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读了荣格的一本小书《未发现的自我：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困境》(The Undiscovered Self: The Dilemma of the Individual in Modern Society)。虽然只有短短一百一十页，那里面提出的一对概念 – 知识 (knowledge) 和理解 (understanding) – 一直在我的脑子里盘桓不去。

知识是现代社会的通行证。有了知识 – 或是关于自然界的知识、或是关于钱的知识、或是关于如何影响大众聚敛权力的知识 – 就可以在现代社会中一帆风顺。没有知识，就处处碰壁。

并且，社会中每个人对知识或信息的拥有程度天差地别。在一些社会中，少数人可以操纵多数人每天接触到的信息；在一些社会中有伟大的防火墙来阻挡多数人获得信息。统治者驾驭百姓的工具不只是武器，还有知识或信息。后者或许比前者更重要 – 《孙子兵法》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在国家机器和社会经济机器的巨爪之下，个人只是一些可被随意置换的代码。

然后我们都认为知识就是打开美好生活的金钥匙。

知识把每个个人看作抹去了所有独特性的一个代码，但每个人的生活经历 – 他在原生家庭中的耳濡目染、他儿时喜欢玩的游戏、他受过的学校教育、他交过的朋友、读过的书、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些刻骨铭心的事 – 和他所有那些想法、情绪、欲望何其浩瀚而复杂，没有哪个门派的知识能完全概括。我活在这世上的意义是什么？我应该做哪些事，不应该做哪些事？没有知识能给出对我这些问题的完整答案。我只能靠对我自己的理解来寻找。

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也不是取决于他的知识的多少，而是决定于他对自己的理解，如老子所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荣格写这本小书的时候是1960年代，那时悬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是热核武器。现在，我们头顶之上除了这把剑仍然高悬，又多了另外一把。知识越来越集中在控制了那些AI超级数据中心的电源开关的极少数亿万富翁手里。我设想，随着他们掌握的算力的日新月异，他们会慢慢控制了媒体、然后控制了学校的教科书、接着控制了书店和图书馆，最后人类的亿万子孙们都心满意足地接受他们几个人的教化。

在我的心目中，世界之所以有趣，是因为世界上每个人的过往经历都无限独特、不可替代。我不敢想象那个未来世界的样子：每个人都长着AI那样的面部表情、说话都像AI那样的口气。

我不想成为国家机器或社会经济机器的巨爪下的一个可被随意替换的代码。荣格对此的建议是与自己的内心世界建立连接，那里储存着无穷无尽的财富 – 包括人类祖先在百万年间进化而来的集体智慧和个人的所有过往经历。每个人 - 不只是那些垄断了知识的人 - 都拥有这样一个宝库，他对自己的所有理解、他的生活的所有意义都可以从那里找到答案。

荣格也知道人与自己的内心世界发生连接不容易：人能不费力气就了解的自己那一点内心世界只是自己的浅表意识，其中只有很少的内容。要想了解自己内心世界中那浩瀚得多的另一部分 – 潜意识 – 需要艰巨得多的努力。

荣格自己对此的一个努力方向是学习古人的智慧，包括西方的炼金术、占星术和中国的《易经》。这激发了我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兴趣。古人没有我们现代人这么多的知识，但他们人生经历的丰富程度不比我们逊色。并且，我们现代人的物质生活太过舒适、社会分工太过细密，人生经历难免单调；古人的物质生活比我们困乏得多，兵荒马乱、流离失所、饥一顿饱一顿是常有的事，所以他们的生活经历可能比我们更丰富，他们对自己的理解可能比我们更深刻。另一方面，他们的智慧成果经受了成千上万年的自然淘汰，其中的绝大部分在流传中被人遗忘，那么那些能一路流传下来直到今天的极少数智慧结晶不该被我们忽略。

比如，据一些研究统计，中国历史上为《易经》作注解的著作有四千多种。世界上有几本书能历经三千年而得到一代接一代的智者这样的关注，没有被永远埋没于泥沙之间？

长久以来我的一个先入之见是：古人茹毛饮血，我比他们聪明。现在我知道，我比古人多出的地方是一些知识；这些知识都是得自别人，所以我在古人面前没什么可骄傲的。

在这些思索之间，我听到了傅佩荣教授的《周易哲学》公开课。



我此前从未对《易经》提起过注意，有几个原因。首先，我认为占卦是迷信。其次，我对趋吉避凶等说法有成见，觉得这不过是人的求生欲和贪婪在作怪，人可以活得比这多一点精神。最后是卦辞古奥，我不得其门而入。

