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9日，在热心的同学组织下，我们北大86级同学参加返校活动。我也有机会回到北大和中关村那一带四十年前我成长的故乡。四天时间，只能让我管窥一下北京的友谊宾馆到北大一线。

一

友谊宾馆是活动的指定宾馆。我喜欢从友谊宾馆走到北大，看看沿途的民情，找一下尚未拆除的旧建筑。这对我既是旅游，又是怀旧。

这一段原是中国科学院的家属区，现在已经被新修的马路和围墙隔成一个个社区。从好的角度看，是复辟了宋以前城市的基本单元坊，用坊墙、坊门、坊管（居委会）、和坊丁（保安）把一个个社区隔绝开。从坏的角度看就是把一个个社区变成了互相不能流动的维稳准监狱，无法再抄近道走直线，也让人口流动时时在监视下。按说北京治安很好，且到处都是监控头，但是这一带每个高层建筑几乎每家都装铁窗牢门，那么多幢的三十层楼一排排铁窗从上到下，蔚为奇观。这种景象在治安差很多的纽约根本看不到，纽约的铁窗最多装三层。其背后的华人群体心理，为了极致的安全而拥抱每一项被严管，值得社会学者研究。多数人因为有产而更依赖共产党，这个逻辑也是绝了。社区外建了不少公园和商店。四十年前从白石桥到中关村，两旁都是菜地、两三层的学校与科研机构，路上只有行人、自行车、马车、公共汽车、与卡车——那条灿烂阳光下白杨之路的一点影子没有了。

和同学聚会，发现仍然在中国教书当教授的同学不仅担忧时时的举报，而且教案现在都要事先报备，获得批准。上课基本上不敢脱离教案；甚至各科都有宣扬政治主体思想的任务。这次聚会，不仅有一官半职的同学不敢来，很多比较成功的教授同学也没有来，是不是怕言多必失？另外，聚会本身各处都是跟着领导喝彩加油鼓掌，山呼北大万岁青春万岁，没有四十年前北大同学爱辩论和爱给社会弱者如歌者崔健喝彩、却勇于为社会强者喝倒彩的北大风范。老师都如此禁言，学生在思想上又能学到什么呢？我不禁回想起当时教我中国革命史，以后被当局逮捕被北大开除的陈陂老师。可以说，今天的北大已经是另一个清华了，中国老百姓以“清北”来排名这两所中国最好的高校，对北大其实是不冤的。

未名湖的湖光山色依然令人心醉。其昵称一塔湖图，谐音一塌糊涂，还是我辈学生给起的。美丽之外，为了保存水源，今天的未名湖和周围的水系，已经是整个水泥抹底了。所幸我小时候爬过并从它高处掉下来的西门旁大桑树，仍在。

从科学院居民区的变迁，从北大精神的变化，我觉得中国的未来，在思想上，就是一个靠摄像头和人工智能监视，与人类互相举报加自我约束下的北韩。

二

这次回来发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在友谊宾馆到北大的路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劳动者驿站，站内有厕所、空调、热水、微波炉，长椅，供劳动者们休憩。路上还有一个免费发放劳保品的露天橱柜。我对中国以这种方式开始注重底层劳动者，还是很欣慰的。

在中关村地铁站旁的物美超市门外，我发现了一个小炒五元起的社区食堂，最贵的小炒是十二元的咖喱鸡。那里早餐是一份粥加一个包子或油条或发糕五元。旁边电梯下是一个十元的理发或剪发店，生意不错一直有人排队。这些社区服务店一点不像国营商店，估计就是在房租或税收方面有所减免的私人店。

