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经历简单到只写三行就可以写完。但我人生的经历和故事，却复杂到任何人只要简单地照实写出来，就可以在豆瓣上拿8.9分。那是我的第一本书《重庆小子下南洋》，呵呵。考虑到今天晚会主要是讨论与AI有关的，所以我就挑一些跟AI有关的事情来聊聊。
1985年10月15号，有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向日本东京，蔡博士和我都在里面。我们俩都是中国赴日本第四期留学生，是从十亿人里选拔出来的150名幸运留学生中的两个，是去日本连读硕士和博士的那种留学生。
1992年8月，我带着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的工学博士证书，带着我太太和一岁的小孩来到新加坡投身工程界。可到了之后突然发现，我引以为傲的学历被“清零”了——新加坡专业工程师局当时还未承认中国的本科学位，而且新加坡工程界的设计完全是照着英国规范来的，我之前经历过的中国规范和日本规范都用不上。另外，新加坡办公室是用英语交流，而那时候我的英语还结结巴巴，一点都不流利。 别说出人头地了，怎么站住脚都是个大问题！
刚来的那两个星期，我就拼命地想：我除了会考试、有高学历之外，还有什么本事呢？
我要拿什么本事来破这个局呢？天哪，我怎么把“我会电脑编程”这门本事给忘了呢？我在日本读书和做研究员期间，一直都在用电脑写结构分析和抗地震的程序。1988年我就拥有了人生的第一台个人电脑。读博期间，我也用业余时间帮日本的小公司写抗震报告的程序，还在日本通商省旗下的公司写过一些商业小程序。
两个星期后，我就约老板面谈，提出帮他建立一个工程与系统部门的建议。我承诺，我将把公司的材料管理、投标系统等等全部实现电脑化。
就这样，一个敢讲，一个敢接受。老板马上让我成立了工程与系统部门，同时也重新和我谈了合约，薪水翻倍。
三年后的1995年，这家原本非常普通的新加坡建筑公司，按《海峡时报》公布的数据，在新加坡名列前五名。1997年，《IT Singapore》采访并报道了我如何用IT技术帮传统公司升级。
简单一句总结：我的编程技能帮我在新加坡站住了脚。
同时，就像现在人们给AI喂大数据一样，我天天用HBO的好莱坞大片“喂”自己。不只是背单词，而是通过看电影、阅读与交流，重构了英语思维，顺利过了流利讲英语这一关。
此外，我还借用自己的编程知识，选择了一个最“笨”的办法来学习英国规范——那就是通过编写一个个小的工程软件来掌握它。这个痛苦的编程过程，让我对英国规范的底层逻辑理解得一清二楚。
1997年2月，我被破格拿到了新加坡的专业工程师执照。
这就等同于中国国内甲级设计院的资质。也就是说，有了专业工程师执照，只要你有本事在商业上拿到任何建筑的合约，你就可以签下任何高楼大厦的结构设计。
1998年，我创立了TENWIT顾问公司。公司开业的第一天，我没有出去找客户，而是闭门写了一个管理程序，这个程序一直沿用到现在。它把客户和项目等等全部有效地管理了起来，一键到底，几分钟之内就能拿到任何相关的资料。这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公司管理“数字化”。
开业以后，除了购买一些工程顾问必需的软件之外，我自己还一直不断开发顺手、智能的好工具、好软件。
创业不到三年，新加坡税务局给我发来一封信：“Dear Tenwit，按我们的统计，贵公司的年营业额从几个月前就已经超过了百万新币，请开始缴纳消费税。”
我们公司至今经营了29年，负责了大大小小500到1000个项目。
这一页PPT选出的是新加坡从南到北的几个地标项目：从星耀樟宜的施工支撑结构、滨海南超级大树的连接设计，到圣淘沙海洋馆的巨型穹顶设计，再到新加坡置地大厦的外观结构设计。
这一页PPT展示的项目，都是我们公司亲手主持的代表性项目。每个项目的工程价值都在六七亿新币左右，也就是四十亿人民币的规模。
一个外来移民创立的顾问公司，凭什么能够拿下亿万级巨型项目的工程呢？
