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过去几十年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教育程度与政治倾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逆转。二十多年前，共和党在大学毕业生中表现更好，民主党在没有大学学历的选民中优势更明显；如今，没有四年制大学学历的注册选民总体略偏共和党，而本科及以上学历选民则以55%对42%偏向民主党，研究生学历群体更达到61%对37%。 这种变化当然不可能简单归结为学校教育一个因素，但它提出了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美国学校本身是不是正在形成一种能够不断复制自身价值观的思想回音壁？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教师这个职业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特点：很多人的人生轨迹就是“从学校到学校”。小时候在学校接受教育，大学毕业以后又回到学校教书；大学教授则继续经历本科、研究生、博士、博士后，再进入大学任教。身份从学生变成教师，位置从课桌这一边换到讲台那一边，但其人生中最重要的学习、工作、评价和社会交往环境，可能几十年都没有真正离开学校体系。这里当然不是说所有教师都没有社会经验，更不是说没有在企业工作过就没有资格研究社会；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当一个职业群体长期在同一种制度环境中成长、工作并培养下一代时，它天然具有形成思想闭环的条件。
一、从学生到教师，环境其实没有改变多少
普通人通常会经历一个非常明显的人生断裂：学校毕业以后进入社会，过去在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开始不断与现实发生碰撞。顾客不会按照教材行动，老板不会因为你的理论漂亮就付工资，企业不会因为商业计划逻辑严密就产生利润，机器也不会因为设计者的价值观正确而开始工作。一个人离开学校几年以后，往往会发现社会远比课堂复杂，人性、利益、成本、风险、激励和意外后果不断迫使他修正过去建立起来的简单模型。
教师的职业道路却可能完全不同。一个人十八岁进入大学，二十二岁进入教育专业或者研究生院，随后取得教师资格、博士学位或者完成博士后训练，然后重新进入学校。此后几十年，他周围最主要的人仍然是教师、学生、教育管理者和同行，他的专业表现主要由学校内部的评价体系衡量。中小学教师当然每天面对学生和家长，大学教授也面对实验、研究经费和学术竞争，所以不能把学校想象成真空；但他们最熟悉的组织仍然是学校，最熟悉的语言仍然是教育和专业共同体的语言。
这种职业路径本身并不是错误，却存在一个明显风险：一个人可以研究社会几十年，却长期没有承担他所研究的那些社会制度的直接后果。 研究企业的人不必经营企业，研究犯罪的人不必当警察，研究贫困的人不必成为低收入劳动者，这本来就是专业分工；问题在于，如果研究者和教育者越来越相信专业知识足以替代外部经验，学校内部形成的理论就可能逐渐与学校之外的现实分离。
二、现实社会最重要的特点，是它拥有否决权
学校与社会之间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哪一边的人更聪明，而在于错误以什么方式受到惩罚。
一个餐馆老板判断错了顾客口味，顾客很快就不来了；一个建筑承包商算错成本，损失会直接出现在账目上；一个销售人员不了解客户，订单马上下降；农民判断错误，天气和收成不会因为他的解释合理就改变；一家企业连续多年生产没人愿意购买的产品，最终可能破产。在这些环境里，现实具有非常残酷的否决权。
学校里的很多错误却没有这么快的反馈。数学证明错了就是错了，物理实验失败就是失败，工程设计不能工作也无法靠语言解释，因此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约束。但是一旦进入教育、社会学、政治、犯罪、家庭、文化和公共政策这些领域，反馈就不再那么迅速。一项教育理论实行十年以后效果不好，可以解释为经费不足；一项社会政策没有达到预期，可以归因于执行不到位；一种治理理论造成副作用，也可以说改革还不彻底。这里的解释未必是假的，但它产生了一个重要区别：理论可以比产品活得更久，因为理论的失败往往能够继续被理论解释。
如果一个学术共同体内部又具有高度相似的价值取向，问题便进一步放大。同行评审本来是现代知识生产最重要的纠错机制之一，但它隐含着一个条件：同行之间必须存在足够丰富的竞争性假说。如果大家的世界观、价值判断和政治直觉越来越相似，一个领域就可能出现共同盲区。没有人需要串通，每个人都可能认真诚实地工作，却仍然同时看漏同一个问题。
