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想要对匈奴动兵。第二次庭议，主战代表是王恢，王恢的立论有三点。王恢的三点实际上不值一驳。
第一点，上来就拍皇上的马屁，皇帝的天威要是有用的话，就不用打仗了。皇帝威一下多省事。第二点，实际上就是情感的输出了，被欺负狠了的本能反应，在这种重大的决策中，原则上应该摒除情感因素。关于钱的问题，资源的问题，更是瞎说，有没有钱、钱多还是钱少，取决于花钱的意愿，取决于想花多少钱、能花多少钱，王恢应该没有测算过这场战争要花多少钱，或者说王恢根本没搞明白，这是一场战斗、战役、战争，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最后，这个事败也败在钱上了。
第三点，说白了就是挖个大坑，把匈奴人都赶进去，太一厢情愿了。成不成，得看匈奴人配合不配合。这第三点是王恢整个立论的基础，其核心就是聂翁壹所献的计策。所以，我们不得不怀疑，是不是王恢发明了这个聂翁壹。
反战的韩安国也有三点立论，第一点，从高皇帝以来，文皇帝、景皇帝都坚持和亲，请汉武帝也尊崇之，简单地说，就是祖宗之法不可改。我们现在看来也是太迂腐了，更直接戳了汉武帝的肺管子，汉武帝就想独出心裁、标新立异，整点邪的。
第二点，汉匈双方的生活方式不同，在韩安国看来，匈奴就是夷狄。这里的夷狄，本身没有什么贬义，只是强调与汉朝人的不同。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甲骨文的狄字也就是一人一犬。
他们与我们不一样，不一样就不一样吧。不是因为威势强力不能制服他，而是远方绝地不受约束的民族，不足以劳烦中国去打他们，打他干嘛？能捞到啥啊？
历来都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有谁看到过穿鞋的追着光脚的满街跑？
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冒顿没有能力进入塞内来放牧，汉武帝也没有能力去草原种地，各安其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想一想，卫青打了胜仗之后，能让卫青领着人去放牧吗？不能吧。我估计，放几年牧，卫青没准自己就变成单于了。这第二点，有点意思，虽然有点一厢情愿，关键是如何使双方各安其境，韩安国没进一步说清楚；
第三点，汉军与匈奴对阵，没有必胜的把握，反而有可能招致失败。强盛之后有衰弱，犹如日出之后必定有日落。匈奴人，远在草原，汉军急速进军，长驱深入，就有可能粮草不继；徐徐进军则追不上敌人，走不到一千里，还是要粮草不继。韩安国这就提到了战术上的困境。
实际上，这第三点有点老生常谈，无的放矢了。人家王恢的办法是诱敌深入，已经与草原没有关系了，韩安国还拿草原说事儿，就没有说服力了。
从这双方的立论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但是双方有一点的认识是共同的，就是汉军与匈奴对阵不占便宜，战术上有困难。
对于这一点，前朝的名臣晁错在《言兵事疏》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事实并不必然是这样，晁错总结了三短五长。
简单地说，匈奴的地理形势与军事技术与汉朝大不相同，匈奴有三个长处，第一，匈奴马好，攀山跨涧，汉朝的战马不如匈奴的战马。第二，匈奴的骑射，汉军比不上，哪怕在崎岖的山路上，匈奴骑兵也能驰骋骑射，确实很牛。第三，风餐露宿，忍受饥渴，坚韧顽强，汉军不如匈奴。
但是汉军，也有五个优势，第一，在平原上，汉军战车与突骑配合，就很容易能把匈奴打垮。第二， 汉军强弩的射程与威力，远超过匈奴的弓箭，第三，匈奴的皮甲与木盾根本挡不住汉军万弩齐发；第四，汉军大阵有坚甲利刃，在弓弩的掩护下，匈奴人根本挡不住大阵前进的步伐；第五，即使短兵相接，汉军步军用长戟和刀剑与匈奴近身格斗，匈奴人还是挡不住。
所以说，从纯军事角度说，汉军在装备上与匈奴人是有代差的，正面结阵对决，匈奴人没有任何机会，就一如当年匈奴对阵秦军一样。
看看匈奴与汉军正面对决的战绩，比如漠北大战，再比如对阵李陵，都是碰的头破血流。至于后来贰师将军李广利与匈奴的败绩，那是他战术的不懂，与汉军的能力没有关系。李广利本身就不是一个军人，属于赶鸭子上架。
漠北大战的时候，单于采纳了赵信的计策，把人马都撤到了漠北，“居幕北，以为汉兵不能至”，即使来了，也是人困马乏，这叫以逸待劳。
汉庭的谋划是，出其不意，力大降十艺，打单于个措手不及。所以当时，单于是列阵而待，双方都自以为得计。再者说，漠北大战，汉武帝是希望霍去病立功的，精兵强将都在霍去病手下。卫青是以副攻对匈奴主力。
结果，一天下来，单于就看明白了，“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就跑了，跑了汉军真就追不上了。为啥？咱们留个思考题，以后有机会再公布答案。
匈奴人的强就强在他的游牧属性，他的机动性，短时间内就可以聚集大军，攻击万里长城的一点，形成局部的优势，让汉军防不胜防。
辩论以王恢最后的发言结束，汉武帝，给了一个字，“善”，谁善啊，当然是王恢善，符合皇帝的期待呀，有了好办法，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而且王恢要亲自操刀。
马邑之伏拉开序幕。
