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所有的节日里,吴梅最不喜欢的就是父亲节。
三岁以前,吴梅对妈妈的记忆很模糊。每当伸手要抱抱,多是被奶奶揽进怀里,爸爸得空会逗逗她。
奶奶唠叨最多的是:“你那个妈,就知道挣钱,孩子这么小就丢在家里……”
后来家里来了个年轻的小阿姨,给她喂饭、换衣服、洗澡,晚上哄她睡觉。吴梅慢慢依赖了她。
这样的日子过得平平静静。只是隔上一阵,那个很少在家的妈妈会突然回来。
每次,妈妈提着大包小包,有糖果、糕点、玩具,还有新衣服。吴梅当然高兴,可比那些东西更让她高兴的,是妈妈回来了。
她会围着妈妈转,偷偷看她,也想让妈妈抱。这个平日里只从奶奶嘴里听到的人,忽然真的站在面前,吴梅既觉得陌生,又知道这是自己的妈妈。妈妈身上那股香水味,留在了她最早的记忆里。
只是妈妈一回来,家里的气氛也跟着变了。
奶奶皱起眉头,爸爸变得沉默,平时围着吴梅忙前忙后的小阿姨,也不知躲去了哪里。
妈妈抱起吴梅,上上下下地打量,摸摸她的头发,看看身上的衣服。嘴里开始唠叨。
吴梅听不懂,只知道妈妈不高兴。
接着是奶奶和妈妈争吵,爸爸也插进来,屋子里很快乱成一团。
吴梅站在一旁,吓得大哭。她的哭声淹没在大人的争吵声里,没人理会。
过不了几天,妈妈又要走了。
每到这时,吴梅会追到门口,哭着不让妈妈走。
奶奶抱着声嘶力竭哭喊的吴梅,用脚踢着关了门,家里突然安静下来,只有妈妈身上香水味还在屋中飘着。
吴梅会断断续续连着哭好几天,她不明白妈妈为什么会消失,只觉得妈妈不要她。
几天后,家里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奶奶照样忙进忙出,爸爸下班回来抱她,小阿姨也重新出现。
吴梅又开始等妈妈。
每当门外突然响起脚步声时,她会竖起耳朵——希望是妈妈,又隐隐希望不是。
她想妈妈,也怕妈妈回来。
吴梅就在这样的盼望和不安中长到了五岁。
那年春天,妈妈又回来了。她笑盈盈地走进家门,看起来心情特别好。吴梅既高兴又拘谨,站在那里不敢靠近。
那天爸爸上班去了,小阿姨陪奶奶看病,家里只有吴梅一个人。
“走,妈带你去个地方玩。”
妈妈牵着她出了门。那只手软软的、暖暖的,吴梅很喜欢,本能地往妈妈身边靠,妈妈却把她往外推了一点。
吴梅愣了愣,离开远一点,只让她牵着。
妈妈带着她坐上小轿车,到了火车站。
这是吴梅第一次坐火车。窗外的树和房子飞快地往后跑,她趴在车窗边看个不停。
“妈妈,鸟能追上火车吗?”
“飞机比火车还快,以后带你坐飞机,好不好?”
“真的?那我要坐飞机跟鸟比赛!”
妈妈笑了。
吃饭时,妈妈带她去了餐车。红烧肉、小炸鱼、炒面、蛋糕,还有冰激凌,吴梅吃得好高兴。
直到天黑下来,窗外什么也看不见了,她才突然想起爸爸和奶奶。
“妈妈,我们出来这么久,爸爸会着急的。什么时候回家?”
妈妈把她搂进怀里:“梅子,我们不回去了。”
吴梅抬起头。
“我们去广州。妈送你上最好的学校,以后还要送你去国外读书。”
吴梅只听懂了“不回去了”。
“那爸爸呢?奶奶呢?”