首先，得深深感谢新加坡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不靠关系、不走后门，一切全凭实力说话。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分享的秘密：那就是在AI还没横空出世之前，我就摸索出了一套“AI思维”。它的本质，说白了就是把不可逾越的“大山”，拆解为可以一键运行的“子程序”。
以左手边这个全球最大的海水淡化厂为例： 当我们第一次投标这个项目的时候，EPC承包商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
- 必须在三个星期内做完所有的初步设计；
- 必须按照非洲的抗震设计规范来做；
- 必须使用他们指定的、而当时我们公司还没有的一套结构软件。
我突然想到，如果按照程序开发的思路来重新思考这个项目的执行手段呢？一个好的程序，不就是通过调用各个子程序组合调试而成的吗？
于是我作出了部署： 我安排一组资深工程师，直接按照我的意图去设计和画图； 我们买下那套新软件，安排两名年轻工程师直接去学习软件的使用方法； 再安排英语好的印度工程师，直接去下载那个国家的抗震设计规范。
到了第三周，刚学会软件的工程师和刚下载好规范的工程师，就按照第一组资深工程师设计好的图纸，把整个方案组装了起来！
靠着这种“AI思维”，我们漂亮地赢下了这个项目。
那么，我后来为什么会开始写长篇小说呢？因为当时我在文学城里玩博客，写工程奇葩案例，写夜总会狮城丽人的故事，文章经常被文学城置顶。某一天我心血来潮：这些写好的故事，不就相当于长篇小说里的一个个子程序吗？我只要把这些章节和故事按照容易吸引读者的逻辑顺序组合起来，不就是一个完整的“文学程序”了吗？
所以，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野心蓝图》出版后真的可以说是洛阳纸贵。在国家图书馆举办发布会时，现场盛况空前；《联合早报》甚至用了整版报道。这部小说改名为《重庆小子下南洋》在中国再版后，在豆瓣上也获得了8.9的高分。
AI横空出世以后，我其实一直有点纠结：这家伙，到底是人类请进门的“特洛伊木马”，还是老天爷送来的“大礼包”？
想来想去，后来我想通了。君不见，“AI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大潮都已经冲到家门口了，你还站在那里讨论该不该下水，好像也有点晚了。（笑）
我们这些普通人，其实选择并不多—— 打不过它，就研究它； 躲不过它，就用好它； 既然都要用，那就干脆找一个靠谱的AI，每个月交点“保护费”。（笑）
以前请个聪明人当顾问，按小时收费；现在请个AI当顾问，白天不喝咖啡，晚上不喊加班费，凌晨两点还能陪你改计算书。这么一想，月费突然就不贵了。
所以我现在的态度很简单：木马也好，福星也罢，先骑上去再说。时代的红利都送到门口了，不领白不领。（笑）
回头看，每一次技术革命出来，都有人紧张：“完了，我们是不是要被淘汰了？”
但我越来越觉得，真正容易被淘汰的，不一定是年纪大的人，而是停止学习的人。
我现在就经常跟AI一起“玩工程”。比如，我给它一套设计逻辑，让它帮我编一个 Smart Excel Spreadsheet；给它一张手画的工程草图，让它想办法变成CAD；或者我把几个复杂、甚至风险比较高的工程方案摆在它面前，让它一个一个分析优点、缺点和潜在风险。有时候我也会故意“考”它，看它会不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笑）
所以对我来说，AI不是来抢我饭碗的，反而像是突然来了一个精力无限、知识渊博、不要办公室、半夜两点还能陪我加班的年轻助手。（笑）
当然，这个助手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说错了，不坐牢；你签错了，可能要负责。（笑）
所以，无论AI发展到多么强大，有一样东西，我们一定要牢牢抓在人类自己手里——那就是责任。
AI可以帮我们计算、画图、比较方案，甚至提醒风险；但最后的专业判断、工程良知和签字责任，永远不能外包给AI。
所以我理解的“现代大侠”，不是看他手里有没有一把绝世宝剑，而是：有内功，有眼力，有阅历，更要有担当。
剑可以越来越快，越来越锋利；但最后决定这一剑往哪里挥的——还得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