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实不用操什么先后天下的心，我们一直都乐着呢。不能靠量嘴角咧开的度数来判断。这是一种埋在心底，或多或少，有人意识到有人根本意识不到，但必须个人都有的乐观。如上章所述，在那种严酷的环境下，如悬崖走钢丝般地种庄稼，还是押着全家老小的命的那种。换做现代人，可能都撑不到一季庄稼成熟，心理先在压力下崩溃了。
但是中国人没有崩溃，还活得好好的。表面上看，其他民族人似乎都比中国人更易开笑口，实际中中国人忧郁症的发病率是最低的。早期移民美国的华人也很少有这种问题。不过，在国外出生的二代三代，发病率就和当地人逐渐看齐。可见得是个文化问题。清朝去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因为更多接触到最底层的中国国人，都发现了这一点。中国人承受着欧美人无法想象的高强度劳动，极度贫乏，忍饥挨饿，都没有垮掉（也没有蜂拥而来求上帝恩惠）。工业革命初期，欧洲一些农民改做工人，觉得如坠地狱般痛苦。可他们与中国农民的日常相比还算是在天堂。教士们发现中国农民连抱怨都很少。于是很好奇中国人是否有一种特殊的意志力，或忍耐力。然后发现了一句中国古语：知足常乐。
这是一种生活态度。知足只是不足的婉辞。是对现实的承认。这种乐，并不足以让我们忘掉忧愁喜笑颜开，也不足以让我们能悠哉游哉听天由命。大部分时候我们意识不到，因为这种是作为一种底色部分抵消了浓重的黑暗。作为一种希望让我们能在生存挣扎中保持斗志。或苦中作乐，或化苦为乐。这不是一种盲目的乐观。现实是残酷的，天灾总比风调雨顺的日子多。苦难总比欢乐多。天哪地啊，人搞不过你们，那就加入。天人合一，我就是你的一部分，不信你会把自己全部搞死。还要怎样？又能怎样？与天地相似，故不违。听蝲蝲蛄叫，还能不种庄稼？
中国人在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生产方式，生存策略，和一套哲学思维。这就是阴阳消长调和。灾年和丰年，是不确定的。灾年是一定会有的，但也不会永远是灾年。中国人没有像许多其它民族那样，认为应该是某种绝对的意志体现。也没有认为是得罪了神而受到的惩罚。而是认为只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自然现象。这在古代是最客观最精细的一种观察。也是能够顽强度过众多荒年的精神支柱。同样，苦和乐也不是绝对对立的两种极端，总是可以消长转化的。
中国人自古不绝对，不极端。不唯一，也不两极。信神不靠神。不唯心也不惟物。中国自古以来，对任何事情任何现象，都有不同的说法。听起来截然相反，但古人并不觉得它们违和。这老天变幻不定，我们必须灵活策对。作为种庄稼的农民，必须肯定上天本有好生之德。但老天不断降灾，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是对的。有福兮祸所伏，就有祸兮福所倚。有乐极生悲，就有否极泰来。天无绝人之路。
不能一根筋。天旱求雨，对龙王烧香献祭磕头。灾情急了要童男童女也献上。但该做的都做了，还不下雨，就把神仙拖出来爆晒暴抽一顿。怎么办，赤地千里，百万人面临饿死。不干点出格的事死得甘心吗？天子也得出来，该罪己该晒自己都得马上做。人们也知道做这些事没大用，人们也知道这些背后逻辑不通。只是，生死一线，没空究理。死马权当活马医。成天抱怨，或什么都不做只会向神祷告，不合中国人的哲学。
这种大气候系统中的波动，对农业造成的影响，古人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就是到现在，能干预的也有限。只是现代人有能力和手段抗灾救灾。古代中国，既没有足够存粮也没有足够运输能力应付大面积灾荒。主要靠受灾农民自己应付。准备怎么逃荒，准备吃什么到哪里去搞。甚至准备好怎么饿死。一家人中要力保谁牺牲谁。因为常年在这种环境中，都有一套现成熟知的流程和做法，不用再苦苦地去找理论依据。灾年，必须有一套完全不同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才能增大生存机会。这正是我们历史上有众多看似对立的理论信条并存的根源。每一个传统的中国人，都遗传有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心理准备，和生存经验，分别适用于丰年（好日子）和灾年（苦日子）。能够随时调用切换。能屈能伸。不怨天不尤人，尽人事听天命。
一万年来，种田人都在和天作斗争。这老天一次次地作贱，让人走投无路。每次死人无数，我们都想方设法幸存下来。不是像诺亚方舟那样靠上帝恩典活下来的，而是靠自己奋斗。圣经中的大洪水只是一次性事件无法证伪。中国人经历大洪水是经常性事件，清楚记得每次是怎么熬过来的。光大禹治水那次就奋斗了二十一年。是的，老天收走了很多人，但作为一个种族，依然能繁衍不息。活着就是胜利，就是这场无止尽斗争中的赢家。人定胜天。
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们就对自己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以，中国人有特别忍耐力和坚持力，不易突然崩溃和垮掉，不会轻易放弃目标。自古到今，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其他民族不多有愚公移山这样的荒唐故事。但他们也无法想象，万里长城，六千里的大运河，都是一锹土一锹土地造出来的。工程量比挖山大多了。今天在现代科研实验室中，最靠得住的，也是中国人。他们在那些看不到希望的项目中，默默地做着该做的事。最终有所突破。因为对于中国人，“绝对没有希望”可能只是“有希望”中的一个阶段。这种，不是情绪上的兴高采烈，而是根植在世界观中的乐观主义。
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
（三）
何以中国人 （三）乐天知命故不忧