她一下扑进妈妈怀里哭了起来。
火车终于到了广州。
出了车站,有人迎上来和妈妈握手,其中一个男人见到妈妈,伸手把她搂进怀里
几个人说了一阵话,那个男人才注意到站在旁边的吴梅。他走过来抱起她:
“你来了就好,你妈妈这下可以安心了。”
接下来的几年,吴梅渐渐熟悉了广州的生活。
妈妈开着两家制衣厂,家里的房子很大,还有游泳池。吴梅有自己的卧室、洗漱间和书房,也从来不缺零花钱。
妈妈很少在家,不是出差、开会,就是出去见客户。偶尔在家,会把吴梅叫到面前。
“这次考试第几名?”
吴梅报出成绩。
“怎么不是前三名?”
吴梅低下头。
“站直了。跟你说过多少次,女孩子不要含胸。”
妈妈的目光又落到她的裙子上。
“这条裙子谁给你挑的?”
“同学。”
“这么丑!”
再看看她的头发:“乱成这样,也不知道梳一梳。”
吴梅一声不吭。
每次听说妈妈又要出差,她都会暗暗松一口气。
离开爸爸家的第二个春节快到了。吴梅趁妈妈心情不错,小声问:
“妈妈,我可以回去看看爸爸和奶奶吗?”
“不行。他们不知道你在哪里。”
妈妈连头都没抬。
吴梅站了一会儿,又问:“那……我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吗?”
妈妈抬起头:“不许。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你现在住的房子、上的学校、穿的衣服,哪一样不是最好的?别人家的孩子想过这样的日子还过不上。你爸爸能给你什么?”
吴梅不敢出声。
妈妈摆摆手:“行了,以后不要再问这些烦人的问题。”
那天晚上,吴梅躲在被子里哭了很久。
她梦见爸爸和奶奶站在很远的地方。她拼命往前跑,他们却像火车窗外的树和房子一样,越来越远,怎么也追不上。
从那以后,吴梅没有再提爸爸。
“爸爸” 这两个字,从这个家里消失了。
吴梅每年的生日,妈妈都办得很隆重。
宴席设在城里最豪华的酒店,来的多是妈妈生意上的伙伴和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
生日之前,妈妈的秘书会带吴梅去买衣服、挑鞋子,穿什么颜色、什么款式,都由妈妈决定。生日当天,又有人替她化好妆,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带进酒店。
见到客人,吴梅按照妈妈的吩咐叫人、问好。客人笑着递给她一个大红信封,她刚接过来,身后的秘书便拿走,放进黑色羊皮包。
晚宴结束,所有红包都交给了妈妈。
后来吴梅才知道,那些鼓鼓的信封里装的是钱。妈妈没让她看过,她也没敢问。
十三岁生日过后不久,一个周末,家里来了三个人。
吴梅没有在意。家里经常有人来找妈妈谈事情,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听音乐。
这一次,妈妈却在楼下喊:
“吴梅,下来一下,有人找你。”
吴梅走进客厅。里面站着一男一女,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
她愣住了。
是爸爸。
八年没见,爸爸老了许多,背有些驼。吴梅很想扑过去,却站着没动。
爸爸看着她,嘴唇动了动,眼圈慢慢红了。
“梅子,”妈妈在旁边说,“这是你爸爸的太太和他们的儿子。”
吴梅看看那个女人,很像从前带她的小阿姨,又看看小男孩,再看看爸爸。
“他们办点事情就走。”
妈妈拿出一沓文件和一个厚厚的信封,让爸爸在指定的地方签字。
爸爸没说什么,一页页签完,拿起信封,低着头走了出去。女人牵着小男孩跟在后面。
从进门到离开,父女俩没有说上一句话。
门关上了。
“爸爸为什么有太太?还有那个小孩是怎么回事?”
“我和你爸爸离婚很久了。他再结婚、生孩子,很正常。”
“那你为什么从来没有告诉我?”
妈妈没有回答:“这次让他来,是签法律文件。以后你的事情由我做主,我要带你去美国。”
她又说:“我给了他一笔钱,他们以后的日子会宽裕一些。”
“梅子,做这些都是为了你。以后你会明白的。”
吴梅的脸涨得通红。
“你才不是为了我!你只为你自己!”
“你们谁都不在乎我!我就是个孤儿!”
