初出茅庐的学者来说，研究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的课题总是困难的——你需要高度的自信和勇气。我的建议是：选一个常规的题目，先出版第一本书，站稳脚跟；然后，尝试一些新的、大胆的、真正令人兴奋的东西。
2015年在济南，中国学生和学者对这个新领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怀疑这种研究路径能否在中国的大学获得认可。也许，从那以后，情况已经有所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