书上说，聂翁壹实施诈降计，把马邑出卖给了匈奴单于，单于贪图马邑的财宝就来了。细究起来，在刚和亲、关市正热络的环境下，若汉朝真要诱单于深入，最合理的外壳不应是“请你来劫掠”，而应是某种看似延续和平关系、又能让单于获得利益的消息。
聂翁壹的逻辑是这样的：边地有人愿意归附；马邑内部发生变故；城中官吏已死；单于若来接应，可得到城中财物。这正是《韩长孺列传》所保留的“以城降，财物可尽得”的版本。
具体是不是这样，还是值得推敲的。马邑能带来一次战利品和一次边境震动，却未必能带来可长期保有的战略成果。单于能不知道关市的价值吗，他为什么愿意用稳定贸易和外交关系，去换一座难以久守的边城？在双方可以自由贸易的情况下，马邑得有多少财宝可以把单于吸引进来？单于得多丧心病狂啊，放着好日子不过，贪图一城之财宝？
我们不能总想着对手是愚蠢的，不理智的，他们也是人类，也有对事物最基本的认识。别忘了，这一次可是单于求着和亲的，拼着断绝和亲，来抢马邑的财宝有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意思，真是不可思议啊。
说起这次和亲是真的不容易，在汉景帝后期，双方是断绝和亲的。那是汉景帝中元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48年，匈奴入燕，汉景帝一气之下，就断绝和亲，第二年就发生了匈奴七王的南下。之后，双方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后元二年（前142年）的时候，才有郅都率军出击，回来之后，郅都就挂了。之后同年春天，匈奴攻入雁门，太守冯敬遇难。这是有记载的双方在这一时期，最后的武力接触。
再次接触，就是建元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35年， 匈奴的主动求亲了。军臣单于能够打破惯例来求亲，说明很可能在内部也遭到了很大的压力。这期间双方断绝关系近年，不知道是不是关市也断了。按常理推断，关市应该是关闭了。
这个关市，在冒顿单于时代是双方的筹码，你有情，我有意，都有需求，汉朝需要塞外的马，匈奴需要汉朝的生活物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关市逐渐变成了汉朝的筹码，汉朝虽然一如既往的需要塞外的好马，但是应该没那么需要了，但是匈奴贵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像吃了上瘾的药物一样，欲罢不能。这才有，和亲之后，往来长城下，凸显交易的热络。
和亲之后，皆大欢喜，单于以下皆亲汉，就是这内部压力被释放后的反弹。现在为了一城的财宝就火中取栗，军臣单于拿什么理由说服自己的部众那？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马邑伏击本身不可疑；可疑的是传世史料对“单于为什么会被诱入马邑”的完整解释。它很可能把原本复杂、如今已缺失的外交、边防与情报过程，压缩成了一个“贪财受骗、偶得尉史而逃”的故事。司马迁由此把一场可能经过复杂侦察、警戒与判断的失败，剪裁为一个单一的偶然事件；叙事因此清楚，真正决定成败的若干环节却从文本中消失了。
把事件提炼到最基本的层面，就是汉朝施行了某种计策，单于也确实中计，亲率十万大军前来。但汉朝究竟以什么方式诱使单于入塞，传世史料并不一致。最详细的“献城—悬首—尉史泄密” 叙事，可能保存了真实细节，也可能只是后来的叙事者为解释结果所作的一种整理。
现有材料不足以恢复被省略的真正诱因；至少按今天能够看到的记载，其中有不合情理之处。当然，如果一定要解释为匈奴人就是贪婪，军臣单于就是老糊涂了，那我也没有意见。
这就是一场大戏呀，汉军就二、三十几万，都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里，通归韩安国指挥，计策的总导演王恢与李息另帅一路人马专门攻击匈奴的辎重。
这就是历史上经常出现的非常吊诡的事情，不想打的，就偏偏把你推到对敌斗争的第一线，哭着喊着要打的，偏偏把他送到一边去敲边鼓。
为啥？我觉得汉武帝心里明镜似地，韩安国说的都有道理，但是皇帝就想打，打仗还得让韩安国这样老成持重、懂行的上。而王恢，也就一坐谈客，虽然说的蛮符合皇帝的心意，真要让他扛大梁，汉武帝真不放心。能把辎重偷袭了，就不错了。
单于率军从长城武州塞入塞，武州塞在马邑的正北偏东，这里应该没有发生战斗，书上没有记载发生战斗了。只用了一个“入”字，怎么入的没有说。但是，从行文看，不应该发生了战斗，一旦发生战斗就得放狼烟，那么，之后单于徒见畜牧於野，不见一人，就不会感到诧异，因为狼烟把人都吓跑了。
为什么没有发生战斗， 具体原因不详。也许，平时就无人防守。但是武州叫塞，没人防守的可能性比较小。也许，为了这出大戏的需要，出于什么原因把防守调开了。也许，作为戏的一部分，守军看到单于的大队人马，四散而逃了，忘了点狼烟了。或者，这次单于入关，并不是书上所记载的，上了聂翁壹的当，来偷袭的？
那位朋友也许会说，匈奴人刀急马快，在汉朝人没放狼烟之前就解决战斗了，这种可能性非常低，基本接近于零。匈奴人不具备这个能力，据居延汉简记载汉代边境一个小型烽燧应该有9人左右，像武州塞这个规模的据点，应该驻守更多的人。想要人不知鬼不觉的解决战斗，难度是很大的。
