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近些年经济增长缓慢，生活在这里，大家都很关注，也在思考其中原因。我想从移民政策与公共政策方面说说自己的看法。
我要说的是，问题出在这两套政策之间的配套上。
多年前，Alesina等经济学家就分析过族裔多元化对经济的影响。一句话，就是有利有弊。一方面，不同族群带来丰富多样的知识、技能、经验、思维方式，有助于激发新思想和新理论，推动发明创造、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是好事。
另一方面，不同族群往往有不同的理念、价值观、信仰和行为准则。他们对待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如分配、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的看法和偏好不一样，容易出现分歧和争议，所谓众口难调。同时政府也得加大投入来协调、平衡、管理对公共资源的使用，这是族裔多元化带来的潜在成本。
因此政府在制定移民政策与公共政策时，要加以权衡，以期增大收益、降低成本。一般来说，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在单一族群，或者是同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容易成功。因为内部纷争少，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用大，所引发的成本较低。
当族群差异显著扩大（比如大量引进移民）时，公共政策和公共规模就要做出相应调整，例如适当缩减公共规模，以降低成本。
加拿大这些年是怎么做的呢？先来看族裔多元化的变化。
“族裔多元化”可以理解为，在一个国家中随机抽取两个人，他们不属于同一族群的概率。“族裔-语言分化”指标（ethno-linguistic fractionalization，简称ELF），根据各族裔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计算，被广泛用来衡量族裔多元化的程度。它的数值在0到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族裔多元化程度越高。
我根据人口普查提供的族裔数据来计算这个指标。
再来看公共规模。
“公共规模”这里用的是政府的实际财政支出，也就是经过物价指数调整后的财政支出。
下左图显示的是1981-2021年间，每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反映的族裔多元化趋势。蓝线代表ELF指标，橙线代表少数族裔占总人口的比例。
可以看到，ELF指标在持续上升，从1981年的0.09增加到2021年的0.45；少数族裔占比也从5%左右上升到26.5%。两者都增加了4倍，说明这几十年里族裔多元化程度在大幅提高。
下右图显示了1980-2020年实际财政支出。公共规模同样不断扩大：从1980年的1250亿加元增长到2020年约2640亿加元（以2002年物价为基准），增长了一倍多。
可见，加拿大的实际情形与理论给出的建议不一致。如果说政府的移民政策推动了族裔多元化快速提升，那么为了降低多元化带来的成本，公共政策本应该往“小政府”方向调整，即缩小公共规模、降低税收和支出压力。
然而实际上公共规模反而在扩大。意味着资源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配置，并没有随着族群多样性的上升而进行相应调整，对经济发展有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你也许会问：文中的理论真的适用于加拿大，多元化与公共规模“错位”真的不利于经济发展？
理论看上去挺有道理，而且平日里，也听到一些抱怨，例如“移民太多了”“福利被滥用”，多少暗示着政策之间的不配套。
但你也可以质疑：如果吸引来的不同族群，大都认同加拿大的理念和价值观，对公共政策和资源的偏好差异也不大，那么族裔多元化程度的提高，未必会带来额外成本，公共规模的扩大也未必会对经济成长不利。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提出一个假设：
当族裔多元化程度升高时，公共规模要相应缩小，否则会对经济成长产生负面影响。
为验证这个假设，我把“经济成长”作为因变量，重点考察三个因素：族裔多元化、公共规模，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这里的重点是看“族裔多元化×公共规模”这个交互项。如果假设成立，它的系数应该是负的。
“经济成长”用实际人均GDP的年度增长率表示；“公共规模”用实际财政支出的年度增长率表示，并滞后一年，以降低反向因果的可能性；“族裔多元化”用ELF指标的年度增长率表示。两次人口普查间的ELF变化平均分配到其中各年份。
此外，模型控制了经济衰退（1990）、油价冲击（1999、2014-15）、金融危机（2008-09），以及COVID-19（2020-21）几个时期。
样本从1981年人口普查开始（财政支出从1980年起），到2021年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回归结果如图：
图中显示“族裔多元化”的系数为正，似乎说明多元化本身有利于经济发展；“公共规模”的系数同样为正，倾向于认为财政支出促进了经济成长。不过结果都不显著。
然而，两者的搭配却产生了负面影响：交互项的系数为负，这与前面的假设方向一致，意味着多元化上升得越快，政府支出的扩大就越会拖累经济成长。
直白地讲，如果移民政策使得族裔多元化不断提升，配套的公共政策或许要适当调整：低税收、低支出（如低福利、提高政府效率、压缩开支）。
反过来，要是政府选择继续用扩大公共规模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就应当考虑适当收紧移民政策，以减缓族裔多样性的增长速度。
然而，过去的实际情况是政策错位。
最后，不可否认，加拿大的经济困境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从企业竞争力、市场环境，到政府审批流程，都有可能。我仅从一点来分析，模型简单、样本不大、况且统计结果的显著性水平为10%，因此对文中结论需持审慎态度。
附录：
1. “族裔-语言分化”ELF计算：
, 其中s是第i个族裔占总人口的比例.
2. 主要数据来源：Statistics Canada, Tables 36-10-0706-01, 18-10-0005-01; Department of Finance, Canada, Fiscal Reference Tables; Statistics Canada Census.
3. 主要参考文献：Alesina, A., La Ferrara, E. 2005. Ethnic divers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asterly, W., Levine, R. 1997. Africa's growth tragedy: Policies and ethnic divisions.
