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猜猜我多大了？”在一次舞蹈分享活动上，1926年出生的余金巧（Coby Yee）问台下观众，她有点得意又幽默地调侃：“29岁吗？”
“这是我的最后一曲（swan song）了。”每次上台表演前，余金巧都会这样宣布，但隔不了太久，她又会穿着为自己和伴侣Stephen设计的成套情侣服装，出现在舞台上。
这是纪录电影《女人世界》中的情节，片名来源于1939年华人女导演伍锦霞的同名作品，也彰显出导演杨圆圆的意图，她想要关注的正是一段不为人知的20世纪海外演艺界的华人女性的历史。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她了解到一个名为“都板街舞团”的华人老年女性舞团，余金巧正是其中的成员。
杨圆圆出生于1989年，与余金巧相差63岁，她还记得两人第一次见面，余金巧身披绿色薄纱、头戴自己制作的华丽头饰，在舞台中央翩翩起舞，让人几乎无法将她和“92岁”联系在一起。
九十多岁仍在跳舞的余金巧。资料图
杨圆圆说：“我当时就有一见钟情的感觉。”
余金巧从小就热爱音乐和跳舞，但在当时，华人女性很难进入主流的演艺圈，但若是选择在唐人街的夜总会跳舞，则意味着需要“迎合”美国人对东方风情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华人通常只能开餐厅、洗衣房，选择跳舞作为职业是个大胆的事情，露大腿更是无法被华人社区接受。
尽管有种种限制，余金巧还是亲手缝制出一个万花筒般的小世界，她用五彩斑斓的亮片衣服装饰自己，设计的服装风格华丽多变。1960年代，余金巧买下了一个俱乐部，从一名明星舞者变成了老板。
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余金巧又成了沉迷于打电脑游戏、爱吃方便面的老奶奶，但她依然会为了做完一件衣服熬夜到11点。
《女人世界》记录了余金巧在内的华人女性舞者的当下，她们有的和余金巧一样，以跳舞为生，更多人则在结婚后离开了这个行业，步入老年后，才重新捡起年轻时的爱好。
在《女人世界》中，杨圆圆多次出现在镜头里，她和“都板街舞团”的一众舞者一起庆祝生日，一起在古巴、中国巡演。电影上映后，她们又回到中国路演，还一同前往欧洲。“我们真的变成像家人一般的关系。”杨圆圆说道。
在制作《女人世界》的6年中，杨圆圆也与电影一起经历生命的离别与诞生。
2019年底，杨圆圆带着拍摄的素材回国时，本来计划再去美国进行补拍，但新冠疫情的暴发让计划中止。2020年8月，余金巧去世，一个星期后，杨圆圆发现自己怀孕，她觉得两个人的生命因此有了更神秘更深刻的联结。
制作一部小众的纪录电影并不容易，杨圆圆只能在网上发起众筹，希望借助大家的力量完成这部影片。2021年，在被推进产房之前，她还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请帮助我实现这个梦想。”
制片人徐筱便是在2021年加入《女人世界》的，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被杨圆圆和余金巧的故事打动，“生命的延续与这部片子有一种里外的呼应”。
2023年，电影还在后期制作中，杨圆圆确诊了癌症。徐筱以为电影会延期，“都遇到这种事了，工作上会有一些停滞，这是很正常的”。但哪怕在化疗前，杨圆圆都在马不停蹄地工作。
约联合出品方看片的前一天晚上，杨圆圆又进了急诊。徐筱得知时，第一反应是赶紧取消看片。但杨圆圆和她说，没事，你现在来医院急诊找我，拿上硬盘，直接跟联合出品方的人见面。
徐筱和杨圆圆的丈夫在医院的地下停车库交接硬盘时，大家的心情都很紧张，“特别drama，像在搞地下接头”。她坐在车里想，杨圆圆遇到困难时，从来不会退缩，只会想如何来解决。
2024年，在经历了4年漫长后期之后，《女人世界》等来了公映。在几乎零成本宣发的情况下，这部纪录电影收获了超过100万元的票房。许多观众被银幕上的女性生命力所鼓舞，也为她们之间的情谊动容。在徐筱看来，讲述中老年女性故事的电影在院线电影中依旧很稀缺。
纪录片《女人世界》中的奶奶舞者们。资料图
