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事并非做善事。“善”这个概念带有贬义，是被大力批判的。学习雷锋，首先要学习他“爱憎分明”，只能为人民做好事——对待敌人，必须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不过，雷锋除了小时候被地主在手臂上砍过三刀外，并无对敌斗争的事迹，他甚至都不算烈士。他最重要的榜样作用，在于听毛主席的话。至于阶级仇恨和战斗精神，更多地要从黄继光、董存端、刘胡兰、刘文学那些英雄身上获得。在他们当中，“二刘”的地位尤其突出。他们都是未成年人，对小学生有特别的示范效应，因此在学校被宣传的次数最多。我那时经常会想：面对敌人的铡刀，我敢不敢躺上去？面对偷辣椒的地主，我敢不敢冲上去？我想这些问题是非常认真的，有时甚至会产生焦虑，因为我不是每次都有把握能够做到。
不过我对英雄还是很崇敬的，也学到一些英雄品质，这集中体现在拔牙上。我小时候爱吃糖，蛀牙很多，隔一阵就要去找于大夫拔牙，我从来都没哭过。有一次他在拔一颗大牙时，牙齿突然碎了，他只能用螺丝刀把碎片一块块起出来——不开玩笑，就是一把螺丝刀。此前我绝没想过牙医的工具箱里会有它，此后我也没见过哪个牙医再用它。他的手法与从木板上起钉子并无二致：把螺丝刀插入牙齿碎片下面，然后使劲往上撬。碎片滑开了，他就在肉里搅，直到再次绊住目标。那是我平生经历过的最可怕的痛，痛得耳膜都要刺穿了，痛得脑袋都要从中间裂开。他每次用力，我的屁股就会不由自主地离开座椅一公分，嘴里发出低哼。但除此之外，我没有更多反应了，由着他处理了二十多分钟才算完事。那个时候，我脑中出现的英雄形象是邱少云。我平时最佩服他，因为他是被活活烧死的——为了不暴露己方目标，他至死一动不动。比起其他英雄来，邱少云的死亡过程是最长的，完全靠一种强大的意志力在控制自己的肉体。我没法一点不动，也没法一声不吭，但我想着他，就好像在无尽的痛苦中找到一个支撑。确实，英雄主义教育使我很早便具备了对于疼痛的耐受能力。
那时有两部电影，也对我体验痛苦起了重要作用。一部是根据小说《红岩》拍摄的《烈火中永生》，另一部是朝鲜故事片《永生的战士》。两部永生片里，都有R级的受刑场面，尽管目的是表现革命者坚贞不屈，但给我留下的印象，更多是恐怖和压抑，以至于我现在回忆时，仍有一种极为黑暗的感觉。特别是第二部片子，男主角怕自己在受刑过程中，由于神志不清而吐露真情，最后硬是活生生地把舌头咬断。那个镜头在我脑中打下了永久的烙印，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像刚刚看到一样。
革命教育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就是痛苦教育，假如做不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还怎么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点其实与基督教差不多，因为无论信共产主义，还是信耶稣，都需要让“超我”凌驾于“自我”之上，使肉身服从于信仰，必要时舍生取义。耶稣就是基督教的最大烈士。《新约》“约翰一书”3章16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从革命阵营这边来看，从小向烈士学习，也是为了将来需要时，为了阶级弟兄牺牲自己的生命。
不过对我而言，忍耐痛苦的典范，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烈士，而是牛虻。我上学后不久，小华姐姐来了一趟西安，留下一本50年代出的《牛虻》。书已经很旧了，包在牛皮纸里。妈妈叮嘱我，不要出去说，因为这是禁书。从她嘴里听到书名时，我还以为“禁”跟“流氓”有关。不过小华一走，妈妈就抱着书不撒手，一刻不停地看，看着看着还抹起眼泪来。看完后便长吁短叹地发表观感，我也听不太明白，只觉得男主角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爸爸瞧着我有兴趣，就把这故事从头到尾给我讲了一遍。他是个讲故事的高手。我脑子里那时便有牛虻头戴卷边帽、手持左轮枪射击的鲜明形象，我一直以为是封面，结果在网上找了一圈，没有一本书上有这幅画。它完全是爸爸讲故事给我灌输进来的，我连牛虻腰上的子弹带都看得见。
与那些无产阶级革命烈士相比，牛虻更能打动我，让我产生一种心向往之、身愿随之的感觉。牛虻的痛苦更多来自于心灵的煎熬：他曾经向神父泄密导致战友被抓被杀，成了叛徒，并因此被恋人扇了一耳光，紧接着又得悉出卖自己的神父竟然是生身父亲。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信赖和依托都于旦夕之间崩解掉了。他制造自杀假象后出逃，实际上灵魂已经死了一回。在流亡十几年后、拖着残缺的身体回来时，牛虻变成了一个无比坚强的革命斗士。但他的坚强并不在于抛弃过去、或与少不更事的自己达成和解，而是用强大的信念压制住旧日创伤，去完成革命使命。所以牛虻的内心就像一个充满岩浆的火山，让他饱尝烧灼的痛苦。黄继光、董存瑞那些烈士则要单纯得多，就是为党为国为民，不用经历类似的心灵煎熬。可正因如此，他们不像牛虻那样打动我。对于牛虻，我和琼玛一样有一种怜惜，因为怜惜，所以亲近。而对于革命烈士，我只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2026-7-3
老烟记事（503） 痛苦教育