三、美国学校已经具备形成回音壁的条件
从现有调查看，美国教师的政治倾向确实不是社会整体政治分布的简单缩影。Pew 2024年对美国公立K—12教师的调查发现，58%的教师认同或倾向民主党，35%认同或倾向共和党；同期美国公众中倾向民主党的比例约47%。 这当然不能证明中小学教师普遍在课堂上进行政治灌输，但至少说明，学校内部的政治生态与整个社会存在明显差异。
大学里的倾斜更加明显。UCLA长期进行的HERI教师调查显示，2016—2017年美国四年制大学教师中，48.3%自认自由派，而这一比例在1989—1990年约为36.8%，经过二十多年上升以后在2010年前后趋于稳定。 换句话说，美国高等教育并不是一个在政治价值上与全国人口完全同构的环境，而是一个明显更偏自由派的专业共同体。
这里真正值得担心的并不是“左派教师多”本身。如果学校教师80%都是右派，同样值得担心。学校最需要的不是机械地做到左派和右派各占一半，而是让一种观点永远面对另一种有能力挑战它的观点。知识体系最危险的不是有立场，而是某一种立场逐渐失去真正的反对者。
而学校的“从学校到学校”结构，恰恰特别容易让这种同质化持续下去。今天的教师曾经是昨天的学生；今天的大学教授曾经是昨天的博士生；他们接受上一代教师的训练，适应这个体系的语言和评价标准，其中一部分又留下来培养下一代。这个过程持续几十年以后，即使没有任何组织设计，也可能出现一种非常稳定的自我复制机制：学生接受环境——其中一部分成为教师——教师重新塑造环境——下一代学生再进入这个环境。
这不是阴谋，而是一种反馈循环。
四、最有效的思想塑造，并不需要老师告诉学生支持哪个党
很多人一听到“学校影响学生政治观念”，首先想到的是老师站在讲台上公开告诉学生应该支持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实际上，这可能反而是最粗糙、最容易被家长和学生察觉的一种影响。学校真正强大的地方，在于它能够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逐渐决定：什么观点属于正常，什么观点需要解释；什么语言属于文明进步，什么语言一说出口就显得落伍；什么问题值得认真研究，什么问题提出本身就可能让人怀疑你的动机。
一个学生每天接触的不是一次政治演讲，而是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语言环境。老师选择什么例子，教材怎样描述一个问题，课堂里哪一种观点得到赞许，哪一种观点会引来尴尬，都会构成社会化的一部分。老师本人也未必意识到这种影响，因为他可能真诚地认为自己只是在向学生传递已经得到专业共同体认可的“正常观点”。
这正是回音壁最强大的地方。回音壁里的人并不觉得自己听到的是回音，他们觉得自己听到的就是世界本来的声音。
尤其对小学和中学来说，这种影响可能更加基础。大学生已经拥有比较完整的家庭背景、社会经验和政治判断，而小学、中学阶段的孩子正处在价值观形成过程中。学校当然不是唯一影响者，家庭、宗教、同伴和网络都在发挥作用，但教师和学校文化每天持续出现，而且具有一种特殊的权威性：孩子不仅在这里学习数学和语言，也在学习什么叫正常社会、正常家庭、正常公民和正常价值。
因此，一旦整个学校体系在某些问题上的价值判断长期向一个方向集中，其影响不会只表现为“学生学到一个观点”，而可能逐渐改变下一代人衡量观点的坐标尺。
五、最容易被忽略的变化，是“正常”的定义发生了变化
怎样判断一个社会的政治坐标有没有发生长期移动？最直观的方法之一，就是把几十年前同一个政党的公开主张原封不动地搬到今天，再看看它会被怎样评价。
1995年，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公开表示，大量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让美国人“理所当然地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占据的工作可能原本属于美国公民或者合法移民，他们使用公共服务也会给纳税人增加负担。克林顿随后强调增加边境执法人员、加快驱逐犯罪非法移民、打击非法用工，并限制非法移民福利。 1996年的民主党党纲甚至直接写道：“我们不能容忍非法移民，我们必须制止它”，并把增加边境巡逻力量和加强执法列为克林顿政府的成绩。
到了2019年的民主党总统初选，一些主要候选人已经支持全部或部分取消非法越境的刑事处罚；2020年民主党党纲则把重点明显转向扩大庇护、停止部分边境起诉和为大量无证移民提供取得公民身份的路径。 这并不能证明美国所有人在三十年间都向左移动，也不能说明之后不会向回摆；它能够清楚证明的是，民主党自身在这个议题上的政策边界和政治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
