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博士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竞争对手。不是AI，不是硕士，也不是审稿人。
是驴。
一篇关于“中国博士比驴多”的文章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其中的核心数字是，2025年，中国累计约有120万名博士，而驴的存栏量将跌破120万头[1]。
博士们没想到自己卷生卷死，最后居然在稀缺度上输给了一头驴。阿凡提如果出生在未来，也许骑的就不是小毛驴，而是老博士了。
文章虽然只是说笑，但它也指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博士，正在变得越来越多。
中国量产了多少博士
虽然中国很早就有“博士买驴”的典故，但此“博士”非彼“博士”。现代意义上的博士培养制度实施时间其实很短，如果从首次颁布博士学位的1983年算起[2]，距今只有40多年。
博士数量的第一轮快速扩张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5年左右，这个阶段属于中国高等教育扩张的一部分。自1999年本科教育逐步走向大众化，研究生培养规模也随之扩大。
1997年中国招收的博士只有一万多人，毕业的博士只有七千多个[3]；到2005年，招生和毕业人数都增长为原来的四倍[4]。
2006年以后，中国要求适当控制高等教育招生增幅，博士数量因此进入相对平缓的时期。
2006年，博士招生5.6万人，毕业人数3.62万[5]；到十一年之后的2017年，招生和毕业人数仅增加为2006年的1.5倍左右[6]。
2017年，由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要，博士招生规模再次扩大[7]。2025年的博士招生已经超过20万人，毕业的博士则超过11万[8]。
这一轮扩招的更多是理工农医、基础学科以及新兴交叉学科[9]。2022年，工学、理学、医学三个门类的学生加起来占全部在校博士的近四分之三[10]。
专业型博士侧重解决实际的工程技术或管理问题 丨图虫创意
截至2025年底，中国累计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已经接近148万，这个规模和日本京都的人口相当。如果考虑到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总量还会更多。
人们觉得“博士越来越常见”，不完全是错觉，目前博士数量确实在大规模增加。
博士已经泛滥了吗
如果只看绝对数量，中国确实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培养国之一。但是，从人口占比来看，中国的博士数量并不多。
在讨论博士多不多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博士数量”到底指什么？
与博士数量有关的统计主要是三类：博士招生人数、在校博士生人数、博士毕业人数。
分不清这些名字没关系，只需要记住一点：招收一个博士生，不意味着几年以后就会毕业一个博士。
因为博士的培养过程比本科和硕士更漫长，筛选也更严格。招收入学不意味着能够顺利毕业，中间还可能经历延期、分流甚至退出。
2019年，全国约有7900名博士生分流退出，占当年在校博士生的2%；42.4万名在校博士生中，有三分之一处于延期状态[11][12]。
同样是培养，一头驴两年左右可以出栏，一个博士可能延期至六到八年毕业[13]。在培养效率上，驴又赢了博士一回。
如果你看过美剧《生活大爆炸》，就会记得谢尔顿、莱纳德、拉杰都是博士，后来加入的艾米和伯纳黛特也是博士，一群好朋友中唯二的学术洼地是硕士学位的霍华德和在餐厅打工的佩妮。
美国大约有450万博士学位获得者丨《生活大爆炸》剧照
虽然电视剧不能完全代表现实，但是只看数据，美国的博士比例确实比中国高得多。UNESCO统计研究所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中，博士或同等层次教育人口仅占0.12%，而美国为2.09%，德国为1.51%，英国为1.08%[14]。
直观地想象一下，10万差不多是一座小县城的人口数，其中属于博士教育程度的，大约只有120人。茫茫人海里，你想在街头随机偶遇一位博士，概率稀有得像抽SSR级卡。
被庞大人口稀释的，还有科研队伍。中国每100万人中大约有1585名研发人员，而韩国高达8714名，瑞典有7930名，丹麦也有7692名。中国的占比不及韩国的五分之一[15]。
那为什么我们还是会感觉身边博士越来越多？
一个重要原因是，博士扎堆在少数高校和科研机构密集的地区。2024年，全国共有在校博士生约68万人，其中仅北京一地就有16.2万人，占有近四分之一；再加上上海和江苏，三个省市总共集中了全国四成左右的在校博士生[16]。
所以，如果你是身处一线城市或是工作在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等知识密集型领域，看到的就是经过地理和职业双重筛选之后的博士群体。
就像是你在内蒙、辽宁等传统养驴地区看到驴的概率远比在北京和上海大[17]，这是因为局部密度掩盖了稀缺的真相。
增加的博士去哪里
博士变多以后，无法避免地要面对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毕业之后，去哪儿工作？
过去，高校教职几乎是博士默认的职业通道，大家毕业后自然而然地进入大学或者科研院所。
随着博士数量扩增，这条路变得越来越拥挤。2010年后，新增高校教师数量频繁低于上一年的博士毕业人数[18]。
2003—2022年全国博士毕业生与高校新增专项教师数量变化趋势丨[18]刘宝存, & 尤陆颖. (2025)
越来越多的博士选择先去做博士后积累科研成果，用来增加找到教职的”筹码“。博士后原本是为了进一步提升科研能力设置的过渡阶段，现在更像进入高校之前的排队候车室。2025年，中国在站博士后约13.5万人[19]。
不想为高校教职排队，也有博士选择转身去企业。2023年，全国7.52万名应届博士毕业生中，超过五分之一进入企业就业，而且这一比例已经连续三年上升[20]。