烟斗狼 (2026-10-07 04:50:03) 评论 (2)做好事并非做善事。“善”这个概念带有贬义，是被大力批判的。学习雷锋，首先要学习他“爱憎分明”，只能为人民做好事——对待敌人，必须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不过，雷锋除了小时候被地主在手臂上砍过三刀外，并无对敌斗争的事迹，他甚至都不算烈士。他最重要的榜样作用，在于听毛主席的话。至于阶级仇恨和战斗精神，更多地要从黄继光、董存端、刘胡兰、刘文学那些英雄身上获得。在他们当中，“二刘”的地位尤其突出。他们都是未成年人，对小学生有特别的示范效应，因此在学校被宣传的次数最多。我那时经常会想：面对敌人的铡刀，我敢不敢躺上去？面对偷辣椒的地主，我敢不敢冲上去？我想这些问题是非常认真的，有时甚至会产生焦虑，因为我不是每次都有把握能够做到。
不过我对英雄还是很崇敬的，也学到一些英雄品质，这集中体现在拔牙上。我小时候爱吃糖，蛀牙很多，隔一阵就要去找于大夫拔牙，我从来都没哭过。有一次他在拔一颗大牙时，牙齿突然碎了，他只能用螺丝刀把碎片一块块起出来——不开玩笑，就是一把螺丝刀。此前我绝没想过牙医的工具箱里会有它，此后我也没见过哪个牙医再用它。他的手法与从木板上起钉子并无二致：把螺丝刀插入牙齿碎片下面，然后使劲往上撬。碎片滑开了，他就在肉里搅，直到再次绊住目标。那是我平生经历过的最可怕的痛，痛得耳膜都要刺穿了，痛得脑袋都要从中间裂开。他每次用力，我的屁股就会不由自主地离开座椅一公分，嘴里发出低哼。但除此之外，我没有更多反应了，由着他处理了二十多分钟才算完事。那个时候，我脑中出现的英雄形象是邱少云。我平时最佩服他，因为他是被活活烧死的——为了不暴露己方目标，他至死一动不动。比起其他英雄来，邱少云的死亡过程是最长的，完全靠一种强大的意志力在控制自己的肉体。我没法一点不动，也没法一声不吭，但我想着他，就好像在无尽的痛苦中找到一个支撑。确实，英雄主义教育使我很早便具备了对于疼痛的耐受能力。
那时有两部电影，也对我体验痛苦起了重要作用。一部是根据小说《红岩》拍摄的《烈火中永生》，另一部是朝鲜故事片《永生的战士》。两部永生片里，都有R级的受刑场面，尽管目的是表现革命者坚贞不屈，但给我留下的印象，更多是恐怖和压抑，以至于我现在回忆时，仍有一种极为黑暗的感觉。特别是第二部片子，男主角怕自己在受刑过程中，由于神志不清而吐露真情，最后硬是活生生地把舌头咬断。那个镜头在我脑中打下了永久的烙印，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像刚刚看到一样。
革命教育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就是痛苦教育，假如做不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还怎么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点其实与基督教差不多，因为无论信共产主义，还是信耶稣，都需要让“超我”凌驾于“自我”之上，使肉身服从于信仰，必要时舍生取义。耶稣就是基督教的最大烈士。《新约》“约翰一书”3章16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从革命阵营这边来看，从小向烈士学习，也是为了将来需要时，为了阶级弟兄牺牲自己的生命。
不过对我而言，忍耐痛苦的典范，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烈士，而是牛虻。我上学后不久，小华姐姐来了一趟西安，留下一本50年代出的《牛虻》。书已经很旧了，包在牛皮纸里。妈妈叮嘱我，不要出去说，因为这是禁书。从她嘴里听到书名时，我还以为“禁”跟“流氓”有关。不过小华一走，妈妈就抱着书不撒手，一刻不停地看，看着看着还抹起眼泪来。看完后便长吁短叹地发表观感，我也听不太明白，只觉得男主角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爸爸瞧着我有兴趣，就把这故事从头到尾给我讲了一遍。他是个讲故事的高手。我脑子里那时便有牛虻头戴卷边帽、手持左轮枪射击的鲜明形象，我一直以为是封面，结果在网上找了一圈，没有一本书上有这幅画。它完全是爸爸讲故事给我灌输进来的，我连牛虻腰上的子弹带都看得见。
与那些无产阶级革命烈士相比，牛虻更能打动我，让我产生一种心向往之、身愿随之的感觉。牛虻的痛苦更多来自于心灵的煎熬：他曾经向神父泄密导致战友被抓被杀，成了叛徒，并因此被恋人扇了一耳光，紧接着又得悉出卖自己的神父竟然是生身父亲。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信赖和依托都于旦夕之间崩解掉了。他制造自杀假象后出逃，实际上灵魂已经死了一回。在流亡十几年后、拖着残缺的身体回来时，牛虻变成了一个无比坚强的革命斗士。但他的坚强并不在于抛弃过去、或与少不更事的自己达成和解，而是用强大的信念压制住旧日创伤，去完成革命使命。所以牛虻的内心就像一个充满岩浆的火山，让他饱尝烧灼的痛苦。黄继光、董存瑞那些烈士则要单纯得多，就是为党为国为民，不用经历类似的心灵煎熬。可正因如此，他们不像牛虻那样打动我。对于牛虻，我和琼玛一样有一种怜惜，因为怜惜，所以亲近。而对于革命烈士，我只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202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