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三十年前民主党总统可以堂堂正正讲出的某些边境、就业和福利政策语言，后来在民主党进步派内部已经会被认为过于右倾。变化的不是1995年的讲话，而是衡量讲话的政治坐标发生了变化。
这正是学校回音壁可能产生的更深层影响。一个教育体系如果只是让学生接受某项政策，影响还是有限的；如果它参与改变了一代人对“什么叫正常、什么叫极端”的基本判断，那么几十年以后，整个社会的参照系都会发生变化。一个人甚至不需要改变自己的观点，只要坐标尺移动，他就可能从过去的“中间”被重新标记为今天的“右派”。
当然，学校绝不是这种社会变化的唯一原因。媒体、政党、产业结构、城市化、宗教变化以及人口结构都在同时发挥作用。把美国几十年的政治变化全部归结为教育，是一种过度简化。但是，学校有一个其他机构很难相比的优势：它接触的是一代又一代尚未完成世界观塑造的年轻人，而且教师本身又主要由上一轮教育体系培养出来。
六、真正危险的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任何社会都需要专家，也需要理论。普通经验并不天然正确，一个人的生活经验可能非常有限；统计数据和系统研究恰恰可以纠正大量“常识”错误。因此，批评学校脱离现实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好像只要普通人相信的事情就一定比教授正确。
问题在于，理论的价值本来应该是解释现实，而不是要求现实服从理论。
一个小企业主可能不会写经济学论文，却每天观察顾客对价格的反应；一个警察不会发表犯罪学论文，却天天面对犯罪者的行为；一个护士不研究社会心理学，却经常直接处理病人和家庭在压力状态下的真实反应；一个家长也许不懂教育学术语，却天天看见自己的孩子到底学会了什么。如果专业共同体越来越习惯于把这些经验首先解释成“缺乏教育”“受到错误信息影响”或者“没有理解专家意见”，它就可能失去一种极为重要的信息来源。
现实中的人不会因为模型没有考虑到某个变量，就停止按照这个变量行动。因此，一个知识共同体离现实越来越远的标志，并不是它提出的理论越来越复杂，而是它越来越少问：“会不会是我们的理论错了？”当政策结果不理想时，如果最常见的解释总是执行不足、资源不足、公众误解或者社会还没有准备好，而很少允许理论本身被否决，那么思想体系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一道保护自己的墙。
这时，学校回音壁最危险的部分才真正显现出来：内部的人越来越确信自己代表知识，而外面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容易被解释成无知。 双方距离于是越来越大。普通人觉得教授生活在象牙塔里，教授则觉得普通人缺乏教育；普通人用生活结果判断制度，学术共同体用理论框架解释为什么这些生活结果不应该被这样理解。
越解释，距离反而越远。
七、学校最需要教给学生的，其实是怀疑学校
学校原本应该是社会中最不害怕异端思想的地方。真正优秀的教育不是告诉学生教师永远正确，而是训练学生发现教师哪里可能错；不是让学生学会重复专业共同体的语言，而是让他们知道再漂亮的理论也必须经受证据和现实的检验。
因此，解决学校回音壁的办法并不是把自由派教师换成保守派教师，更不是要求学校向另一个政治方向进行灌输。那只不过是把一种回音壁换成另一种回音壁。真正需要恢复的是思想竞争和现实反馈：教师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但必须允许学生挑战；学生可以提出不受欢迎的问题，而不必首先证明自己的道德动机；学术理论可以挑战传统常识，普通人的现实经验也有资格反过来挑战学术理论。
学校尤其应该让孩子明白一个简单原则：一个观点是否正确，与提出它的人拥有多少学位、属于哪个政党、得到多少同行赞同，都不是同一件事。权威可以增加一个观点值得认真听取的理由，却不能免除它接受证据检验的义务。
因为学校最大的结构性风险，恰恰来自它独特的循环：老师曾经是学生，学生中的一部分以后又成为老师；学校不断用上一代教育出来的人，去教育下一代。 当这个循环开放、多元、不断接受现实挑战时，它可以让知识不断积累；当这个循环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同质，又越来越相信自己代表唯一理性时，它也可以把一个时代的偏见变成下一代人的常识。
学校本来应该帮助下一代认识现实。
真正危险的是，当学校自己逐渐远离现实以后，却仍然拥有定义下一代应该怎样理解现实的权力。那时，回音壁里的声音就不再只属于学校，它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学校的回音壁