当然，也有一部分观众不理解，银幕上的女性跳舞的时候衣着“暴露”，会露大腿，这让他们感到疑惑：女性导演为什么会展现这样的东西？杨圆圆则认为，不应该用今天的眼光与理论看待她们当年的选择。“我更想呈现的是她们如何挣脱种种束缚，尤其是在老年之后还能拥有选择做自己的自由。”她说。
徐筱也认为，观众产生不适感或许也是一个好事，“这代表我们女性进步了，我们知道女性被当作客体凝视是不对的”。
2026年，杨圆圆又出版了书籍《她乡舞曲》。书主要分为两个章节。第一章《女人世界》通过六位舞者对昔日唐人街的口述缓缓拉开历史帷幕，引领读者跨时空感受由盛转衰的夜总会。而第二章《造乡》则是有关海外粤剧和唐人街的悲欢离合，通过美国和古巴华裔们的口述，回溯粤剧戏台在彼时如何牵连华裔与故土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地华人如何在历史性时刻走向了不同的宿命。除此之外，也包含关于唐人街剧院鬼故事的虚构写作，以及个体视角的离散故事。在这本包含大量照片、历史资料与口述史的书籍中，杨圆圆更详尽地记录了更多华人演艺圈女性的生平：她们出生的时代和环境对华人和女性都并不友好，但她们努力为自己创造一个精神故乡，直到有一天，她们得以自己讲述自己的历史。
“生命从古怪的、变形的、被凝视的东方娃娃身体里长出来。”在豆瓣读书的评论区，有一位网友留言道。
以下是杨圆圆的讲述：
曾经的华人女性舞者，现在去哪了
最开始，我想了解20世纪美国演艺界的华人女性，以此为题材完成我的一个艺术项目，但我当时只知道美籍华裔女星黄柳霜。
后来我通过魏时煜导演的纪录片《金门银光梦》，又了解到美国还有女导演伍锦霞和其他丰富的个案，但是她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经去世了。
在调研过程中，我梳理出一个脉络：在海外华人世界中，最开始流行的演艺形式主要是粤剧。后来，出现了早期的华语电影，接着唐人街夜总会开始在旧金山兴起，这些夜总会的美学也受到黄柳霜饰演的一些角色的影响，我就对这个现象很感兴趣。
这个领域的研究不多，我能参考的主要有两个：一位是曾奕田（Arthur Dang）拍的口述史资料片《Forbidden City U.S.A.》（《紫禁城，美利坚》），但片子里拍的人基本都去世了；还有一本口述史《Forbidden City: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Nightclubs》，在最后一章里，我发现一个名为“都板街舞团”（Grant Avenue Follies）的团体还在活跃，就想找到她们。
我和都板街舞团的最初见面是在拉斯维加斯，我作为一个观众记录了她们的表演，之后就对她们“穷追不舍”，挨个去她们旧金山的家探访。
我对她们“一见钟情”，聊得很开心。我原本是冲着她们的历史去的，但是见到这样一群很有活力的老太太，觉得必须得拍她们的当下。都板街舞团的创始人方美仙（Cynthia Yee）则跟我说，必须要见见舞团的明星——92岁的余金巧。
第一次见到余金巧时，她在准备彩排。在那个舞台上，我好像看到了一个超越时间的人，她是一个92岁的人，但我好像也看到了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她，都是这样努力地在这个台上跳舞。她是那么有能量，我当时就决定必须要用纪录片的形式讲述她们的故事。
不管从她的精力、她的能量、她的服装的美学，还是从她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我当时就觉得必须得用纪录片来讲她们的故事，没有其他的方式。
余金巧很少让人去她家，但我们第二次见面，她就邀请了我。因为我有很认真地和她说我来找她的原因，也仔细交代了我的成长和背景。她的女儿余素明说，她妈妈很少让别人进到她家，而且她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意谈自己的过去了，说明我赢得了她的心，我和她之间真的有某种bonding（联结）。
余金巧（左）和她的伴侣Stephen（右）在家中。资料图
我的职业是艺术家，而非电影导演，但我一直关心大历史和个人史的勾连。我一直觉得，在宏大的历史中，有很多的个体经验是被埋没的，很多声音是没有被听见的。