心理学家们认为，人对世界的一种基本认知方式是类比。人类智慧胜出其它动物的一个地方就是人不仅能从别人身上学到在同一件事情中的技能，如孩子听到父母说话而自己学会说话，还能通过类比从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物中得到对自己生活的启示。人类的祖先与老虎生活在同一片森林中，他们的眼睛看到的是同一个世界，但他们得到的启示不同，这就是由于人类思维中的类比能力。《周易系词》中说：“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这就是类比的思维。

古人靠着类比和想象，用天地万物的发展变化规律来理解人生，把心得写入《易经》中；几千年后，我用类比和想象来理解《易经》卦辞与我自己的生活之间的关联。《易经》是一组跨越时空的密码，我终于得到了缘分来解码、与古人的内心世界发生沟通、也与我自己的内心世界发生沟通。

类比思维 – 如化学家凯库勒梦见蛇咬到自己的尾巴而悟到苯环的结构 – 是人的创造力的发端，但它与逻辑思维互有长短，不能互相取代。类比思维发散而不精确，逻辑思维精确而视野狭窄。习惯了逻辑思维的现代人如果用逻辑思维的精确性来衡量《易经》的价值就会与这个思想宝藏失之交臂。

《易经》中有六十四卦，每个卦有六爻。其基本用法是用占卜的方式占到六十四卦中的某一卦及其中的某一（或某几个）爻，相应的卦辞和爻辞便给出对占卜者的处境的解释。每一卦中的六爻之间互相关联，呈现人和事的发展变化的规律。举例说，假如占卜者占到的是最为人所知的乾卦，那么他就会看到潜龙勿用、见龙在田、终日乾乾、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这样的发展过程，而他占到的此卦中的某个爻便告诉他现在正处在这个过程中的哪个阶段。

卦辞中不仅有关于占卜者的处境是什么的说明，还有关于占卜者处在这些处境中时能做什么的说明。如坤卦第四爻的爻辞有“括囊” 二字，意思是建议占卜者要言行谨慎，如收紧的口袋。

《易经》不总是用好听的话来奉承占卜者。卦辞中对形势的判断包括吉、凶、悔、吝（困境）等正面或负面判断及无咎等中性判断。

吉凶是象征说法。不一定大富大贵、青云直上才是吉，不一定牢狱血光、性命之虞才是凶。吉可以泛指人当下的处境与自己的期望值相符的情形，凶可以泛指人当下的处境与自己的期望值有差距的情形。我想可以说人的一生就是由一些大大小小的吉凶处境串起来的一根链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趋吉避凶是人之常情，我自己也每天都在趋吉避凶。

每一卦的上三爻称为外卦，象征占卜者所处的外部环境；下三爻称为内卦，象征占卜者的内心世界。整个卦呈现的人的发展趋势是自下而上，象征着人和事的发展是先从人的心中孕育想法，然后逐渐成长为外部世界中的现实。这符合我理解的个人的成长规律。

出于科学家的思维习惯，我读《易经》时最想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占卦是个完全随机的事件，如何能以占卜结果判断某个人的生活处境、甚至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我目前的理解是这样：

首先，人在每个当下的处境是个高度复杂的变量，而人的认知能力有限，很难看清这些处境之中隐藏在表面之下的那些潜在线索。比如，我发现我经常要到某件事情过去很久之后才注意到当事时并不是不知道却视而不见的那些因素。那么，如果人能通过某种方式得到提示，帮助自己注意到自己本来不会注意到的那些因素，这就提升了自己的认知。《易经》占卜可能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帮助他看到本来处于他的盲区中的那些因素。人的处境通常本来就是既包括许多对自己有利的因素，也包括许多对自己不利的因素，所以不管占卜的结果是吉是凶，人都有可能对它产生共鸣。

《系辞》说《易经》的作用是“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意思是人在独自生活、没有老师和长辈的教导时，《易经》给出的建议就如同父母的忠告一般。这忠告不一定中听，但一定有某些道理。

人本来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但在当事时一时想不起来的那些东西就是藏在自己的潜意识之中。由此我想占卜就是人与自己的潜意识沟通的一种方式。

其次，人对周围情境的理解经常被自己的情绪和欲望左右。想到那句著名的禅宗公案：不是旗在动，也不是风在动，而是你的心在动。人有昂扬得意的时候，也有困惑受挫的时候，这些情绪会影响到他对自己、对周围环境的认知。占卜可以就此给出参考意见，帮助占卜者在一个较为客观的立场上了解自己和周围环境。