当然，也有可能我想多了，聂翁壹熟悉地形，在长城上找了一个偏僻的大口子，把十万匈奴人带了进来。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所谓的武州塞徒有虚名，汉军并没有在此布防的能力。这得多大的口子，才能把十万人放进来。
当时单于没啥感觉，再往前走一段，距离马邑还有百余里的时候，单于就感觉到了，不对呀。武州塞距离马邑也就是一百五六十里地，也就是入塞不久，单于就感觉出问题了。
万籁俱寂、空谷回响，只见牛羊满地，不见牧羊女，也不见牧笛袅袅，确实让人感觉到有点瘆得慌。
书上说，单于“攻烽燧”，抓到了一个俘虏，知道了汉军的计策，绝尘而去。
烽燧是啥？就是烽火台。如有敌情，白天燃烟叫烽，夜晚放火叫燧。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个烽燧肯定距离单于大部队的行进路线不远，应该在可视范围内，否则，不能说攻就攻。单于不可能跑出去百十里去攻一个烽燧，抓俘虏。那么驻守这个烽燧的汉军，看着匈奴人的大队人马，为什么没有举狼烟报警？
当然了，那位说了，烽燧里的将士都知道汉军挖了个大坑，等着单于上当，掉进去。不能举烽火，这是计策的一分部。我们知道，按照书上的说法单于是被骗来偷袭的，驻守烽燧的汉军不举狼烟不就等于给单于报信吗？
这不合逻辑！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废弃的烽燧，里面没人。那单于去攻击一个废弃的烽燧，他傻呀？而且，还能碰巧在一个废弃的烽燧里抓到知道情报的俘虏，这也太幸运了。单于中奖了，不用抢马邑的财宝了，直接到你那儿兑奖得了。
据书上说，单于抓到的这个俘虏是雁门尉史，这哥儿们不是驻守烽燧的将士，是来视察工作的领导。看到单于的大队人马，就躲到了烽燧里，就此成为单于的俘虏。
据说这个雁门尉史，知道汉军的谋划，在单于的恐吓之下就泄了密。也就是说，驻守烽燧的汉军未必知道汉军的谋划，如果他们不知道汉军的谋划，见到匈奴的队伍不举狼烟就很令人生疑。
我找了几种解释，第一，单于领军入塞是一个寻常的举动，双方很友好，往来长城下，汉军习以为常，不用举狼烟；第二，驻守烽燧的汉军将士集体偷懒了，头天晚上喝了点小酒，浓睡不消残酒，还没起来；第三，驻守烽燧的汉军吓傻了，忘了举狼烟，第四，驻守烽燧的汉军将士想举狼烟，被雁门尉史给拦住了。第五，真的是一座废弃的烽燧，抓到俘虏纯属老天爷赏饭。
是哪一种？
这个雁门尉史的出现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你说他，知道汉军有行动还来视察啥工作呀，咋这么积极，故意地呀？难道是来通知驻守烽燧的将士不用举狼烟的，如果是这样，时间上有点晚了吧。
我想很可能这个雁门尉史也不知道汉军的具体谋划，级别不够，还没传达到他这一级别。他只知道附近山谷里埋伏了几十万汉军。单于得到这个情报也就知道了汉军想干什么了？不管单于被骗来马邑的原因是什么，这几十万隐藏的汉军肯定是不怀好意的。
司马迁在史记不同的传记里记载了单于得到情报之后的不同反应，在韩安国传里记载的是，单于说，“几为汉所卖”，匈奴传里单于说的是不同的一句话，“吾固疑之”。
吾固疑之，疑的是什么？疑的是聂翁壹出卖马邑这件事儿？还是自己这次入塞的其他由头？这个汉指的是谁呀？是聂翁壹吗？恐怕不是。
再多问一个问题，单于说的这句话，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或者是有卧底，就在单于身边，把这句话当情报传回来了？如果有的话，也不意外，单于以下结亲汉嘛。
或者是烽燧里的汉军士兵听到这了这句话，记住了，后来汇报上去了。如果是这样，说明单于没难为他们，讲究哇。更大的可能性是司马迁自己想像的，编的，是他想告诉我们什么。但是司马迁没有写，几为聂翁壹所卖，而是几为汉所买。就蛮有意思的。
当然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说也不违和，吾固疑之，几为汉所卖。即使这句话确实是单于说的，那为啥司马迁非得把一句话放在两个地方？司马迁老先生想告诉我们什么？各位可以让想象的翅膀自由飞翔一下。
有没有更深的脑洞？！
这里我们插一句，关于聂翁壹的名字，有几个朋友私下问我，现在多说几句，好像现在都管他叫聂壹，这是以讹传讹了。司马迁在史记记载为聂翁壹，到班固那就改成了聂壹。把翁去掉了，但是翁这个字在西汉的名字里，不是虚指，是常用字。想来，班固的时代，已经理解不上去了。史记索引里注释为，聂，姓也，翁壹，名也，我这里还是尊重原文，在班固与司马迁有矛盾的时候，我还是站队司马迁。
好，回到现场。
单于绝尘而去。
埋伏的汉军看到大鱼要跑，追呀，一直追到武州塞而回，不是不想继续追，真追不上啊。啥也没捞着，更令人可气的是，准备伏击匈奴辎重的王恢，看到前面没打起来，也做了缩头乌龟。
回来之后还是阵阵有词，为保存实力云云。客观地说，以王恢手上的三万大军，正面对决单于的十万大军，不能说没啥胜算，只能说机会比较小。但是现在是截击呀，考虑到当时的情景，单于是仓皇出塞，面对王恢的邀战，单于未必敢长弓大马地与王恢对战，毕竟单于也不知虚实，很大的可能是且战且走、夺路而逃，没准真能让王恢捞到什么便宜也未可知。况且，只要出手缠住单于，没准后面的汉军就追出来了。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言战的往往不敢战。王恢逡巡不进，耽误战机，浪费军资，也交代了自己的小命。
