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市中心的初秋，带着一层凉意。走不出的耻辱，像一道无形的枷锁，紧紧缠绕着刚从玻璃大门里走出来的琳达。琳达从玻璃大门里走出来。一年半来，她每两周来此报到一次。住址、工作、是否饮酒、是否碰毒、近况如何——这些与她的生活经历毫无关系的例行问题，她已回答过无数遍。每一次，她都感到屈辱，尽管她知道，这屈辱是她自己造成的。今天，是最后一次来这里。
假释官把文件推到她面前。
“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再来我这里报到了。你的刑期结束了。”
琳达点点头。
“谢谢。”
她把文件放进手提包，走到街上。
五年的刑期终于结束了。法律意义上，她自由了。可她并不轻松。刑期会结束，案底却不会。它像一道阴影，跟着她走完余生。她今年五十五岁，大半生已经过去。这一年半里，她工作了差不多一年，也搬过两次家。现在，她住在温哥华东区一间租金低廉的小公寓里，离工作的华人餐馆走路只有二十几分钟。房子很小，旧沙发的扶手磨出了毛边，厨房墙壁也被油烟熏得微黄。
这样的日子，对她来说并不陌生。
年轻时，她刚来加拿大留学，毕业后便在温哥华安顿下来。那时候，她也曾一无所有，举目无亲，口袋里没多少钱，什么苦活都能做。真正让她无法接受的，从来不是生活的清贫，而是那道永远抹不掉的案底。那是她自己种下的苦果。她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却始终无法坦然面对。
她沿着熟悉的街道慢慢走着。
多年前，她住在市中心一栋高层公寓里。站在落地窗前，可以看到不远处的海港。房子已经还清贷款，出事前市值约一百二十万加元。那时候，她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从基层员工做起，凭着严谨和勤奋，一步步做到办公室经理。
她至今记得第一次把公司的钱转到自己账户时的情景。那笔钱并不多。她有稳定的工资、积蓄和自己的房子，根本没有经济困难。可那一刻，贪念让她鬼使神差地按下了确认键。转账完成后，她坐在电脑前，久久没有动。
几天后，恐惧压过贪念，她偷偷把钱补了回去。内部审计没有发现，她侥幸躲过一劫。
她以为自己不会再犯。可是，很快有了第二次。这一次，她没那么害怕。到了第三次，她甚至没有再犹豫。她开始给自己找理由：公司规模那么大，全球资金往来那么多，少进少出一点钱，根本不会有人注意。一次又一次，她就这样说服了自己。
两年多以后，内部审计发现财务漏洞，警方很快找上门来。铁证摆在面前，她没有再辩解。她因挪用公司资金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判决下来后，她原本的生活被彻底打乱。工作没了，公寓也卖掉了，用来支付赔偿金、律师费和其他债务。曾经的同事和朋友也渐渐疏远，最后不再联系。等她回头看时，身边已经没有多少人了。
她有过两段婚姻，没有孩子。远在中国的父母也已经相继去世。这个世界上，真正还和她有血缘关系的，只剩下一个亲妹妹。两姐妹都生活在温哥华。
妹妹当初是她帮着来的加拿大。刚到温哥华时，妹妹人生地不熟，姐姐带她熟悉城市，帮她处理各种生活上的麻烦。那时候，妹妹遇到什么事情，第一个想到的总是姐姐。
可是，姐姐入狱后，一切都变了。
琳达服刑期间，妹妹隔一段时间就去探望她。琳达假释后，妹妹又常去她的住处，试图帮她重新回到正常生活。起初，妹妹每次去都带些东西，还约她吃饭，陪她到公园走走。
琳达总是摇摇头。
“不用了，我挺好的。”
妹妹知道她并不好。姐姐瘦削的肩膀、黯淡的眼神和越来越多的皱纹，都看在她眼里。可一谈到过去，姐姐达就岔开话题，或者陷入沉默。
慢慢地，妹妹也不敢再多追问了。两人之间的联系，从最初每周见面，渐渐多变成了电话里的问候。
“姐，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
“工作还顺利吗？”
“还行。”
“钱够不够用？”
“够。”
这些话，都是琳达以前常问妹妹的。现在，妹妹开始这样问她。她知道姐姐的回答未必是真的，却也无可奈何。
假释以后，琳达在一家华人餐馆找到了一份洗碗的工作。老板姓马，是个温和的中年人，只问她能不能干活，从没问过她过去的事。
琳达每天洗碗、洗菜、擦台面，忙完后厨，还要清理后巷。以前，她坐在写字楼里处理报表，一坐就是一天；现在，她站在油腻的后厨里，一站就是八个小时。刚开始的几个星期，下班回到出租屋，她双腿酸得发沉。可第二天，她还是准时起床，出门上班。
一年半的假释期就这样一点点过去了。