最后，一些人认为世界上有一些事情本来就是违反科学上的因果关系的。荣格曾提出过所谓的共时性(synchronicity)，就是几件互相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事情同时发生，而若只用纯粹的巧合来解释，它们同时发生的机率又低到几乎不可能。如他在自传中记载，1949年4月1日那天上午，他研究了一个古物上一个半鱼半人的刻像；中午吃饭时，佣人端上来的午饭是鱼；下午，一个熟人跟他聊天，提到开“愚人鱼”玩笑的习俗（当天是愚人节；“愚人鱼”是法国某些地区的民俗）；再晚一点时，一位他好几个月没有见过的病人到访，给他看了一些鱼的图片；晚上，一位访客送给了他一片绣有海怪和鱼的织物；第二天，一位他将近十年没有见过的病人来访，说他前一天晚上梦见了一条大鱼。接连发生的这一串事情显然给了他极大的震动，可能在他听到客人讲那个大鱼的梦时都快惊掉了下巴，以至于他在十几年后写自传时还原原本本地记得。

我相信荣格的记录是真有其事，也很难用纯粹的巧合来解释，但我自己没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暂不对此作评论。

我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人要靠占卦来引导自己的生活，那其它宗教经典中那些立身处世的原则 – 如“君子忧道不忧贫”还有什么用处？我现在对此的理解是：这或许是个战略与战术的关系的问题。我仍然可以在任何情境中都坚持我的一些基本价值观，但这不妨碍我对每个当下的具体情境有较多的理解和相应的应对之术。

《易经》中有象数和义理两部分内容，义理是一般性的道理，象数是各种具体情境。一个球星拥有高超的球艺，这是他的“义理”，但他在比赛中每个进球的方式都不一样，他也不知道他的下一个进球将会在什么样的情境中发生，这是“象数”。义理与象数的关系类似于知识与理解的关系。如果只看《易经》的义理部分而不看象数部分，其效果可能与读《论语》、《孟子》差不多。但人毕竟不是钢筋铁骨，人的处境、情绪和认知毕竟会起起伏伏，所以用象数的部分寻求一些独立见解来帮助自己理解当下的情境有义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在工作疲劳时去园中散步、去晒太阳、去度假，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寻求占满了自己当下脑子的那些思路之外的一些启示，这我想也是与自己的潜意识连接的尝试。

孔子到了晚年才学《易》，好像也是因为年轻时对占卜之术有成见。结果，开始学《易》后，“韦编三绝” – 穿竹简的牛皮绳都被他磨破好几次。

我想《易经》占卜的作用与基督徒的祷告相似，都是试图在自己内心世界最深处的价值和智慧中寻求帮助。一些基督徒在遇到难题时喜欢随便翻开《圣经》的某一页，读首先印入眼帘的那句话，从中得到启示，这也与用《易经》占卜异曲同工。

用傅教授介绍的简易占卜方法，我使用手机中的计算器app生成三个随机数，分别取最后三位，用前两个数字除以八而得的余数构成一卦，用第三个数字除以六而得的余数得到此卦中的一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占卜。我想问的是我的人生走向。

我注意到我也想占到一个好卦好爻 – 这是我自己的趋吉避凶。

我占到的卦辞和爻辞以最简洁的几个字概括了我的一个非常显著的性格侧面。我猜周围很多人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性格，而且我想它可能是我做许多事的最原初的动机，但我自己并不怎么愿意面对这个性格侧面。这次占卦把它赫然摆在我的面前。

前几天我在听傅教授的课时也见到过此卦，那时我是在看别人的故事，一笑而过。我自己在占到此卦时，读的虽然还是同样的文字，但我是在看着我自己，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我想，正是因为占卜过程完全随机、不受我的意志的左右，所以占卜的结果有一种权威，犹如神的旨意，让我不得不以恭敬之心对待。

我或许可以说占到此卦此爻是纯粹的随机和巧合。或许上古的卦辞撰写者（相传是周公）跟我一样，其生活有诸多侧面、有许多正在发展变化的线索，每一卦每一爻都反映这些侧面和线索中的某些交汇处，所以不管我占到哪一卦哪一爻，我都可以顺着先哲们的思路反躬自省。

但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占到此卦此爻是我此生经历的第一个共时性事件？

不管事实是怎样，这次占卜是我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的一个隐秘角落的一次成功连接，或许也是我对抗悬在我头顶之上那两把达摩克里斯之剑的成功努力。如果不是这次占卜，我不会想起来这个隐秘角落 – 它深藏于我的潜意识之中 – 我不知道下一次我有缘与它相遇将是在何年何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