汉匈这就撕破了面皮，接下来战也得战，不战也得战。 自是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史记里的记载就像那滔滔江水一样，哗地就出来了。这司马迁也真不客气，这明摆着给汉武帝上眼药啊。
非常有意思地是，虽然双方正式开战了，但是边境的贸易市场还没有关闭，汉朝没有关闭，匈奴人也常来，也是满奇葩的。
像这种皇帝心里已经有了定论的廷议，一定会得到皇帝希望得到的结果，一次不行就两次。而这些主战者，也往往是狗掀帘子，竟拿嘴对付。王恢走了，汉武帝力排众议，坚定、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与匈奴对战的第一线，干自己想干的事儿。
但是，“务战胜，穷武事，未有不悔者”。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也即是马邑之伏的前一年，卫青，把主父偃推荐给了汉武帝，这就是面圣之后主父偃给汉武帝最初的谏书。此时的汉武帝正历兵秣马，怎么能听得进去，咋也得试一试。
皇帝亲自抓，推波助澜，那就是从一个高潮走向另一个高潮，即使如此，也要等到元光六年（前129年），才有了第一次出征。
打仗，不是说说就行的，首先就得选将，谁领着打，得训练士卒，得准备马匹，辎重，老鼻子事儿了。这一次，汉武帝派了四路大军，卫青、公孙敖、李广、公孙贺，这就是撒大网，捞大鱼，不是抓单于，实际上是一个选将的过程。只有卫青袭破龙城，小胜一场，就这样也被封为关内侯。
这一战，也有人叫关市之战，“击胡关市下”，原来留着关市就是留着个陷阱。
之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捷报频传，逐步走向高潮，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取河南地，一举清除了匈奴对关内的威胁。
不断的胜利也逐步改变了人们的认知。主父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前面说过，主父偃是反战的，起初还劝汉武帝要小心在意，但是元朔二年之后主父偃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向汉武帝献计，设立朔方郡，把战线向北推移了，干。
这可不是阿谀奉承，而是态度的根本转变。不断的胜利使整个帝国都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何况是主父偃。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公孙弘，我们以前提过他，公孙弘小的时候是个放猪娃。元朔三年的时候已经是御史大夫，对于修筑朔方城这样的事，一开始公孙弘是强力反对的，认为是罢蔽中國以奉无用之地。到后来，却变成了“專奉朔方”，一心一意地筹备物资、调配人力，修建朔方城。
整个官僚体系，也不知不觉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唱反调的人越来越少，有些人甚至有过之而不及。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漠北大战之后，匈奴人已经被收拾的差不多了，当时的单于就派遣使者请求和亲，这就是服软了，只是鸭子煮熟了嘴还硬。
如果这个时候，稍微调整一下政策，一张一弛，松紧有度，也不失为一种选择。汉武帝自己也犹豫不决，就来个廷议研究研究。群臣是莫衷一是，或言和亲，或言继续干，实际上就是再等汉武帝自己的意思。
没成想，丞相长史任敞跳了出来：“匈奴新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
就是要匈奴称臣，有人说出更左的话来，汉武帝想收也收不回来，历史的车轮一旦轰隆隆地开起来，即使是皇帝也没办法把他停下来，因为这个车没有闸。
汉军的不断胜利，强烈地刺激了人们的感官，自豪感来了，自信心膨胀了。结合儒家的兴起、推广，文人骚客极力宣传王道归化、汉室威仪。那些蛮荒地区的人们正等待帝国的拯救，赶紧，麻溜利索地呀，好像再晚了就来不及了。也不知道急啥？这事儿也没人跟你争啊。
“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扶长驾，反衰世之凌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
看看，这是皇帝的第一要务。谁写的？司马相如，果然是花团锦簇、掷地有声，听的汉武帝是心潮澎湃，啊，我，都这样了。
是呀，五百年一出的圣君啊。
汉武帝的个人威望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顶点，劝谏汉武帝封禅泰山的不绝于耳，一代圣君横空出世了。汉武帝内心再苦也得强装笑脸的迎合这一切，毕竟这都是他主导出来的，不能打击了大家的积极性。
咦，汉武帝内心苦闷吗？ 苦哇，谁苦谁知道，谁穿了小鞋，谁脚痛，只有自己知道。
为啥呀？战争打起来没几天，甚至还没开打，汉武帝就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汉匈缠斗之八 盐铁之论（上）《
想省钱的马邑之谋，如何花光了一个帝国？》
上一集： 汉武帝，如何走上狂悖之路， 《汉匈缠斗》之六，狂欢之路（上）
瀚海箫声｜《借荆州》相关文案在文学城博客 。
马邑之后，汉武帝为何再也停不下来？
