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同 2026年10月26日



林毅夫1979年投共后，一度被中国提拔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兼副行长。（资料照片／新华社）

《中时新闻网》10月13日报导，1979年从金门前线叛逃中国大陆的林毅夫，当选世界计量经济学会2026年会士。这是值得正视的国际学术荣誉。然而，会士资格肯定的是学术研究，不是对一位经济学家所有政治选择与政策主张的道德背书。

林毅夫原名林正义，在蒋经国总统任内以现役军官身分叛逃！他后来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并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这段传奇不该只以个人成功作结。更重要的问题是：他的经济理论，究竟为中国人民带来多少自由竞争的空间？

首先，林毅夫与李志赟2008年在《比较经济学期刊》发表〈政策负担、私有化与软预算约束〉，认为国有企业若仍背负政府政策任务，私有化未必能解决软预算约束，甚至可能加剧问题。这项论证揭示政策负担的影响，却低估了所有权改革、企业治理与竞争中立必须同步推进的重要性。国家既制定政策，又控制企业与资金，市场纪律如何真正落实？

其次，林毅夫2021年在《结构变迁与经济动态》发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将国企低效率与软预算约束的根源归于战略性与社会性政策负担，并主张消除负担、推进市场改革。这个诊断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在企业决策中的角色，缺少足够的制度性检验。问题不只是国企承担多少任务，而是谁决定任务、谁掌握任命、谁承担错误决策的代价。忽略政治权力的约束，便无法完整解释中国市场竞争的障碍。

第三，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主张政府协助企业突破基础设施与产业升级瓶颈。政府在发展中确实可能扮演建设性角色；但在欠缺新闻监督、独立司法与公开问责的威权体制下，“有为政府”本身根本无法保证防止权力滥用。产业扶植可能转化为特权分配，政策性融资可能转化为不公平竞争。经济理论若不正视权力制衡，便留下最危险的制度盲点。

中国改革开放虽创造庞大经济成长，但经济成长不能直接证明某一学者的理论造成了成长，更不能证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已站在公平的起跑线！真正需要检验的是，这套理论是否充分触及中国市场的政治制度限制。

从台湾立场看，林毅夫的军人叛逃涉及历史责任；从中国人民立场看，经济学家的价值则必须接受另一个检验：他的理论是否让普通人更容易创业、竞争、选择与改善生活？台湾与中国大陆即使政治对立，也没有理由不希望中国人民享有更公平、自由的经济生活。除非他是蒋经国派去中国的特洛伊木马！

杜威的经验哲学提醒我们，观念不能只凭漂亮的理论体系或权威头衔判定其价值，而要放进现实经验，观察其后果，并在公共讨论中持续修正。

经济学同样如此：不能只问国家创造多少产值，更要问人民能否不靠政治关系取得机会，能否自由批评政策，能否以平等规则参与市场。学术桂冠可以表彰研究成就，却不能代替这场以人民生活为尺度的历史检验。

※作者为国立政治大学国际贸易学硕士、国立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