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8月，莫斯科高尔基文化公园对面的工会大厦圆柱厅里，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召开。
代表们来自苏联各地，共计591人，另有外国来宾40余名。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列宁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花卉装饰据报道耗费数千卢布。
高尔基坐在主席台中央，发表了长达数小时的开幕致辞，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的创作原则。台下的代表们每隔一段时间起立鼓掌，掌声持续时间被工作人员记录在案。
在这591名代表里，有一部分最杰出的人物，在此后数年间从苏联文学史上消失了。
小说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1937年被捕，1938年枪决；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写下名诗“他杀人如摘覆盆子”，1938年死于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中转营；小说家伊萨克·巴别尔，敖德萨幽默大师，我们的老朋友，1940年枪决。
这些人在1934年的大会上都曾起立鼓掌，掌声的记录里有他们的名字。
苏联作家协会在那次大会上正式成立，取代了此前存在的各类独立文学团体及派别。
1920年代的苏联文学界其实是个百家争鸣的多元场所，未来主义者、意象派、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同路人作家，各自有他们的刊物、主张，以及最重要的论争。
然而1932年4月，苏共中央一纸决议解散所有现存文学组织，宣布在此基础上成立统一的作家协会。决议发布后，文学界的公开论争在数周内熄火，就像有人关掉作家体内的活力开关。
协会的组织结构模仿党的体制：全国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负责日常工作，书记处掌握实际权力，地方分支机构遍布各加盟共和国和主要城市。
入会资格由一套明确的程序决定，申请人需要提交已发表作品，由评审委员会审核，再经理事会批准。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整个程序在纸面上是文学标准，实际操作中却是在考察政治忠诚。
一位才华横溢但来历可疑的作家，和一位文字平庸但出身工人家庭、政治上无懈可击的作家，在评审委员会面前的待遇通常不难预料。
会员身份附带的物质利益是整套体系能够运转的关键所在。苏联作家协会拥有自己独立的福利网络，其完善程度足以构成一种令人垂涎三尺的生活方式。
出版配额最为直接，协会控制着大量出版社的书号分配，会员的作品进入出版渠道的机会远高于非会员。稿酬标准按照一套分级制度执行，高级会员的每千字稿酬可以达到初级会员的数倍。
物质福利更是延伸到生活的每个层面，协会在莫斯科市中心拥有一栋专属餐厅，叫做“中央作家之家”，供应在当时苏联普通餐厅里根本找不到的食物，价格低于市价，结账时出示会员证。
在物资短缺是常状的苏联，这个餐厅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有形的特权宣示。
协会还拥有莫斯科郊外的佩列杰尔金诺作家村，数十栋别墅分配给不同级别的会员使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就在那里写了《日瓦戈医生》。
疗养院、医疗服务、子女教育优待、出境旅行配额，层层叠加构成一套完整的激励体系，将作家的物质生活与协会会籍牢牢绑在一起。
失去会籍意味着同时失去所有这些，因而不难想象，这套机制的设计比任何意识形态教育都更为直接有效。可说是深得我邦治国葵花宝典《商君书》之精髓，正所谓“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
一位作家可以在内心深处对苏联制度保持怀疑，但只要他还想出版作品、养活家人、住在莫斯科，他就需要这张会员证。
开除会籍的程序在实际运作中有其固定的戏剧性。通常流程如下：
某人的作品或行为被认定违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或损害苏联形象，理事会召开扩大会议，当事人被要求出席，同行们依次发言批评，措辞的严厉程度往往跟发言者与当事人的私交成反比，私交越好，越得破口大骂，最后进行毫无悬念的投票。
真正让人崩溃的不仅是结果，更是这一整个充满侮辱性的过程。“民辱则贵爵，民弱则尊官”，作家一旦被置于这种无恒产者无恒心的可怕境地，就会想着有所依附，很难再写出好作品。
鲁迅先生讲，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不仅人这样，僵硬的制度更是如此。
到勃列日涅夫的大停滞时代，作协制就进入了某种稳定巡航状态。大规模清洗已经结束，直接的人身威胁降低，整个体系转入更为精细的日常管理模式。
审查不再主要依靠逮捕，而是依靠出版环节的层层把关、编辑的自我审查、作家对可接受边界的内化判断。
许多作家发展出一套双重写作生存策略，一套给协会和出版社走形式，赚取稿费养家糊口，另一套在私下流传，要不就寄存在抽屉里等候未来。
这种分裂在苏联文学界如此普遍，以至于它成了新的文学传统。
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协会实际上分裂成两个组织，一个倾向民族主义和帝国怀旧，一个倾向民主改革。有趣的是，两个组织都声称自己是合法继承者，争夺着协会在莫斯科的房产和佩列杰尔金诺的别墅。
中央作家之家的餐厅今天仍在营业，对公众开放，并且不再需要会员证——以表明个人良心对权力之驯服，和对利益的依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