瀚海箫声 (2026-09-23 02:43:09) 评论 (0)汉武帝想要对匈奴动兵。第二次庭议，主战代表是王恢，王恢的立论有三点。王恢的三点实际上不值一驳。
第一点，上来就拍皇上的马屁，皇帝的天威要是有用的话，就不用打仗了。皇帝威一下多省事。第二点，实际上就是情感的输出了，被欺负狠了的本能反应，在这种重大的决策中，原则上应该摒除情感因素。关于钱的问题，资源的问题，更是瞎说，有没有钱、钱多还是钱少，取决于花钱的意愿，取决于想花多少钱、能花多少钱，王恢应该没有测算过这场战争要花多少钱，或者说王恢根本没搞明白，这是一场战斗、战役、战争，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最后，这个事败也败在钱上了。
第三点，说白了就是挖个大坑，把匈奴人都赶进去，太一厢情愿了。成不成，得看匈奴人配合不配合。这第三点是王恢整个立论的基础，其核心就是聂翁壹所献的计策。所以，我们不得不怀疑，是不是王恢发明了这个聂翁壹。
反战的韩安国也有三点立论，第一点，从高皇帝以来，文皇帝、景皇帝都坚持和亲，请汉武帝也尊崇之，简单地说，就是祖宗之法不可改。我们现在看来也是太迂腐了，更直接戳了汉武帝的肺管子，汉武帝就想独出心裁、标新立异，整点邪的。
第二点，汉匈双方的生活方式不同，在韩安国看来，匈奴就是夷狄。这里的夷狄，本身没有什么贬义，只是强调与汉朝人的不同。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甲骨文的狄字也就是一人一犬。
他们与我们不一样，不一样就不一样吧。不是因为威势强力不能制服他，而是远方绝地不受约束的民族，不足以劳烦中国去打他们，打他干嘛？能捞到啥啊？
历来都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有谁看到过穿鞋的追着光脚的满街跑？
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冒顿没有能力进入塞内来放牧，汉武帝也没有能力去草原种地，各安其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想一想，卫青打了胜仗之后，能让卫青领着人去放牧吗？不能吧。我估计，放几年牧，卫青没准自己就变成单于了。这第二点，有点意思，虽然有点一厢情愿，关键是如何使双方各安其境，韩安国没进一步说清楚；
第三点，汉军与匈奴对阵，没有必胜的把握，反而有可能招致失败。强盛之后有衰弱，犹如日出之后必定有日落。匈奴人，远在草原，汉军急速进军，长驱深入，就有可能粮草不继；徐徐进军则追不上敌人，走不到一千里，还是要粮草不继。韩安国这就提到了战术上的困境。
实际上，这第三点有点老生常谈，无的放矢了。人家王恢的办法是诱敌深入，已经与草原没有关系了，韩安国还拿草原说事儿，就没有说服力了。
从这双方的立论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都没有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但是双方有一点的认识是共同的，就是汉军与匈奴对阵不占便宜，战术上有困难。
对于这一点，前朝的名臣晁错在《言兵事疏》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事实并不必然是这样，晁错总结了三短五长。
简单地说，匈奴的地理形势与军事技术与汉朝大不相同，匈奴有三个长处，第一，匈奴马好，攀山跨涧，汉朝的战马不如匈奴的战马。第二，匈奴的骑射，汉军比不上，哪怕在崎岖的山路上，匈奴骑兵也能驰骋骑射，确实很牛。第三，风餐露宿，忍受饥渴，坚韧顽强，汉军不如匈奴。
但是汉军，也有五个优势，第一，在平原上，汉军战车与突骑配合，就很容易能把匈奴打垮。第二， 汉军强弩的射程与威力，远超过匈奴的弓箭，第三，匈奴的皮甲与木盾根本挡不住汉军万弩齐发；第四，汉军大阵有坚甲利刃，在弓弩的掩护下，匈奴人根本挡不住大阵前进的步伐；第五，即使短兵相接，汉军步军用长戟和刀剑与匈奴近身格斗，匈奴人还是挡不住。
所以说，从纯军事角度说，汉军在装备上与匈奴人是有代差的，正面结阵对决，匈奴人没有任何机会，就一如当年匈奴对阵秦军一样。
看看匈奴与汉军正面对决的战绩，比如漠北大战，再比如对阵李陵，都是碰的头破血流。至于后来贰师将军李广利与匈奴的败绩，那是他战术的不懂，与汉军的能力没有关系。李广利本身就不是一个军人，属于赶鸭子上架。
漠北大战的时候，单于采纳了赵信的计策，把人马都撤到了漠北，“居幕北，以为汉兵不能至”，即使来了，也是人困马乏，这叫以逸待劳。
汉庭的谋划是，出其不意，力大降十艺，打单于个措手不及。所以当时，单于是列阵而待，双方都自以为得计。再者说，漠北大战，汉武帝是希望霍去病立功的，精兵强将都在霍去病手下。卫青是以副攻对匈奴主力。
结果，一天下来，单于就看明白了，“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就跑了，跑了汉军真就追不上了。为啥？咱们留个思考题，以后有机会再公布答案。
匈奴人的强就强在他的游牧属性，他的机动性，短时间内就可以聚集大军，攻击万里长城的一点，形成局部的优势，让汉军防不胜防。
辩论以王恢最后的发言结束，汉武帝，给了一个字，“善”，谁善啊，当然是王恢善，符合皇帝的期待呀，有了好办法，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而且王恢要亲自操刀。
马邑之伏拉开序幕。