这其实引起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政府应该如何用社会福利给社会保底？

西方按照中产阶级的标准来包养社会最底层。我在千禧年左右遇到一个极端的例子。我的一个同学去美国国家标准局（NIST）做博士后，住在附近的德国城（German Town）。我去看他时，发现新的公寓楼外都是新车，就他那辆学生时代的破车最显眼。进入他家后，发现他六岁的女儿因为被关在家里而很烦躁，太太的心情也很不好。我问他是怎么一回事？他说首都政府认为黑人不应该住在黑人区，就把这片白人区里的公寓全全包起来给黑人区里的黑人住；他一是因为有补助的房租便宜，二是因为他坚信民主党，想与黑人交朋友，就住了进来。我有点不信，说吃福利的哪来的这么多新车在楼下？他说民主党首都政府认为穷人不工作是因为没有车，所以每家再发一辆新车。我还是不信，问这么发福利哪来的钱？他说首都政府不断向国会要拨款，不给就不收垃圾，让国会臭气熏天。我又问你女儿为什么要被关在家里？他说周围的吃福利家庭从来不做饭，天天只给孩子吃一顿政府发的牛奶泡政府发的麦片。她女儿刚来时，与小朋友玩得很好，但是那些小孩子第一次看见中国人家里居然有三顿饭而且不是牛奶泡麦片，居然如此美味，他们以后吃饭时都来吃饭，人越来越多。这样吃了几天，把他一个月的博士后工资都吃完了，食堂只能关门。以后小朋友为了再来吃饭，就威胁他女儿，达不到目的就打。另外，这里的新房新车福利补助吸引到附近工作穷的白人女子过来，和黑人男子一起到处吸毒做孩子，弄得周围乌烟瘴气，他也不敢再让孩子一个人出去。我的朋友为了让孩子在家呆住，收养了一只被对门毒贩虐待过的小猫。问题是他那博爱的性格，不愿让小猫吃防猫虱的毒药，弄得全家到处都是猫虱。太太对这一切当然不高兴。

这个例子虽然极端，但是纽约州政府给穷人的免费医疗，远好过美国各大银行给职员的商业医疗保险，却是我经历多年的。一些低薪低职能的美国企业，如沃尔玛，就控制职工的工时工资，以便职工拿到政府医疗。另一些需要技能的小企业，其工资超过吃福利的最高工资，因为拿不到政府福利，生活质量远不如吃救济的。这就造成了美国的工作穷阶层。

所以，社会福利最好的发放方式，可能是给对底层的劳动者在温饱、医疗、与教育上托底，而不是像现代西方那样白养。其目的是托底，而不是用纳税人的钱去白养出新的中产阶级。过去中国民间赈灾放粥时，要在粥里撒沙子，以确保粥只到真正需要的人口中。在这点上，西方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做法，应该改变。

三

那么？政府补助的社区经济是否扭曲了市场经济？

除了社区食堂和理发店，其它的六元到十元店也相当蓬勃，看不到社区商业挤占市场的现象。我在出海淀地铁站的路上，看见上班的人流排了一个小队，跟上去，发现是煎得焦脆的俩块薄饼，加一个煎鸡蛋，一片腌过的煎里脊，六元，再加一元瓶装水，或者两元的豆浆。几个店员干活非常麻利，饮料都已包装好，顾客用手机碰一下就付费，是小队快速移动、能够赶上上班人流的原因。顾客中既有外卖员，也有旁边中关村的上班族。另一个早上，碰上海淀街上促销，一碗内容丰富的胡辣汤加炸的葫芦头十二元。这样的价格就得到这样的服务是在纽约街头完全不敢想的，即使按照1:1的货币兑换率。

蜜雪冰城一杯黄桃汁六元。和纽约最便宜的奶茶一样。高端的奶茶据说要四十元，比纽约的贵一倍。

中午和晚上，我一般在友谊饭店对面的食品城里解馋，吃顺德干蒸、炸酱面、西安凉皮、烤羊肉、凉糕、一顿中饭或晚饭在三十元到五十元之间。这些食品店全是连锁的特质服务：产品只有有限的几样，力求每样都做精。另一方面，特质的产品减少了库存和供应链，也压缩了成本。我的观察是每家的人流都比较大，靠薄利多销压缩了价格。这些熟食店，在公司和地铁站的旁边，针对的是附近的上班族，只有不多的外卖小哥来消费，是社区食品店无法竞争的。