青海 (2026-09-27 10:00:14) 评论 (0)美国社会过去几十年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教育程度与政治倾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逆转。二十多年前，共和党在大学毕业生中表现更好，民主党在没有大学学历的选民中优势更明显；如今，没有四年制大学学历的注册选民总体略偏共和党，而本科及以上学历选民则以55%对42%偏向民主党，研究生学历群体更达到61%对37%。 这种变化当然不可能简单归结为学校教育一个因素，但它提出了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美国学校本身是不是正在形成一种能够不断复制自身价值观的思想回音壁？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教师这个职业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特点：很多人的人生轨迹就是“从学校到学校”。小时候在学校接受教育，大学毕业以后又回到学校教书；大学教授则继续经历本科、研究生、博士、博士后，再进入大学任教。身份从学生变成教师，位置从课桌这一边换到讲台那一边，但其人生中最重要的学习、工作、评价和社会交往环境，可能几十年都没有真正离开学校体系。这里当然不是说所有教师都没有社会经验，更不是说没有在企业工作过就没有资格研究社会；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当一个职业群体长期在同一种制度环境中成长、工作并培养下一代时，它天然具有形成思想闭环的条件。
一、从学生到教师，环境其实没有改变多少
普通人通常会经历一个非常明显的人生断裂：学校毕业以后进入社会，过去在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开始不断与现实发生碰撞。顾客不会按照教材行动，老板不会因为你的理论漂亮就付工资，企业不会因为商业计划逻辑严密就产生利润，机器也不会因为设计者的价值观正确而开始工作。一个人离开学校几年以后，往往会发现社会远比课堂复杂，人性、利益、成本、风险、激励和意外后果不断迫使他修正过去建立起来的简单模型。
教师的职业道路却可能完全不同。一个人十八岁进入大学，二十二岁进入教育专业或者研究生院，随后取得教师资格、博士学位或者完成博士后训练，然后重新进入学校。此后几十年，他周围最主要的人仍然是教师、学生、教育管理者和同行，他的专业表现主要由学校内部的评价体系衡量。中小学教师当然每天面对学生和家长，大学教授也面对实验、研究经费和学术竞争，所以不能把学校想象成真空；但他们最熟悉的组织仍然是学校，最熟悉的语言仍然是教育和专业共同体的语言。
这种职业路径本身并不是错误，却存在一个明显风险：一个人可以研究社会几十年，却长期没有承担他所研究的那些社会制度的直接后果。 研究企业的人不必经营企业，研究犯罪的人不必当警察，研究贫困的人不必成为低收入劳动者，这本来就是专业分工；问题在于，如果研究者和教育者越来越相信专业知识足以替代外部经验，学校内部形成的理论就可能逐渐与学校之外的现实分离。
二、现实社会最重要的特点，是它拥有否决权
学校与社会之间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哪一边的人更聪明，而在于错误以什么方式受到惩罚。
一个餐馆老板判断错了顾客口味，顾客很快就不来了；一个建筑承包商算错成本，损失会直接出现在账目上；一个销售人员不了解客户，订单马上下降；农民判断错误，天气和收成不会因为他的解释合理就改变；一家企业连续多年生产没人愿意购买的产品，最终可能破产。在这些环境里，现实具有非常残酷的否决权。
学校里的很多错误却没有这么快的反馈。数学证明错了就是错了，物理实验失败就是失败，工程设计不能工作也无法靠语言解释，因此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约束。但是一旦进入教育、社会学、政治、犯罪、家庭、文化和公共政策这些领域，反馈就不再那么迅速。一项教育理论实行十年以后效果不好，可以解释为经费不足；一项社会政策没有达到预期，可以归因于执行不到位；一种治理理论造成副作用，也可以说改革还不彻底。这里的解释未必是假的，但它产生了一个重要区别：理论可以比产品活得更久，因为理论的失败往往能够继续被理论解释。
如果一个学术共同体内部又具有高度相似的价值取向，问题便进一步放大。同行评审本来是现代知识生产最重要的纠错机制之一，但它隐含着一个条件：同行之间必须存在足够丰富的竞争性假说。如果大家的世界观、价值判断和政治直觉越来越相似，一个领域就可能出现共同盲区。没有人需要串通，每个人都可能认真诚实地工作，却仍然同时看漏同一个问题。