这种选择不难理解，科研工作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驴拉磨三年，还能磨出许多实打实的白面；博士“拉磨”三年，最后可能只攒下几篇被审稿人拒得体无完肤的 paper。去企业工作，起码能收获一份确定性和良好的薪资。
当博士越来越多，“读博值不值”变成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研究生教育平均能带来约24.6%的收入优势。但不是学历并越高，经济回报就一定越大。除了个别学科，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经济收益率普遍高于博士研究生教育[21]。
相比硕士，博士教育的投资收益风险还略高一些[22]。读博花费的时间更长、机会成本更高，但毕业后能不能获得与这些投入相匹配的收入，没有那么确定。
几年博士生涯意味着放弃本可以进入职场积累的工作年限，同时还可能面对不稳定的导学关系、繁重的科研压力和强烈的心理负担。对于女性博士来说，漫长的培养周期还会撞上生育窗口。
科研压力越大，博士生的抑郁倾向越明显[23] 丨 图虫创意
因此，读博值不值，只能由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个体回答自己。
有一个好消息是，博士和驴的业务内容并不垂直。
一只驴浑身都是宝：驴肉可以做火烧，驴皮可以熬阿胶，活驴可以拉磨；
一个博士浑身都是病：身体是脆皮的，心理是焦虑的，头发是稀疏的。
在读博的同学，可以安心做实验了，目前还不用担心博士会被用来代替驴的工作。
参考文献
[1] 学术批评网. (2026). 在中国，博士生的存量比驴的存量还多. 微信公众平台.
[2] 中国国家博物馆. (n.d.). 新中国第一号博士学位证书.
[3] 教育部. (n.d.). 全国研究生基本情况.
[4] 教育部. (2006, July 4). 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07, June 8). 200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6] 教育部. (2018). 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2017).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6). 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9] 中共中央办公厅, & 国务院办公厅. (2024). 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3). 高等教育分学科门类研究生数（总计）. 2022年教育统计数据。
[11] 张炜. (2021). 博士研究生退出和延期的数据测算与讨论. 研究生教育研究, (1), 1–6.
[12] 教育部. (2020). 高等教育学校（机构）学生数.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9). 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5350号建议的答复.
[14] 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2026). Educational attainment, Doctoral or equivalent, population 25+, total (%) (cumulative)[Data set]. UIS Data Browser.
[15] 秦琳, 姜晓燕, & 张永军. (2022). 国际比较视野下我国参与全球战略科技人才竞争的形势、问题与对策.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8), 12–23.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6). 高等学校（机构）研究生数：2024年教育统计数据.
[17] 黄文玉. (2024, March 27). 2024中国驴肉行业现状分析及需求趋势、发展前景预测. 中研网.
[18] 刘宝存, & 尤陆颖. (2025). 高校非终身制教师聘用制度的全球扩张及其困境.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 42–53.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25). 创新为帆 逐浪山海——我国博士后制度走过四十年，累计招收培养博士后四十余万人.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3). 介绍《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有关情况[图文直播].
[21] 李锋亮, 吴帆, & 肖为群. (2022). 对研究生教育收益率学科和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基于科技工作者的调查数据. 教育发展研究, 42(Z1), 95–106.
[22] 李锋亮, 刘潇, & 肖为群. (2022). 研究生教育投资风险及其学历层次、性别和部门差异：基于北京市科技工作者的证据. 高等教育研究, (2), 66–74.
[23] Xu, X., Song, G., Xiao, B., & Lin, S. (2024). The impact of research pressure on depression tendency among Chinese doctoral student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familial financial support. Behavioral Sciences, 14(8), 662.
撰文： 油麦菜
内容编辑：油麦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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