书上说，聂翁壹实施诈降计，把马邑出卖给了匈奴单于，单于贪图马邑的财宝就来了。细究起来，在刚和亲、关市正热络的环境下，若汉朝真要诱单于深入，最合理的外壳不应是“请你来劫掠”，而应是某种看似延续和平关系、又能让单于获得利益的消息。
聂翁壹的逻辑是这样的：边地有人愿意归附；马邑内部发生变故；城中官吏已死；单于若来接应，可得到城中财物。这正是《韩长孺列传》所保留的“以城降，财物可尽得”的版本。
具体是不是这样，还是值得推敲的。马邑能带来一次战利品和一次边境震动，却未必能带来可长期保有的战略成果。单于能不知道关市的价值吗，他为什么愿意用稳定贸易和外交关系，去换一座难以久守的边城？在双方可以自由贸易的情况下，马邑得有多少财宝可以把单于吸引进来？单于得多丧心病狂啊，放着好日子不过，贪图一城之财宝？
我们不能总想着对手是愚蠢的，不理智的，他们也是人类，也有对事物最基本的认识。别忘了，这一次可是单于求着和亲的，拼着断绝和亲，来抢马邑的财宝有点，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意思，真是不可思议啊。
说起这次和亲是真的不容易，在汉景帝后期，双方是断绝和亲的。那是汉景帝中元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48年，匈奴入燕，汉景帝一气之下，就断绝和亲，第二年就发生了匈奴七王的南下。之后，双方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后元二年（前142年）的时候，才有郅都率军出击，回来之后，郅都就挂了。之后同年春天，匈奴攻入雁门，太守冯敬遇难。这是有记载的双方在这一时期，最后的武力接触。
再次接触，就是建元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35年， 匈奴的主动求亲了。军臣单于能够打破惯例来求亲，说明很可能在内部也遭到了很大的压力。这期间双方断绝关系近年，不知道是不是关市也断了。按常理推断，关市应该是关闭了。
这个关市，在冒顿单于时代是双方的筹码，你有情，我有意，都有需求，汉朝需要塞外的马，匈奴需要汉朝的生活物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关市逐渐变成了汉朝的筹码，汉朝虽然一如既往的需要塞外的好马，但是应该没那么需要了，但是匈奴贵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像吃了上瘾的药物一样，欲罢不能。这才有，和亲之后，往来长城下，凸显交易的热络。
和亲之后，皆大欢喜，单于以下皆亲汉，就是这内部压力被释放后的反弹。现在为了一城的财宝就火中取栗，军臣单于拿什么理由说服自己的部众那？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马邑伏击本身不可疑；可疑的是传世史料对“单于为什么会被诱入马邑”的完整解释。它很可能把原本复杂、如今已缺失的外交、边防与情报过程，压缩成了一个“贪财受骗、偶得尉史而逃”的故事。司马迁由此把一场可能经过复杂侦察、警戒与判断的失败，剪裁为一个单一的偶然事件；叙事因此清楚，真正决定成败的若干环节却从文本中消失了。
把事件提炼到最基本的层面，就是汉朝施行了某种计策，单于也确实中计，亲率十万大军前来。但汉朝究竟以什么方式诱使单于入塞，传世史料并不一致。最详细的“献城—悬首—尉史泄密” 叙事，可能保存了真实细节，也可能只是后来的叙事者为解释结果所作的一种整理。
现有材料不足以恢复被省略的真正诱因；至少按今天能够看到的记载，其中有不合情理之处。当然，如果一定要解释为匈奴人就是贪婪，军臣单于就是老糊涂了，那我也没有意见。
这就是一场大戏呀，汉军就二、三十几万，都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里，通归韩安国指挥，计策的总导演王恢与李息另帅一路人马专门攻击匈奴的辎重。
这就是历史上经常出现的非常吊诡的事情，不想打的，就偏偏把你推到对敌斗争的第一线，哭着喊着要打的，偏偏把他送到一边去敲边鼓。
为啥？我觉得汉武帝心里明镜似地，韩安国说的都有道理，但是皇帝就想打，打仗还得让韩安国这样老成持重、懂行的上。而王恢，也就一坐谈客，虽然说的蛮符合皇帝的心意，真要让他扛大梁，汉武帝真不放心。能把辎重偷袭了，就不错了。
单于率军从长城武州塞入塞，武州塞在马邑的正北偏东，这里应该没有发生战斗，书上没有记载发生战斗了。只用了一个“入”字，怎么入的没有说。但是，从行文看，不应该发生了战斗，一旦发生战斗就得放狼烟，那么，之后单于徒见畜牧於野，不见一人，就不会感到诧异，因为狼烟把人都吓跑了。
为什么没有发生战斗， 具体原因不详。也许，平时就无人防守。但是武州叫塞，没人防守的可能性比较小。也许，为了这出大戏的需要，出于什么原因把防守调开了。也许，作为戏的一部分，守军看到单于的大队人马，四散而逃了，忘了点狼烟了。或者，这次单于入关，并不是书上所记载的，上了聂翁壹的当，来偷袭的？
那位朋友也许会说，匈奴人刀急马快，在汉朝人没放狼烟之前就解决战斗了，这种可能性非常低，基本接近于零。匈奴人不具备这个能力，据居延汉简记载汉代边境一个小型烽燧应该有9人左右，像武州塞这个规模的据点，应该驻守更多的人。想要人不知鬼不觉的解决战斗，难度是很大的。