我是北京人，但我一直有种无根的感觉。我第一次对家有概念，反而是18岁去到英国读书时，一些关于故乡的很碎片的回忆，带给我一种家的感受。我有时候在想，这是不是一种当代人的特质，我们都是受到一些事物、食物、音乐等很细微东西的影响，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的家。
在英国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到国外的跳蚤市场，看到成箱成箱的无名者的照片被贩卖，我当时特别地惋惜。我想打捞这些历史，我想知道这些人是谁。
十年前，我在波兰买到了同一位女性的17张照片，后来我发现她其实是乌克兰人。这些照片记录了她的少女时期到她成为母亲并逐渐步入晚年的过程，可以说勾勒出了她的一生。
这位陌生的女士这一生经历了二战，经历了她从乌克兰到波兰的移民，以及战后波兰的重建，她的日常生活背后是20世纪的重要历史。后来，我在作品《在克拉科夫的十日》《大连幻景》中都试图讨论个体生命和宏大历史的关系。
我最初对《女人世界》的期待也是这样，我希望挖掘华人女性不为人知的历史，但我遇到的是一群如此可爱和鲜活的生命，和个人的人生又深深交织在一起，所以我选择了拍电影。其实做艺术和做电影并没有多么不同，我一直在讲的是跟人有关的故事。
在华人世界间，搭建一座桥梁
方美仙听说我以前去过古巴，特别激动地问，“你去过古巴？你如果再去的话，能不能带上我们？”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她们之所以想去古巴，是因为美洲的唐人街曾经往来非常密切。早期的粤剧戏团只要巡演，美洲的几个大城市都会去，从旧金山到纽约，到夏威夷，再到哈瓦那的唐人街，之后又去加拿大的多伦多唐人街。除了粤剧戏团之外，早期的电影发行也是同样的一条路径，她们有一个跨国华语电影的网络。
《女人世界》中记录的古巴华人舞台。资料图
绝大多数舞者奶奶的祖籍都在广东台山，但有的是生于美国的第一代移民，有的是第五代移民。最开始的一拨移民以男性为主，去美国修铁路，淘金，做的都是苦力工作。当然华人移民来到美洲也不只是去到美国，古巴也是很多人会选择的地方。
在古巴革命之前，哈瓦那的唐人街非常富饶，它的戏院比旧金山的还多。但是古巴革命之后，因为华人主要都经商，生意没有办法继续了，他们只能选择离开，华人的歌舞自然都没有了，留下的华人也没有地方演出。
美国和古巴关系破裂后，美国人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去古巴旅游。如果我能带她们去古巴，或许就可以重新激活古巴唐人街被尘封了半个世纪的舞台，两个地方的华人可以见面，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那时候团队里只有我和刚加入的摄影师Carlo，16个美国华裔要跟着我们俩一起去古巴。我又当导演，又当导游，又当舞团经理，解决了一路以来各种问题，我们的关系在旅途中也变得更亲密。
在这个过程中我在想，我做导游其实就是做一个剧情片导演在做的工作，谁和谁会在这里见面，她们的旅行线路，我都做了很周密的安排，做了踩点，像剧情片导演安排这场戏在哪儿拍，演员是谁，大概会发生什么样的互动。
虽然我更感兴趣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哪些不可预期的事，但是元素我都安排好了。后来我在想导游、导演，纪录片也好，剧情片也好，中间会有一些微妙的区别与不同，但是也有一些相同。
是枝裕和之前也说过，虽然他拍的是剧情片，但是他更感兴趣的是拍摄过程中，超出脚本写的神来之笔，那才是最有意思的、体现人性的部分。我也一直对这种巧合与不可预期很感兴趣。
在这个旅途中，我们也奠定了这个片子的意义，那就是搭建桥梁。去到古巴后，两地的华人终于见面，她们虽然语言不通，但是能一起说几句粤语、唱几句歌词、欣赏对方的演出。
我们从美国出发，走到一个更大的华人世界，彼此之间互相照见。是因为这些奶奶愿意随我一起上路，这一切才可能发生。
回到中国