她哭着跑回房间,“砰”地关上了门。
第二年,吴梅跟着妈妈去了美国,定居在南加州长滩市。
妈妈在靠近海边的社区租了一套公寓。从客厅的大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大海。
吴梅常常站在窗前看飞翔的海鸥,它们在海面上盘旋,一会儿贴着海面飞,一会儿又飞向远处。
吴梅在广州读私立学校时学过英文,到了美国,学校的课程勉强还能跟上。一次英文课,老师让大家自选题目写作文,她写下了《何处是家的海鸥》。
整篇作文只有半页纸。她把自己写成一只独自飞翔的海鸥:
海鸥每天都在飞。
妈妈也在飞——她飞得比海鸥还远,飞去开会,飞去见很多很多人,只是飞不回家。
爸爸不飞了。他站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站成了一个海鸥怎么也认不出的影子。
海鸥还在飞。它不知道家是什么样子。它只知道,如果有一天飞累了,它想找个地方停下来。
作文发下来时,上面有不少老师修改语法和时态的痕迹。没想到,老师却让吴梅站到全班同学面前朗读。
读完后,同学们使劲鼓掌。吴梅有些不好意思,却很高兴。从那以后,她慢慢有了几个朋友。
妈妈依然很忙,吴梅平时乘黄色校车上下学。有其他活动时,一个从新加坡来的袁叔叔常常接送她。
袁叔叔是妈妈的生意伙伴,两人关系很好,有时他也住在家里。
吴梅十五岁那年,妈妈告诉她:
“我要和袁叔叔结婚了。”
吴梅并不意外,还是问了一句:“为什么?”
“他是美国公民,在这里也有房产。我们结婚,对我们在美国的身份和生活都有好处。”
“他不是我爸爸,永远都不是!”
妈妈看了她一眼:“你不用叫他爸爸,但是要知道他在这个家里的身份。不要给我惹麻烦。”
吴梅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重重地关上门。
那天是个阴天。窗外灰蒙蒙的,平时在海面上盘旋的海鸥一只也看不见。
吴梅躺在床上,戴上耳机,又想起了远在中国的爸爸。
她努力回想爸爸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脸了。
从那以后,每到父亲节,吴梅都会想起那个面孔已经模糊的爸爸。
不久,妈妈和袁叔叔结了婚,一家人搬了家。
新家很大,吴梅有自己的房间,还有一个大阳台。
她常常站在那里眺望远方,心里数着海鸥。
搬家以后,吴梅换了学校。
不久吴梅交了不同文化背景的新朋友。周末也常常被邀请到家里聚会和留宿。
第一次听吴梅提起在朋友家过夜,妈妈厉声说:“不行。”
“为什么?大家都住在那里。”
“别人是别人,你是你。住在别人家里,出了事情谁负责?”
“她爸爸妈妈都在家。”
“那也不行。”
第二天,朋友问吴梅为什么没留下来。听她说妈妈不同意,有人笑着说:“你都十五岁了,你妈妈还把你当小孩?”
大家笑起来。
吴梅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这样的事情多了,她越来越觉得自己和同学不一样。
有一次,吴梅和几个同学闲聊。有人说,妈妈进她房间之前总会先敲门。另一个女孩说,她妈妈从来不会翻她的书包,因为“那是我的东西”。
吴梅听着,忽然问:“你妈妈真的从来不看?”
“当然。为什么要看?”
她没再说话。
从小她就觉得,大人管孩子、孩子听大人的,是天经地义的事。直到到了美国,她才渐渐发现,同学们常常提到一些她以前很少想过的东西:privacy、respect、my choice——隐私、尊重、自己的选择。
不过,这些在自己家里根本行不通。
自从和袁叔叔结婚以后,妈妈在家的时间比过去多了。
吴梅一放学回来,书包还没放下,就听见妈妈喊:
“梅子,帮我拿点水果来。”
过一会儿又叫:
“你帮我打个电话,约一下医生。”
有时是医生,有时是按摩师,有时又是什么生意上的事情。
妈妈偶尔也会问:“今天学校怎么样?有什么新鲜事?”