当然，也有可能我想多了，聂翁壹熟悉地形，在长城上找了一个偏僻的大口子，把十万匈奴人带了进来。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所谓的武州塞徒有虚名，汉军并没有在此布防的能力。这得多大的口子，才能把十万人放进来。
当时单于没啥感觉，再往前走一段，距离马邑还有百余里的时候，单于就感觉到了，不对呀。武州塞距离马邑也就是一百五六十里地，也就是入塞不久，单于就感觉出问题了。
万籁俱寂、空谷回响，只见牛羊满地，不见牧羊女，也不见牧笛袅袅，确实让人感觉到有点瘆得慌。
书上说，单于“攻烽燧”，抓到了一个俘虏，知道了汉军的计策，绝尘而去。
烽燧是啥？就是烽火台。如有敌情，白天燃烟叫烽，夜晚放火叫燧。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个烽燧肯定距离单于大部队的行进路线不远，应该在可视范围内，否则，不能说攻就攻。单于不可能跑出去百十里去攻一个烽燧，抓俘虏。那么驻守这个烽燧的汉军，看着匈奴人的大队人马，为什么没有举狼烟报警？
当然了，那位说了，烽燧里的将士都知道汉军挖了个大坑，等着单于上当，掉进去。不能举烽火，这是计策的一分部。我们知道，按照书上的说法单于是被骗来偷袭的，驻守烽燧的汉军不举狼烟不就等于给单于报信吗？
这不合逻辑！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废弃的烽燧，里面没人。那单于去攻击一个废弃的烽燧，他傻呀？而且，还能碰巧在一个废弃的烽燧里抓到知道情报的俘虏，这也太幸运了。单于中奖了，不用抢马邑的财宝了，直接到你那儿兑奖得了。
据书上说，单于抓到的这个俘虏是雁门尉史，这哥儿们不是驻守烽燧的将士，是来视察工作的领导。看到单于的大队人马，就躲到了烽燧里，就此成为单于的俘虏。
据说这个雁门尉史，知道汉军的谋划，在单于的恐吓之下就泄了密。也就是说，驻守烽燧的汉军未必知道汉军的谋划，如果他们不知道汉军的谋划，见到匈奴的队伍不举狼烟就很令人生疑。
我找了几种解释，第一，单于领军入塞是一个寻常的举动，双方很友好，往来长城下，汉军习以为常，不用举狼烟；第二，驻守烽燧的汉军将士集体偷懒了，头天晚上喝了点小酒，浓睡不消残酒，还没起来；第三，驻守烽燧的汉军吓傻了，忘了举狼烟，第四，驻守烽燧的汉军将士想举狼烟，被雁门尉史给拦住了。第五，真的是一座废弃的烽燧，抓到俘虏纯属老天爷赏饭。
是哪一种？
这个雁门尉史的出现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你说他，知道汉军有行动还来视察啥工作呀，咋这么积极，故意地呀？难道是来通知驻守烽燧的将士不用举狼烟的，如果是这样，时间上有点晚了吧。
我想很可能这个雁门尉史也不知道汉军的具体谋划，级别不够，还没传达到他这一级别。他只知道附近山谷里埋伏了几十万汉军。单于得到这个情报也就知道了汉军想干什么了？不管单于被骗来马邑的原因是什么，这几十万隐藏的汉军肯定是不怀好意的。
司马迁在史记不同的传记里记载了单于得到情报之后的不同反应，在韩安国传里记载的是，单于说，“几为汉所卖”，匈奴传里单于说的是不同的一句话，“吾固疑之”。
吾固疑之，疑的是什么？疑的是聂翁壹出卖马邑这件事儿？还是自己这次入塞的其他由头？这个汉指的是谁呀？是聂翁壹吗？恐怕不是。
再多问一个问题，单于说的这句话，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或者是有卧底，就在单于身边，把这句话当情报传回来了？如果有的话，也不意外，单于以下结亲汉嘛。
或者是烽燧里的汉军士兵听到这了这句话，记住了，后来汇报上去了。如果是这样，说明单于没难为他们，讲究哇。更大的可能性是司马迁自己想像的，编的，是他想告诉我们什么。但是司马迁没有写，几为聂翁壹所卖，而是几为汉所买。就蛮有意思的。
当然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说也不违和，吾固疑之，几为汉所卖。即使这句话确实是单于说的，那为啥司马迁非得把一句话放在两个地方？司马迁老先生想告诉我们什么？各位可以让想象的翅膀自由飞翔一下。
有没有更深的脑洞？！
这里我们插一句，关于聂翁壹的名字，有几个朋友私下问我，现在多说几句，好像现在都管他叫聂壹，这是以讹传讹了。司马迁在史记记载为聂翁壹，到班固那就改成了聂壹。把翁去掉了，但是翁这个字在西汉的名字里，不是虚指，是常用字。想来，班固的时代，已经理解不上去了。史记索引里注释为，聂，姓也，翁壹，名也，我这里还是尊重原文，在班固与司马迁有矛盾的时候，我还是站队司马迁。
好，回到现场。
单于绝尘而去。
埋伏的汉军看到大鱼要跑，追呀，一直追到武州塞而回，不是不想继续追，真追不上啊。啥也没捞着，更令人可气的是，准备伏击匈奴辎重的王恢，看到前面没打起来，也做了缩头乌龟。
回来之后还是阵阵有词，为保存实力云云。客观地说，以王恢手上的三万大军，正面对决单于的十万大军，不能说没啥胜算，只能说机会比较小。但是现在是截击呀，考虑到当时的情景，单于是仓皇出塞，面对王恢的邀战，单于未必敢长弓大马地与王恢对战，毕竟单于也不知虚实，很大的可能是且战且走、夺路而逃，没准真能让王恢捞到什么便宜也未可知。况且，只要出手缠住单于，没准后面的汉军就追出来了。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言战的往往不敢战。王恢逡巡不进，耽误战机，浪费军资，也交代了自己的小命。