三、美国学校已经具备形成回音壁的条件
从现有调查看，美国教师的政治倾向确实不是社会整体政治分布的简单缩影。Pew 2024年对美国公立K—12教师的调查发现，58%的教师认同或倾向民主党，35%认同或倾向共和党；同期美国公众中倾向民主党的比例约47%。 这当然不能证明中小学教师普遍在课堂上进行政治灌输，但至少说明，学校内部的政治生态与整个社会存在明显差异。
大学里的倾斜更加明显。UCLA长期进行的HERI教师调查显示，2016—2017年美国四年制大学教师中，48.3%自认自由派，而这一比例在1989—1990年约为36.8%，经过二十多年上升以后在2010年前后趋于稳定。 换句话说，美国高等教育并不是一个在政治价值上与全国人口完全同构的环境，而是一个明显更偏自由派的专业共同体。
这里真正值得担心的并不是“左派教师多”本身。如果学校教师80%都是右派，同样值得担心。学校最需要的不是机械地做到左派和右派各占一半，而是让一种观点永远面对另一种有能力挑战它的观点。知识体系最危险的不是有立场，而是某一种立场逐渐失去真正的反对者。
而学校的“从学校到学校”结构，恰恰特别容易让这种同质化持续下去。今天的教师曾经是昨天的学生；今天的大学教授曾经是昨天的博士生；他们接受上一代教师的训练，适应这个体系的语言和评价标准，其中一部分又留下来培养下一代。这个过程持续几十年以后，即使没有任何组织设计，也可能出现一种非常稳定的自我复制机制：学生接受环境——其中一部分成为教师——教师重新塑造环境——下一代学生再进入这个环境。
这不是阴谋，而是一种反馈循环。
四、最有效的思想塑造，并不需要老师告诉学生支持哪个党
很多人一听到“学校影响学生政治观念”，首先想到的是老师站在讲台上公开告诉学生应该支持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实际上，这可能反而是最粗糙、最容易被家长和学生察觉的一种影响。学校真正强大的地方，在于它能够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逐渐决定：什么观点属于正常，什么观点需要解释；什么语言属于文明进步，什么语言一说出口就显得落伍；什么问题值得认真研究，什么问题提出本身就可能让人怀疑你的动机。
一个学生每天接触的不是一次政治演讲，而是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语言环境。老师选择什么例子，教材怎样描述一个问题，课堂里哪一种观点得到赞许，哪一种观点会引来尴尬，都会构成社会化的一部分。老师本人也未必意识到这种影响，因为他可能真诚地认为自己只是在向学生传递已经得到专业共同体认可的“正常观点”。
这正是回音壁最强大的地方。回音壁里的人并不觉得自己听到的是回音，他们觉得自己听到的就是世界本来的声音。
尤其对小学和中学来说，这种影响可能更加基础。大学生已经拥有比较完整的家庭背景、社会经验和政治判断，而小学、中学阶段的孩子正处在价值观形成过程中。学校当然不是唯一影响者，家庭、宗教、同伴和网络都在发挥作用，但教师和学校文化每天持续出现，而且具有一种特殊的权威性：孩子不仅在这里学习数学和语言，也在学习什么叫正常社会、正常家庭、正常公民和正常价值。
因此，一旦整个学校体系在某些问题上的价值判断长期向一个方向集中，其影响不会只表现为“学生学到一个观点”，而可能逐渐改变下一代人衡量观点的坐标尺。
五、最容易被忽略的变化，是“正常”的定义发生了变化
怎样判断一个社会的政治坐标有没有发生长期移动？最直观的方法之一，就是把几十年前同一个政党的公开主张原封不动地搬到今天，再看看它会被怎样评价。
1995年，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公开表示，大量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让美国人“理所当然地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占据的工作可能原本属于美国公民或者合法移民，他们使用公共服务也会给纳税人增加负担。克林顿随后强调增加边境执法人员、加快驱逐犯罪非法移民、打击非法用工，并限制非法移民福利。 1996年的民主党党纲甚至直接写道：“我们不能容忍非法移民，我们必须制止它”，并把增加边境巡逻力量和加强执法列为克林顿政府的成绩。
到了2019年的民主党总统初选，一些主要候选人已经支持全部或部分取消非法越境的刑事处罚；2020年民主党党纲则把重点明显转向扩大庇护、停止部分边境起诉和为大量无证移民提供取得公民身份的路径。 这并不能证明美国所有人在三十年间都向左移动，也不能说明之后不会向回摆；它能够清楚证明的是，民主党自身在这个议题上的政策边界和政治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