FarewellDonkey18 (2026-10-06 08:48:30) 评论 (6)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实不用操什么先后天下的心，我们一直都乐着呢。不能靠量嘴角咧开的度数来判断。这是一种埋在心底，或多或少，有人意识到有人根本意识不到，但必须个人都有的乐观。如上章所述，在那种严酷的环境下，如悬崖走钢丝般地种庄稼，还是押着全家老小的命的那种。换做现代人，可能都撑不到一季庄稼成熟，心理先在压力下崩溃了。
但是中国人没有崩溃，还活得好好的。表面上看，其他民族人似乎都比中国人更易开笑口，实际中中国人忧郁症的发病率是最低的。早期移民美国的华人也很少有这种问题。不过，在国外出生的二代三代，发病率就和当地人逐渐看齐。可见得是个文化问题。清朝去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因为更多接触到最底层的中国国人，都发现了这一点。中国人承受着欧美人无法想象的高强度劳动，极度贫乏，忍饥挨饿，都没有垮掉（也没有蜂拥而来求上帝恩惠）。工业革命初期，欧洲一些农民改做工人，觉得如坠地狱般痛苦。可他们与中国农民的日常相比还算是在天堂。教士们发现中国农民连抱怨都很少。于是很好奇中国人是否有一种特殊的意志力，或忍耐力。然后发现了一句中国古语：知足常乐。
这是一种生活态度。知足只是不足的婉辞。是对现实的承认。这种乐，并不足以让我们忘掉忧愁喜笑颜开，也不足以让我们能悠哉游哉听天由命。大部分时候我们意识不到，因为这种是作为一种底色部分抵消了浓重的黑暗。作为一种希望让我们能在生存挣扎中保持斗志。或苦中作乐，或化苦为乐。这不是一种盲目的乐观。现实是残酷的，天灾总比风调雨顺的日子多。苦难总比欢乐多。天哪地啊，人搞不过你们，那就加入。天人合一，我就是你的一部分，不信你会把自己全部搞死。还要怎样？又能怎样？与天地相似，故不违。听蝲蝲蛄叫，还能不种庄稼？
中国人在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生产方式，生存策略，和一套哲学思维。这就是阴阳消长调和。灾年和丰年，是不确定的。灾年是一定会有的，但也不会永远是灾年。中国人没有像许多其它民族那样，认为应该是某种绝对的意志体现。也没有认为是得罪了神而受到的惩罚。而是认为只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自然现象。这在古代是最客观最精细的一种观察。也是能够顽强度过众多荒年的精神支柱。同样，苦和乐也不是绝对对立的两种极端，总是可以消长转化的。
中国人自古不绝对，不极端。不唯一，也不两极。信神不靠神。不唯心也不惟物。中国自古以来，对任何事情任何现象，都有不同的说法。听起来截然相反，但古人并不觉得它们违和。这老天变幻不定，我们必须灵活策对。作为种庄稼的农民，必须肯定上天本有好生之德。但老天不断降灾，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是对的。有福兮祸所伏，就有祸兮福所倚。有乐极生悲，就有否极泰来。天无绝人之路。
不能一根筋。天旱求雨，对龙王烧香献祭磕头。灾情急了要童男童女也献上。但该做的都做了，还不下雨，就把神仙拖出来爆晒暴抽一顿。怎么办，赤地千里，百万人面临饿死。不干点出格的事死得甘心吗？天子也得出来，该罪己该晒自己都得马上做。人们也知道做这些事没大用，人们也知道这些背后逻辑不通。只是，生死一线，没空究理。死马权当活马医。成天抱怨，或什么都不做只会向神祷告，不合中国人的哲学。
这种大气候系统中的波动，对农业造成的影响，古人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就是到现在，能干预的也有限。只是现代人有能力和手段抗灾救灾。古代中国，既没有足够存粮也没有足够运输能力应付大面积灾荒。主要靠受灾农民自己应付。准备怎么逃荒，准备吃什么到哪里去搞。甚至准备好怎么饿死。一家人中要力保谁牺牲谁。因为常年在这种环境中，都有一套现成熟知的流程和做法，不用再苦苦地去找理论依据。灾年，必须有一套完全不同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才能增大生存机会。这正是我们历史上有众多看似对立的理论信条并存的根源。每一个传统的中国人，都遗传有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心理准备，和生存经验，分别适用于丰年（好日子）和灾年（苦日子）。能够随时调用切换。能屈能伸。不怨天不尤人，尽人事听天命。
一万年来，种田人都在和天作斗争。这老天一次次地作贱，让人走投无路。每次死人无数，我们都想方设法幸存下来。不是像诺亚方舟那样靠上帝恩典活下来的，而是靠自己奋斗。圣经中的大洪水只是一次性事件无法证伪。中国人经历大洪水是经常性事件，清楚记得每次是怎么熬过来的。光大禹治水那次就奋斗了二十一年。是的，老天收走了很多人，但作为一个种族，依然能繁衍不息。活着就是胜利，就是这场无止尽斗争中的赢家。人定胜天。
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们就对自己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以，中国人有特别忍耐力和坚持力，不易突然崩溃和垮掉，不会轻易放弃目标。自古到今，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其他民族不多有愚公移山这样的荒唐故事。但他们也无法想象，万里长城，六千里的大运河，都是一锹土一锹土地造出来的。工程量比挖山大多了。今天在现代科研实验室中，最靠得住的，也是中国人。他们在那些看不到希望的项目中，默默地做着该做的事。最终有所突破。因为对于中国人，“绝对没有希望”可能只是“有希望”中的一个阶段。这种，不是情绪上的兴高采烈，而是根植在世界观中的乐观主义。
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