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中国的社会情绪日益沉郁。
经济疲软令许多人深感幻灭。在私下交流及受到严格管控的互联网上，这种心境通过不断降低的期望和默默的焦虑表现出来。
如今，部分此类情绪可能正以更令人不安的方式浮出水面。
今年3月，一名男子在北京市郊的一个露天市场驾驶重型工程车冲撞人群，据报道造成数人死亡。6月，一架小型飞机在首都撞向一栋知名办公楼，致使飞行员死亡及另外13人受伤，可能是一起自杀事件。上个月在南方城市广州，一名男子因涉嫌在繁华商业区划伤多名女性面部而被捕。
此类事件在中国十分罕见且受到严格审查，因此很难（即便并非不可能）查明其动机。然而，在一个发泄对政府政策的不满会面临危险的国家，我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人们正开始将愤怒与挫败感发泄在彼此身上。
聚焦于中美竞争的北京正投入大量资源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科技产业，将其视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未来引擎。上周在白宫与特朗普总统举行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满怀信心地表示，中国正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开辟新天地”。
但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大多依然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尤其是年轻人），工资水平停滞不前。众多家庭仍因本国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崩盘而步履维艰，正纷纷削减开支。今年，政府设定了自1991年以来的最低年度经济增长目标。
急于找人承担罪责的冲动，在被称为“扒”（即“剥去”）的病毒式人肉搜索现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近几个月来此类运动愈演愈烈，成群结队的“网络侦探”对那些因学术或事业成就而备受瞩目之人进行事无巨细的背景调查，将他们“扒”个干干净净，试图寻找靠关系、造假或偏袒来取得成功的证据。
7月下旬，一位名叫诸葛一杨的29岁博主——波士顿学院博士候选人——在就电影《奥德赛》采访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后走红。她在网上的众多粉丝以她为努力与实力造就成功的表率，她在采访中所提问题的思想深度也广受赞誉。
然而不久之后，网络上的“深扒”接踵而至，引发了对其播客和文章素材存在抄袭的指控。诸葛女士对部分指控予以反驳，但取消了公开露面，并称自己已身心俱疲。
通常，这种审视与其说是在揭露不当行为，不如说是在条件反射式地怨恨那些被视为精英的人——在许多人看来，这些精英已成为一种经济的化身，而他们自己的前景在这种经济中正变得越来越窄。近期遭遇针对的其他目标涵盖了一名女演员、多位知名医生，以及一名去年成为首位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的中国籍女性的哈佛毕业生。她在演讲中呼吁全球团结，但很快就被指控利用家族特权和关系来助推其学术生涯。
欺诈、裙带关系和抄袭在中国绝非新鲜事，网民将矛头对准其认为的不公现象亦是如此。真正让人感到新鲜的是，在普遍存在经济焦虑的当下，随着人们对“谁能出人头地以及如何出人头地”的敏感度不断上升，这种“扒”变得如此自动化且来势汹汹。
男女两性之间的对立与怨恨也在加剧。在网络论坛上，男性抱怨经济前景恶化所带来的更多压力落在了他们肩上。他们强烈抨击女权主义者，部分人甚至呼吁男性权利意识的觉醒。
这种男性的挫败感在8月份蔓延到了街头。据报道，为抗议青年文化的“女性化”倾向，一群群年轻男子聚集在重庆一家管理男子偶像团体的经纪公司办公室外。在警方拘留其中一名男子后，抗议者在主干道上游行要求放人，并对在经纪公司外等候的女粉丝进行追逐、推搡和踢打。部分人还拍下这些女性的照片，用数字技术篡改成色情图像并在网上散播。
研究表明，许多中国男性（尤其是资源较匮乏者）在满足“结婚并成为稳定养家者”的传统期望方面，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社会通常期望男性在娶妻前必须拥有住房和汽车。对许多人而言，这正变得几乎遥不可及。
在部分地区，新郎的家庭还可能被要求支付“彩礼”（作为婚姻协议一部分付给女方家庭的钱款）。今年2月公布的一项针对年轻男性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平均彩礼金额约为13万元人民币——大约是受访者平均年积蓄的六倍。
昔日的独生子女政策进一步恶化了婚姻前景，该政策加上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导致许多家庭选择堕掉女胎，从而造成中国性别比例失衡。尽管该政策已于十年前废止，但根据2020年最新一次详尽的人口普查，在部分地区，适婚单身男性与未婚女性的比例高达二比一。去年，中国男性总数依然比女性多出近2900万。
在我儿时的中国，推动其崛起的不仅有工厂、投资和不断增长的收入，还有一种“水涨船高”的普遍感受。即使部分人致富速度更快，人们也能看到那些成功者，并憧憬着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期待着成家立业，抚养生活注定会比自己更好的下一代。
当今中国令人不安的不仅在于这些期望正在破灭，更在于“成功”本身成了遭受怀疑和公然敌视的理由：如果我落后了，必定是别人踩着我的利益往上爬；如果我无法满足社会对男性的期望，那错的一定是女人。
中国政府拥有掌控经济和塑造公共生活的巨大权力。但它无法仅凭一道命令就让国民之间的善意失而复得。
经济衰退终会结束。但修补不断磨损的社会结构恐将困难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