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上，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带着她的妈妈来看《女人世界》。她妈妈57岁，看完电影之后说，自己本来对于往后二三十年的人生挺沮丧的，觉得没啥盼头，看完这个片子，一下感觉就不一样了。她回头对后排的年轻人说，你们觉得她们美不美？年轻人都说：“美，阿姨，您也美。”
2024年，《女人世界》终于上映，我带着影片中的舞者奶奶回到中国。对她们而言，这趟旅程既是参加电影路演，也是回到自己祖辈的故乡。
在广东路演时，我们回到一个舞者奶奶的祖屋，这是她的父辈之前盖的房子。她上次回去是1996年，如今已经隔了30年。我们在江门的路演团团主特别热情，她把余金巧家的房子也找到了。
这部电影路演的一路上，我们遇见了非常多类似的动人故事。
作为一部小成本的独立纪录片，我们没有那么多场外协助，也没有什么资金，宣发上的事情都得自己做。很多影迷组织的观影团也在用爱发电，她们会帮我们设计印章、票根，制作周边，再免费发放给观众，只是为了让大家更多看我们的片子。
在深圳路演的时候，大家看完电影，奶奶们上台跳了一支舞。现场年纪小的观众有9岁的小孩，还有一个1岁半的小宝宝，是爸爸妈妈带着他来的，小宝宝看了他人生中第一场电影。
现场有一个也喜欢跳“宝乐思”的女孩，她说从来没有想到在中国能够见到这么多（美籍）华人跳宝乐思，而且还是这么有能量的一群奶奶们。昔日的宝乐思舞者在她面前，她特别激动。
有年轻的学者观影后和我们交流，表达了很多感谢，她一直在研究海外华人女性，我们这个片子完全给她打开了一个新的角度。
观众普遍被奶奶们的生命力和面对衰老的无畏鼓舞，有人说，我们现在每天都很焦虑，但看到你们，一下子就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
也有年轻人谈到容貌焦虑的话题，奶奶们在现场就说，你应该爱自己，你可以有非常多美的选择，美可以有千万种，你可以有90斤的美，也可以有200斤的美，你可以有年轻的美，也可以有老年的美。
《女人世界》绝不只是要拍一个历史，而是那个92岁的人，如今依然站在舞台上努力跳舞。所有经历过的历史，都在她们此时此刻舞动的身体当中。
我们被引用最多的是一个观众的评语：不再讨论裸露和女德，世界可以怎么样？她们用非常纯朴真诚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告诉观众，活到老学到老，不要害怕未知，做自己，不要害怕别人的目光。在她们那个年代，女性主义、多元文化这些词都没有出现，她们就是走出自己的路，践行她们非常朴素又先进的观点。
“我希望用她们的声音来讲”
在影片开头，方美仙站在舞台上，带领大家走进一个时空隧道。这是我精心搭建的场面，我希望她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场面，让大家了解几十年前华人女性面临的选择，夜总会为什么会诞生，五光十色的空间是什么样的，以及当年跳舞的女孩去哪儿了。
然后你看到的就是这些女孩现在的样子，这个片子就是她们的主场。这样一群在暮年的人，她们面对舞蹈、面对自己人生的态度。在旅途逐渐展开的过程中，你了解到她们曾经的人生故事。
有人不理解她们为什么要跳这种有些卖弄性感的舞蹈，但是我认为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当时的种族环境。
19世纪末，美国发布了排华法案，限制华人移民来到美国，也限制他们对工作的选择。其实华人移民很难有进入主流社会的工作机会，他们大多只能选择开餐厅、洗衣房，比如余金巧的父母就是开洗衣店的。
余金巧是生于美国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她从小就喜欢音乐，喜欢跳舞，但是你如果想唱歌跳舞，主流的高雅的表演空间是不会容纳一个中国女孩的。想要获得舞台，就必须要更香艳一点，更性感一点，才会有人来看你表演，而且只能去唐人街的夜总会表演。
余金巧非常渴望成为舞者，她自我保护的方式是自己来做衣服，将表演当成时装秀，体现出一种惊人的创造力。她设计的衣服丰富多样，无所不包，为自己搭建了一个亮眼的舞台，后来她还干脆成为夜总会的老板娘。
