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亿红线快守不住了，按目前每年 -339万/年 的速度，人口跌破14亿只需1.5年左右，2027年几乎板上钉钉。
60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3.2亿，占总人口23%左右。
年轻人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多。
接下来就看死亡端爬升和出生端下坠哪个跑得更快。
人口下降已经是一个事实，但比人口下降更值得回顾的，是过去十几年里，人们究竟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的。
上一篇《结婚人数反弹了，然后呢？》，我分析2025年结婚登记数据，有位大聪明在下面回复：“唱衰这一块，就是爱这么说，看到负面就大肆宣扬成为可笑的真相揭露者还有人吹。”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正能量唱多的合订本。
07年左右已经有人呼吁开放二胎，当时社科院副院长、经济学家蔡昉说：计划生育为中国更快赢得了“人口红利”。
二胎开放前，2013年蔡昉又说：生育政策调整不能一蹴而就。
等到2015年二胎快要开放时，蔡昉又自信满满：全面二孩将使中国总和生育率回归正常值。甚至大胆预测生育率将回到1.8.
对了，还有个翟振武，2016年二胎政策放开时，他预测四年内新生儿或达1.6亿。
这就是你们喜欢的正能量，吹牛要是能改变事实，那就不用研究科技，发展生产力了。
人口问题，普通人应该多想想：人口红利是谁的红利？人口危机是谁的危机？你自己又是谁？
至少在我看来，人口红利未必是普通老百姓的福利，人口危机却是普通老百姓的危机。
所谓人口红利，本质是“大量年轻劳动力 + 低工资 + 高储蓄”的组合，那么这个组合的受益方是谁呢？答案是基建、土地财政，低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制造业竞争力。
危机是什么？养老。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6》，少儿抚养比为22%，老年抚养比为23.1%，老年抚养比首次超过少儿抚养比。
这就意味着，过去七十年“钱花在孩子身上”的社会，开始变成“钱花在老人身上”的社会。
养老金缺口靠现收现付和财政补贴填，但生育成本主要由育龄女性个人职业承担，灵活就业2亿人恰好是养老账户积累最薄、却最先退出劳动市场的一批人。
说的直白点：普通人在这个时代，人口降低与升高都是苦日子。
人口红利的时候，你是劳动力；人口危机的时候，你是成本承担者。
之前看到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是最好的父母，认为生孩子是用来爱的，所以才不生。老一辈人生孩子就是自己的财产，所以他们才生。
这种想法，我觉得只对了一半，假如整个社会还抱有什么“年轻人应该多吃苦”，那以后就别指望生育率了。正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太苦了，自然不想让下一辈来受苦了。
除非老一辈下岗再就业，自己出来生一波。
蔡昉们为什么敢反复预测，预测错了再预测？
因为预测错了，代价不需要他们承担。
赢赢赢只是肾上腺素，脑部高潮改变不了现实。
这帮人最擅长丧事喜办。真正关乎民生的社保、养老、就业、医疗，要么轻描淡写，要么把问题推给个人：过得不好，是你不够努力；我们有问题，但别人更烂。
至于下大棋的账单，是他们买单吗？
不，是你，是我，是每一个既不在话筒前、也不在结算表上的普通人。
但今天的人口困境，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早在2004年，顾宝昌等18位学者就曾联名上书，建议从2005年起放开单独二孩。据相关材料记载，这一建议最终没有推动政策调整。
2007年1月，《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发布，由蒋正华、徐匡迪、宋健等牵头，300多位专家参与。报告认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并建议“十一五”期间保持生育政策稳定。
而同期学界根据普查数据测算的实际生育率只有1.2-1.5。
一个关键分歧就此摆在面前：官方报告所依据的1.8，究竟能不能反映真实的生育水平？如果实际生育率已经更低，继续维持原有判断，又会带来什么后果？
早在2004年，顾宝昌等18位学者第一次联名上书，建议2005年起放开单独二孩。结果调研报告在内部质疑中没了下文。
复旦王丰当时说了一句话，一针见血：“很多人担心政策一放宽就生育反弹、人口失控，而且计生部门就没工作可干了”
2009年1月，陈卫、顾宝昌等26位学者第二次联名上书《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原话是“等到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再采取措施提高生育水平，则为时已晚”——这句话精确预言了今天，提前了十七年。
2007年，易富贤在香港出版《大国空巢》呼吁停止计划生育，长期被批“唱衰中国”；
梁建章、黄文政、李建新等人，以及2012年前后《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及系列文章，主张全面放开生育，当年被骂得体无完肤，典型罪名是“资本家想要廉价劳动力”“替帝国主义鼓吹”。
终于，人口政策转向之后，2017年3月卫计委还公开表示：生育情况“完全符合预判，中国不缺人口，而且未来一百年都不缺”——那一年出生人口已经从1786万掉头向下。
过去十几年，土地财政那笔账，地方债的窟窿，最后从谁的口袋里扣掉，大家都看得见。
都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但愿我们的记忆不止七秒——因为同样的剧本，下一幕已经开演了：这一次的窟窿，叫养老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