汉匈这就撕破了面皮，接下来战也得战，不战也得战。 自是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史记里的记载就像那滔滔江水一样，哗地就出来了。这司马迁也真不客气，这明摆着给汉武帝上眼药啊。
非常有意思地是，虽然双方正式开战了，但是边境的贸易市场还没有关闭，汉朝没有关闭，匈奴人也常来，也是满奇葩的。
像这种皇帝心里已经有了定论的廷议，一定会得到皇帝希望得到的结果，一次不行就两次。而这些主战者，也往往是狗掀帘子，竟拿嘴对付。王恢走了，汉武帝力排众议，坚定、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与匈奴对战的第一线，干自己想干的事儿。
但是，“务战胜，穷武事，未有不悔者”。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也即是马邑之伏的前一年，卫青，把主父偃推荐给了汉武帝，这就是面圣之后主父偃给汉武帝最初的谏书。此时的汉武帝正历兵秣马，怎么能听得进去，咋也得试一试。
皇帝亲自抓，推波助澜，那就是从一个高潮走向另一个高潮，即使如此，也要等到元光六年（前129年），才有了第一次出征。
打仗，不是说说就行的，首先就得选将，谁领着打，得训练士卒，得准备马匹，辎重，老鼻子事儿了。这一次，汉武帝派了四路大军，卫青、公孙敖、李广、公孙贺，这就是撒大网，捞大鱼，不是抓单于，实际上是一个选将的过程。只有卫青袭破龙城，小胜一场，就这样也被封为关内侯。
这一战，也有人叫关市之战，“击胡关市下”，原来留着关市就是留着个陷阱。
之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捷报频传，逐步走向高潮，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取河南地，一举清除了匈奴对关内的威胁。
不断的胜利也逐步改变了人们的认知。主父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前面说过，主父偃是反战的，起初还劝汉武帝要小心在意，但是元朔二年之后主父偃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向汉武帝献计，设立朔方郡，把战线向北推移了，干。
这可不是阿谀奉承，而是态度的根本转变。不断的胜利使整个帝国都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何况是主父偃。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公孙弘，我们以前提过他，公孙弘小的时候是个放猪娃。元朔三年的时候已经是御史大夫，对于修筑朔方城这样的事，一开始公孙弘是强力反对的，认为是罢蔽中國以奉无用之地。到后来，却变成了“專奉朔方”，一心一意地筹备物资、调配人力，修建朔方城。
整个官僚体系，也不知不觉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唱反调的人越来越少，有些人甚至有过之而不及。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漠北大战之后，匈奴人已经被收拾的差不多了，当时的单于就派遣使者请求和亲，这就是服软了，只是鸭子煮熟了嘴还硬。
如果这个时候，稍微调整一下政策，一张一弛，松紧有度，也不失为一种选择。汉武帝自己也犹豫不决，就来个廷议研究研究。群臣是莫衷一是，或言和亲，或言继续干，实际上就是再等汉武帝自己的意思。
没成想，丞相长史任敞跳了出来：“匈奴新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
就是要匈奴称臣，有人说出更左的话来，汉武帝想收也收不回来，历史的车轮一旦轰隆隆地开起来，即使是皇帝也没办法把他停下来，因为这个车没有闸。
汉军的不断胜利，强烈地刺激了人们的感官，自豪感来了，自信心膨胀了。结合儒家的兴起、推广，文人骚客极力宣传王道归化、汉室威仪。那些蛮荒地区的人们正等待帝国的拯救，赶紧，麻溜利索地呀，好像再晚了就来不及了。也不知道急啥？这事儿也没人跟你争啊。
“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扶长驾，反衰世之凌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
看看，这是皇帝的第一要务。谁写的？司马相如，果然是花团锦簇、掷地有声，听的汉武帝是心潮澎湃，啊，我，都这样了。
是呀，五百年一出的圣君啊。
汉武帝的个人威望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顶点，劝谏汉武帝封禅泰山的不绝于耳，一代圣君横空出世了。汉武帝内心再苦也得强装笑脸的迎合这一切，毕竟这都是他主导出来的，不能打击了大家的积极性。
咦，汉武帝内心苦闷吗？ 苦哇，谁苦谁知道，谁穿了小鞋，谁脚痛，只有自己知道。
为啥呀？战争打起来没几天，甚至还没开打，汉武帝就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汉匈缠斗之八 盐铁之论（上）《
想省钱的马邑之谋，如何花光了一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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