与之相比，国营的友谊宾馆饭菜味道善可伐陈，价格却比较高。比如友谊宾馆的早餐对住客五十元一位，对外客七十元一位，其水平和其它旅馆的免费早餐一个水平，甚至丰富程度略逊。

从成品食物市场上来看，北京的竞争强度远超纽约，消费层次分得很开，其服务更好，效率更高。政府补贴的社区商业只是一种补充。

四

一种担忧是中国高品质的服务是靠极度压榨职工，特别是底层劳工。按照纽约20美元的最低工资，每天工作8小时，每星期工作5天，月薪差不多是3450美元，干得这么多就拿不到政府的低价住房和免费医疗。中国的底层劳工应该辛苦很多，也按照时薪20元，每天干12小时，每月干30天，月薪是7200人民币。这与网上查到的纽约与北京底层收入的范围差不多。北京底层劳工的价格是市场决定的，政府靠社区食堂劳工驿站给他们的温饱拖拖底。而纽约的最低工资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的政治运作，完全脱离了市场的需求。因为最低工资太高，给非法移民造成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如果说非法压榨底层劳工，至少纽约这边也是。

北京底层劳动者的工资是他们争取来的，所以他们相当敬业，也相当主动。而纽约的最低工资是政府规定的，所以有时底层劳工对工作就是无所谓的态度。

北京人民的平均智商比纽约人民高10%，工作时间高一倍，工作态度很认真，又不白养纽约那些吸毒加犯罪的几代吃福利者，北京在物质现代化的过程中赶上来并超过纽约，其实是合理的。中国人智商高，在底层劳动者，体现在干活效率高上。在中午忙时看24小时便利店里给客人制备午饭同时收费的小姑娘的麻利与干练，同时处理五六个客人的要求，让我佩服和欣赏。

收入以外，还要比消费。我以中关村地铁站外的物美超市为样本，发现水果、蔬菜和肉类的价格是美国中国店的一到两倍，但是品质更好。个别进口水产品如波士顿龙虾斤价是140元，而在纽约磅价是10美元，所以毛沽进口关税是100%。超市内熟食价格仍然是纽约一倍左右，品质仍然远超，可惜我的胃容有限，无法满足口舌之欲。从生熟食的价格比，可以毛沽出北京的人工比纽约低一些。

衣的价格非常难统计，因为北京各店的价格差别巨大，在百倍上下。而纽约乡下在五倍上下。可见北京仍然是穿衣很看牌子的地方。

与纽约地铁相比，北京的地铁干净很多，也现代化很多。北京地铁出入站各刷一次票，按照实际里程收费。而纽约地铁入站一次昂贵收费，与里程无关。两相比较，北京地铁的收费方式合理很多。因为收费不合理，纽约地铁大约1/3的乘客逃票，天天重复老实人吃亏的闹剧。我过去对北京地铁的安检不满，但是长期经历了堪称美国国耻的纽约地铁之后——不仅因为它脏旧，而且因为它极其不文明：我在纽约地铁上遇到过吸毒骂人的，拉屎撒尿的，醉酒打人的，甚至还遇到肮脏的流浪者当众做爱的——我现在觉得靠安检来筛选一下乘客，不是坏事。

按照网上的数据，买车的普通花费两边都是5万到20万，完全可比。

友谊宾馆单间每天600元，但是环境非常好。这样庭院式的环境在纽约600美元应该住不到。

按照网上查到的，70平方米两居室的二手房，纽约是30万美元到250万美元，北京是150万到300万之间。双方在特殊的地段都有千万级的天价。但是纽约的物业费每月在一千美元左右，等于在房价上再加1/3。同时，北京的房屋面积按照建筑面积算，其使用面积只相当于60平方米。所以在住上，北京和纽约是持平的。

医疗上差距很大。我8年前带我母亲在北京看过病，用的是北大教授级别的医疗保险，也在北京最好的医院，但是对那一段的经历刻骨铭心地厌恶，因为病人在中国其实不算人。而在纽约，任何服务和医生医德都是值得病人信赖的。纽约的穷人医疗由政府买单，一般中产靠商业保险，只有工作穷会因为医疗傾家破产。而在北京，似乎任何阶层的人都会因为医疗而傾家破产。