加拿大经济放缓，原因在哪？
悄然一笑 (2026-10-04 07:06:55) 评论 (1)加拿大近些年经济增长缓慢，生活在这里，大家都很关注，也在思考其中原因。我想从移民政策与公共政策方面说说自己的看法。
我要说的是，问题出在这两套政策之间的配套上。
多年前，Alesina等经济学家就分析过族裔多元化对经济的影响。一句话，就是有利有弊。一方面，不同族群带来丰富多样的知识、技能、经验、思维方式，有助于激发新思想和新理论，推动发明创造、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是好事。
另一方面，不同族群往往有不同的理念、价值观、信仰和行为准则。他们对待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如分配、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的看法和偏好不一样，容易出现分歧和争议，所谓众口难调。同时政府也得加大投入来协调、平衡、管理对公共资源的使用，这是族裔多元化带来的潜在成本。
因此政府在制定移民政策与公共政策时，要加以权衡，以期增大收益、降低成本。一般来说，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在单一族群，或者是同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容易成功。因为内部纷争少，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用大，所引发的成本较低。
当族群差异显著扩大（比如大量引进移民）时，公共政策和公共规模就要做出相应调整，例如适当缩减公共规模，以降低成本。
加拿大这些年是怎么做的呢？先来看族裔多元化的变化。
“族裔多元化”可以理解为，在一个国家中随机抽取两个人，他们不属于同一族群的概率。“族裔-语言分化”指标（ethno-linguistic fractionalization，简称ELF），根据各族裔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计算，被广泛用来衡量族裔多元化的程度。它的数值在0到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族裔多元化程度越高。
我根据人口普查提供的族裔数据来计算这个指标。
再来看公共规模。
“公共规模”这里用的是政府的实际财政支出，也就是经过物价指数调整后的财政支出。
下左图显示的是1981-2021年间，每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反映的族裔多元化趋势。蓝线代表ELF指标，橙线代表少数族裔占总人口的比例。
可以看到，ELF指标在持续上升，从1981年的0.09增加到2021年的0.45；少数族裔占比也从5%左右上升到26.5%。两者都增加了4倍，说明这几十年里族裔多元化程度在大幅提高。
下右图显示了1980-2020年实际财政支出。公共规模同样不断扩大：从1980年的1250亿加元增长到2020年约2640亿加元（以2002年物价为基准），增长了一倍多。
可见，加拿大的实际情形与理论给出的建议不一致。如果说政府的移民政策推动了族裔多元化快速提升，那么为了降低多元化带来的成本，公共政策本应该往“小政府”方向调整，即缩小公共规模、降低税收和支出压力。
然而实际上公共规模反而在扩大。意味着资源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配置，并没有随着族群多样性的上升而进行相应调整，对经济发展有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你也许会问：文中的理论真的适用于加拿大，多元化与公共规模“错位”真的不利于经济发展？
理论看上去挺有道理，而且平日里，也听到一些抱怨，例如“移民太多了”“福利被滥用”，多少暗示着政策之间的不配套。
但你也可以质疑：如果吸引来的不同族群，大都认同加拿大的理念和价值观，对公共政策和资源的偏好差异也不大，那么族裔多元化程度的提高，未必会带来额外成本，公共规模的扩大也未必会对经济成长不利。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提出一个假设：
当族裔多元化程度升高时，公共规模要相应缩小，否则会对经济成长产生负面影响。
为验证这个假设，我把“经济成长”作为因变量，重点考察三个因素：族裔多元化、公共规模，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这里的重点是看“族裔多元化×公共规模”这个交互项。如果假设成立，它的系数应该是负的。
“经济成长”用实际人均GDP的年度增长率表示；“公共规模”用实际财政支出的年度增长率表示，并滞后一年，以降低反向因果的可能性；“族裔多元化”用ELF指标的年度增长率表示。两次人口普查间的ELF变化平均分配到其中各年份。
此外，模型控制了经济衰退（1990）、油价冲击（1999、2014-15）、金融危机（2008-09），以及COVID-19（2020-21）几个时期。
样本从1981年人口普查开始（财政支出从1980年起），到2021年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回归结果如图：
图中显示“族裔多元化”的系数为正，似乎说明多元化本身有利于经济发展；“公共规模”的系数同样为正，倾向于认为财政支出促进了经济成长。不过结果都不显著。
然而，两者的搭配却产生了负面影响：交互项的系数为负，这与前面的假设方向一致，意味着多元化上升得越快，政府支出的扩大就越会拖累经济成长。
直白地讲，如果移民政策使得族裔多元化不断提升，配套的公共政策或许要适当调整：低税收、低支出（如低福利、提高政府效率、压缩开支）。
反过来，要是政府选择继续用扩大公共规模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就应当考虑适当收紧移民政策，以减缓族裔多样性的增长速度。
然而，过去的实际情况是政策错位。
最后，不可否认，加拿大的经济困境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从企业竞争力、市场环境，到政府审批流程，都有可能。我仅从一点来分析，模型简单、样本不大、况且统计结果的显著性水平为10%，因此对文中结论需持审慎态度。
附录：
1. “族裔-语言分化”ELF计算：, 其中s是第i个族裔占总人口的比例.
2. 主要数据来源：Statistics Canada, Tables 36-10-0706-01, 18-10-0005-01; Department of Finance, Canada, Fiscal Reference Tables; Statistics Canada Census.
3. 主要参考文献：Alesina, A., La Ferrara, E. 2005. Ethnic divers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asterly, W., Levine, R. 1997. Africa's growth tragedy: Policies and ethnic divi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