刑期结束的那天晚上，她下班回到小公寓，换了鞋，坐在旧沙发上。屋里没有开灯，电视机的声音很低，屏幕一闪一闪。她拿出手机，打开网上银行。屏幕上是一串数字。那是卖掉房子后剩下的钱。赔偿金、律师费和其他债务已经花掉了一大半，如今留下来的并不多。
她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很久，想起了妹妹。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除了照常上班，她开始着手处理一些事务：上网查阅资料，跑银行，还找律师咨询。
这些事情办完以后，她的生活看上去没有任何变化。她照常上班，照常下班，一个人回到那间小公寓。
日子又过了几个月。
妹妹的电话依然每隔几天打来。
“姐，身体怎么样？”
“挺好的。”
“店里忙不忙？”
“老样子。”
有一天，妹妹轻声说：
“姐，我过去陪你吃顿饭吧。”
“不用了，别折腾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妹妹终于问：
“姐，你是不是讨厌我？”
琳达握着手机的手微微收紧。
“没有。”
“那你为什么总是不让我过去？”
很久，琳达才轻声说：
“你有你自己的生活。”
妹妹没有说话。
琳达又说：
“以后，照顾好自己。”
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那是姐妹俩最后一次通话。
第二天早晨，餐馆开门营业，但琳达没有出现。
老板老马以为她生病了，给她打电话，没有接。第二天，她依然没有来。到了第三天，老马终于觉得不对劲，联系了琳达留下的紧急联系人，也就是她的妹妹。
妹妹赶到琳达住处时，警方已经到了。
琳达走了。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手续。妹妹花很长时间才把事情处理完。
之后，律师按照事先约定来到她家，把姐姐留下的文件交给她。交接完毕后，律师便离开了。
妹妹坐在沙发上，双手微微颤抖着展开那封信。
上面是姐姐熟悉的字迹。
小妹：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对不起。
这些年，因为我的事，你也承受了太多压力。我一直知道，你是唯一没有嫌弃过我的人。你去监狱看过我，假释以后，又一次次来看我。可是，是我自己不愿意面对你。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只是我没有办法面对现在的自己。我曾经以为，只要熬过五年的刑期，一切就会慢慢好起来。后来我才发现，有些事情，不是时间过去了，就能够真正过去的。
我太累了。
我名下剩下的钱，都留给你。
别为我难过太久。
对不起。
姐姐
琳达
妹妹看完信，泪水模糊了双眼，坐在客厅里，很久没有动。
她想起刚来到温哥华的那些年。那时候，她什么都不懂，是姐姐帮她安顿下来。琳达会开车带她办各种事情，告诉她哪里可以买到便宜的东西，也会在她遇到麻烦时替她想办法。她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姐姐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也想起姐姐出狱后的那些日子。她看见姐姐眼角日益加深的疲惫，也问过她过得好不好。可姐姐每次都用“挺好的”带过。于是，她选择了相信。
四周安静得可怕。
妹妹拿起手机，慢慢翻开通讯录。姐姐的名字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以前只要想找姐姐，按一下拨号键就可以。姐姐有时很快接，有时要响几声才接。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听见姐姐的声音，她就会觉得踏实。
她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终于按下拨号键。
姐姐的电话号码已拨不通了。
她知道，这个号码已经不存在了。真正让她难过的，并不是号码被销户，而是从今以后，无论她有多少话想对姐姐说，都再也没有地方可以打过去了。
她放下手机，双手捂住脸，忽然想起，姐姐最后一次和她通电话时说：
“以后，照顾好自己。”
那时她没有想到，那句话会成为姐姐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
她也没有想到，自己还有那么多话没有来得及对姐姐说。
可现在，再也没有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