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三十年前民主党总统可以堂堂正正讲出的某些边境、就业和福利政策语言，后来在民主党进步派内部已经会被认为过于右倾。变化的不是1995年的讲话，而是衡量讲话的政治坐标发生了变化。
这正是学校回音壁可能产生的更深层影响。一个教育体系如果只是让学生接受某项政策，影响还是有限的；如果它参与改变了一代人对“什么叫正常、什么叫极端”的基本判断，那么几十年以后，整个社会的参照系都会发生变化。一个人甚至不需要改变自己的观点，只要坐标尺移动，他就可能从过去的“中间”被重新标记为今天的“右派”。
当然，学校绝不是这种社会变化的唯一原因。媒体、政党、产业结构、城市化、宗教变化以及人口结构都在同时发挥作用。把美国几十年的政治变化全部归结为教育，是一种过度简化。但是，学校有一个其他机构很难相比的优势：它接触的是一代又一代尚未完成世界观塑造的年轻人，而且教师本身又主要由上一轮教育体系培养出来。
六、真正危险的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任何社会都需要专家，也需要理论。普通经验并不天然正确，一个人的生活经验可能非常有限；统计数据和系统研究恰恰可以纠正大量“常识”错误。因此，批评学校脱离现实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好像只要普通人相信的事情就一定比教授正确。
问题在于，理论的价值本来应该是解释现实，而不是要求现实服从理论。
一个小企业主可能不会写经济学论文，却每天观察顾客对价格的反应；一个警察不会发表犯罪学论文，却天天面对犯罪者的行为；一个护士不研究社会心理学，却经常直接处理病人和家庭在压力状态下的真实反应；一个家长也许不懂教育学术语，却天天看见自己的孩子到底学会了什么。如果专业共同体越来越习惯于把这些经验首先解释成“缺乏教育”“受到错误信息影响”或者“没有理解专家意见”，它就可能失去一种极为重要的信息来源。
现实中的人不会因为模型没有考虑到某个变量，就停止按照这个变量行动。因此，一个知识共同体离现实越来越远的标志，并不是它提出的理论越来越复杂，而是它越来越少问：“会不会是我们的理论错了？”当政策结果不理想时，如果最常见的解释总是执行不足、资源不足、公众误解或者社会还没有准备好，而很少允许理论本身被否决，那么思想体系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一道保护自己的墙。
这时，学校回音壁最危险的部分才真正显现出来：内部的人越来越确信自己代表知识，而外面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容易被解释成无知。 双方距离于是越来越大。普通人觉得教授生活在象牙塔里，教授则觉得普通人缺乏教育；普通人用生活结果判断制度，学术共同体用理论框架解释为什么这些生活结果不应该被这样理解。
越解释，距离反而越远。
七、学校最需要教给学生的，其实是怀疑学校
学校原本应该是社会中最不害怕异端思想的地方。真正优秀的教育不是告诉学生教师永远正确，而是训练学生发现教师哪里可能错；不是让学生学会重复专业共同体的语言，而是让他们知道再漂亮的理论也必须经受证据和现实的检验。
因此，解决学校回音壁的办法并不是把自由派教师换成保守派教师，更不是要求学校向另一个政治方向进行灌输。那只不过是把一种回音壁换成另一种回音壁。真正需要恢复的是思想竞争和现实反馈：教师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但必须允许学生挑战；学生可以提出不受欢迎的问题，而不必首先证明自己的道德动机；学术理论可以挑战传统常识，普通人的现实经验也有资格反过来挑战学术理论。
学校尤其应该让孩子明白一个简单原则：一个观点是否正确，与提出它的人拥有多少学位、属于哪个政党、得到多少同行赞同，都不是同一件事。权威可以增加一个观点值得认真听取的理由，却不能免除它接受证据检验的义务。
因为学校最大的结构性风险，恰恰来自它独特的循环：老师曾经是学生，学生中的一部分以后又成为老师；学校不断用上一代教育出来的人，去教育下一代。 当这个循环开放、多元、不断接受现实挑战时，它可以让知识不断积累；当这个循环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同质，又越来越相信自己代表唯一理性时，它也可以把一个时代的偏见变成下一代人的常识。
学校本来应该帮助下一代认识现实。
真正危险的是，当学校自己逐渐远离现实以后，却仍然拥有定义下一代应该怎样理解现实的权力。那时，回音壁里的声音就不再只属于学校，它会一代一代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