我不希望大家用今天的视角去看待当年跳舞的女孩，我让她们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时代的困境中，我依然想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我在《她乡舞曲》中着重介绍过，华人舞者的底线就是不跳“脱衣舞”，她们的表演和色情舞蹈有本质的区别。事实上，正是后来脱衣服俱乐部的流行，导致了唐人街夜总会的衰落。
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保守的华人社会并不赞成任何形式的女性舞蹈，这群女孩其实是自己社群的叛逆者。
比如舞团中的Emily（黄应英），她其实是一位老师，日常生活中连脚踝、胳膊都不被允许露出来，她要遵从父亲长辈和华人社会树立的女德。她说，到了晚年我可以露出我的大腿，我可以穿网袜，我一下子觉得好自由。
方美仙从小就喜欢跳舞，后来选择加入舞团，进入夜总会当舞者。有人甚至会打电话到她家里，质问她的妈妈为什么允许女儿做舞女。结婚生子后，包括方美仙在内的许多舞者就彻底告别了这个行业。
年轻的时候，这群女士没有更多的工作选择，退休后，她们才能重新捡起年轻时的爱好，当这群人重聚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就是单纯地想要跳舞。
其实许多舞者，是在丈夫去世后加入舞团的，这个时候当老年人选择展示自己的身体，她们不再是为了服务任何人，她们是在取悦自己。
余金巧（右三）领衔的舞蹈。资料图
更大的“女人世界”
有一位学纪录片的朋友对我说，常规来说你需要跟拍摄对象保持距离，你要保证影片的客观性。但我说，这个故事最精彩的一刻可能就是发生在我们共同的旅途中，我知道很难把自己剥离出来，整个片子就是我们的命运相互碰撞、交织，一起生长出来的结果。
我之所以坚持拍这部电影，和我个人的经历也有关系。前几年，我的父亲癌症复发，离开得很突然。我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常，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做那就立刻行动起来。
2023年11月，我也被确疹了癌症，一切都显得更加不可预期。但有一天，我丈夫回家收拾邮件，收到了一封画着“龙标”的信——我们等来了这部电影的公映许可证。
突然间，电影上映成了当时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我想这件事足以照亮我的生活，其他事情也会好起来。
其实我治病的过程蛮顺利的，本来要化疗八次，后来变成了六次。如果我因为得病郁郁寡欢，什么都停下来不做，或许就是另外一个结果。
如今，我也算经历了各种困难，但我拍的那些奶奶们真的带给我特别多的能量。这部电影不只关于华人的身份认同，更关于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态度。
疫情暴发后，我有好几年都没有见到方美仙她们，还错过了余金巧的离开，直到电影上映我们才在现实中重聚。
再见面的时候，我发现她们都没怎么变，还是那么漂亮，那么热爱舞蹈，反而是我有了孩子，大病初愈，吃激素胖了20斤。等于，我变老了，她们更年轻了，这个感觉很奇妙。
杨圆圆（左）与方美仙（右）。资料图
别人问她们保持青春的秘诀，她们说，就是“always something new to learn”（总有新的东西去学习）。她们不仅在一起跳舞，还一起学画画，一起学烘焙，很忙碌。余金巧也是一个特别热衷学习新事物的人，自己学会了怎么用电脑。
方美仙说，现在她们这群人还能到处跳舞，到处旅游，如果有天动不了了，可以一起找护工，还是可以住在一起。
这个片子之所以叫《女人世界》，是因为1939年伍锦霞拍的《女人世界》就是关于住在一栋公寓楼里的一群女性，大家有不同的职业背景，但是相互依靠，自立自强。这个舞团简直就是电影的再版，她们丧偶或者单身，在一起相依结成了一个姐妹家庭，让彼此不再孤单，生活充满快乐。
有很多年轻观众看完电影告诉我，她们不再害怕衰老了。听到这样的反馈，我才强烈感受到这部电影算是真正完成了，我们映照出千万个不同的女人的世界，这种彼此映照才是创作最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