吴梅刚说到一半,妈妈忽然想起另一件事:“对了,明天你放学以后别乱跑,跟我去一个地方。”
“可是我已经和同学约好了。”
“推掉。”
“为什么每次都是你说了算?”
妈妈看她一眼:“你怎么这么多话?”
吴梅气得转身就走。
“回来!我话还没说完呢!”
吴梅只好停下来。
以前妈妈整天在外面忙,她一个人在家,反倒没人管。现在妈妈在家的时间多了,她才发现,自己竟开始怀念过去那些没人搭理的日子。
真正让母女俩大吵起来,是因为一本日记。
那天放学回家,吴梅一上楼,就发现自己的房门大开着。
妈妈坐在书桌前。
她手里拿着吴梅的日记本,已经翻到了中间。
吴梅一下冲过去,把日记抢了回来。
“你为什么动我的东西?这是我的日记!”
妈妈显然没想到她会发这么大的火,愣了一下。
“你没有经过我同意,为什么看我的日记?这是我的privacy!”
妈妈的脸马上沉了下来。
“什么你的我的?我是你妈妈!”
“我是你女儿,也不是所有东西都要给你看!”
“你敢这样跟我讲话?”
“学校里老师都说,每个人都应该尊重别人的privacy!”
“少拿学校那一套来教训我!”
妈妈站了起来。
“你有今天是谁给你的?你吃的、穿的、住的,哪一样不是我给你的?你是我女儿,有什么事情不能让我知道?还跟我讲什么尊重!”
吴梅眼泪一下涌了出来。
她还想把学校里听来的那些道理一股脑儿说出来,看到妈妈的脸,又有些害怕。那些话堵在胸口,最后一句也没说。
她抱着日记回到房间。
那天晚上,她把以前写过的东西重新翻了一遍,合上日记本,收了起来。
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写过日记。
她开始尽量晚一点回家。
放学后,同学走了,她就去图书馆。写作业,看书,有时候什么也不干,就坐在那里耗时间。一直耗到晚上八九点,才收拾书包回家。
“怎么又这么晚?”
“和同学一起做功课。”
妈妈没有再问。
暑假到了,有的同学找了暑期工作,有的和朋友出去旅行。吴梅也想去打工。
妈妈又是一句:“不行。”
“为什么?”
“家里缺你挣的那点钱吗?”
“我不是为了钱。”
“那更没有必要。”
吴梅想说,同学们打工也不完全是为了钱。有人想自己买车,有人想攒旅行的钱,也有人只是想试试自己挣钱是什么感觉。
可是她知道,说了也没用。
旅行也一样。只要她还是个孩子,就只能跟着妈妈和袁叔叔。
有一年,三个人去了欧洲。
妈妈喜欢逛商店,一家接一家地买衣服。吴梅却总惦记着那些博物馆。
“我们进去看看吧。”
“有什么好看的?里面不都是些旧东西。”
有时进去转一圈,妈妈很快便催她:“好了没有?还要看多久?”
吴梅只好跟着出来。
走出博物馆时,她回头看了一眼。
等我长大了,她想。
等我可以自己做主了,我一定回来。
十七岁那年,吴梅开始申请大学。
她在房间里查学校、填表格、写申请材料。妈妈问过几次,她都只说:“还没定。”
最后,她一口气申请了八所大学。
四所在东岸,两所在中部,两所在北加州。
南加州,一所也没有。
录取通知陆续来了。
吴梅选择了纽约大学,读社会学。
妈妈知道以后问:“为什么跑那么远?”
“我喜欢纽约。”
妈妈看了她一会儿,没有再说什么。
开学那天,妈妈没有陪她飞去纽约,只把她送到机场。
临别时,母女俩抱了一下。
吴梅松开手的时候,好像看见妈妈眼里有一点泪光。
她没有问。
她拉起行李,转身走进安检的人群。
没有回头。
两年以后,吴梅参加学校的一个学习项目,去了非洲,一去就是一年。
妈妈偶尔会收到她从非洲寄来的明信片。
有的是草原,有的是动物,有的是当地的村庄。
妈妈把明信片翻过来。
背面只有她的姓名和地址。
除此之外,一个字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