教育上肯定北京家庭的投入更多。吸毒上肯定纽约人花费更多。不过这属于文化选择，无法比较。

所以按照1:1的货币比来看，北京的生活与纽约的生活完全可比。同时从他们的月收入上，我看不到对底层的严酷压榨。90年代我出国留学时，我老妈在北大教书的月薪仅1百人民币，而我在纽约的助学金有9百美元。那时北京鸡蛋一打要一元，纽约是半美元。从收入与支出比看，中国那时压榨的程度严重得多；而现在不怎么显著。如果说我对现在有什么不满，主要体现在食品店里前台后台都是站着服务。其实后台的看灶台，前台外面召客，完全都可以坐着，一如纽约餐馆前台的领台小姐多数有高凳坐着。

五

至于北京的食品安全如何？我只能说，我天天在外吃，没有拉过肚子。如果担心食品安全，我可以选择在友谊宾馆里吃50元的早餐和几百元的中餐晚餐。这其实就是市场经济，政府只负责质量的托底——比如要求市场上六元早餐中的煎里脊不让顾客拉肚子，和致癌物的含量不是很高。顾客选择不同的价位和档次，比如某个五百元的早餐把每个原料的产地和处理方法都溯源。如果想不同价位的食品都是高质量，其实是社会主义的想法。问题是这种平等观念在西方已经深入人心。

另外一个让我欣赏的是友谊宾馆的水龙头上贴着“非饮用水”的标签。西方一直标榜自来水都可以直接饮用，其实是对能源的巨大浪费，因为绝大多数自来水都用来洗东西，浇地和冲马桶，根本不需要达到饮用水的标准。如果私人买瓶装饮用水来做这些用途就是败家行为，但是因为自来水靠政府补贴，民众就可以提无理要求，其实巨大的浪费最终都会要作为纳税人的民众买单，因为转手政府而让浪费变得理所当然。从北京来讲，用点氯消毒很便宜，但是水里的大量钙钾离子饮用后直接堵肾小管，而除钙钾这些离子花费巨大。其实在西方买饮用水或过滤器也很便宜，从环保的角度也应该提倡自来水的非饮用标准。环保应该从这些切实的地方做，而不是以虚幻的二氧化碳危机来给人民加碳税：增加大气温度的更可能是工业污染带来的雾霾，这在北京这些年因为雾霾减轻而降温就可以直接感受得到。

美国立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非纳税人是没有投票权的。一直到1964年的宪法第24修正案通过，才让美国公民人人都有投票权。现在美国纳税人在投票人中的比例，仅47%。不纳税投票，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肯定会扩大和乱发福利，即使借债也发。这正是西方今天财政的困境。是否回到纳税后才能投票，以实现财政上的收支平衡，避免民主制度不因财政破产，也是现代西方应该面对的根本问题之一。

六

我对在中国过去的经历无法释怀，对它未来的政治发展方向也无法认同。但是我也必须承认，中国今天的现代化是自己干出来的，北京在市场竞争和产业链上已经超过纽约。作为另一个成功现代化的例子，它也有值得现代西方学习的地方。

历史上这种在专制下在生产现代化取得成功的例子很多，比如台湾的小蒋时期，和韩国的汉江奇迹。第一个著名的这样的例子就是俾斯麦（Bismarck）专制下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上完胜英国。而且这次胜利不仅是技术上的，也是制度上的。德国专制通过保障工人权益与开创社会福利制度，避免了劳资内耗。而那时英国因为工人运动、与资方对贵族阶层的模仿，内耗不断，社会动荡，从而在以内燃机和化学工业为主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输了，从此国运逐渐衰落。另一方面，德国因为历史上得益于强人政治，所以以后也迷信强人政治，包括在危机中选希特勒上台——德国在政治上的课该补还得补，并且把以前经济上的所得全赔了进去了。

也许西方应该借鉴一下中国现在的做法，改变一些现有的做法。

成朴

——2926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