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觉得，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后来移民美国的人，很像一种混合动力汽车——hybrid car。
不过，这个比喻似乎并不十分贴切。汽车的两套动力可以协调运转，我们身上的两套思想，却常常彼此冲撞。有时候，我们甚至意识不到，究竟是哪一套在支配自己的判断。
我们出生在毛泽东时代，经历过文革，在政治口号、阶级斗争和领袖崇拜中长大。后来，我们离开中国，来到美国，接触自由、民主、法治，逐渐懂得个人权利，也开始重新理解自己曾经生活过的世界。
于是，我们身上有了两套思想：一套来自早年的教育，一套来自后来的认识。我们学会了用新的知识理解世界，却可能仍凭旧的本能作出反应。
这也是为什么，我越来越觉得，即使来到美国多年，我们也未必完成了精神上的迁徙。
我们学会了用另一种语言交流，也熟悉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却仍然需要追问：自己究竟摆脱了多少过去？
毛时代的教育，留给我们的不只是若干错误结论。具体的结论可以推翻，思维的习惯却难以察觉。我们可以不再相信过去的口号，却依然习惯先分敌我，再论是非；先看立场，再看事实。
这样的习惯一旦进入精神深处，便可能在原来的信仰崩塌以后，继续寻找新的寄托。
在我们这一代的一些人身上，过去对毛泽东的崇拜，似乎转化成了今天对川普的崇拜。两个人不能简单等同，但我们对待领袖的方式，却值得放在一起审视。
如果我们没有反省过，自己为什么需要一个永远正确的领袖，那么，每当一个善于煽动情绪、承诺拯救国家的强人出现，我们仍可能感到熟悉，甚至感到安心。
想起来颇有讽刺意味。我们小时候唱过那么多遍《国际歌》，其中明明有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可是，我们是否真正相信过这句话？
嘴上唱着没有救世主，心里却总在等待一个救世主。
我所说的心中那个“小毛泽东”，就藏在这样的矛盾里。当我们开始相信，自己的正确足以取消别人的权利，自己支持的人可以不受规则约束，过去的幽灵便又有了容身之处。
这种习惯，在评论别人时尤其容易显露。
当年用“叛徒”“走资派”“臭老九”给人定性，如今有些争论则用“白左”“川粉”“猪党”等称呼代替分析。这些词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后果当然不同，但当它们被用来否定一个人、终止一场讨论时，背后的思维方式却有相似之处：先把人归入某一类，再决定他的话是否值得听。
原本可以讨论一个观点，最后却变成了审判一个人。意见不同，就是愚蠢；解释不通，就是装糊涂；仍不接受，就是别有用心。我们急于判断对方是什么人，却没有耐心弄清楚对方究竟说了什么。
我们还常常相信，只有对方才会受到宣传蛊惑，只有对方才会盲从，自己则始终清醒独立。
然而，一个人确信自己不会被洗脑的时候，也可能正是他最不愿检查自己的时候。
我们当然可以有立场，可以支持共和党，也可以支持民主党。民主社会本来就允许不同利益、不同价值之间存在竞争。但如果一个政党成了不可质疑的身份归属，一个领袖成了信仰，事实便容易失去独立的位置。
同样一件事，由自己支持的人做，就是迫不得已；由对手做，就是罪无可赦。司法作出有利的判决，便是法治彰显；作出不利的判决，便认定整个制度已经腐败。媒体报道符合自己的期待，便值得相信；不符合期待，便一概斥为谎言。
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自己究竟是在参与民主政治，还是在民主社会里继续寻找一个可以效忠的阵营？我们身上到底有多少民主精神，思想里又有多少尚未清理的极权崇拜和忠君残余？
支持一个政治人物的某些政策，可以有具体的理由。但如果我们欣赏一个人，主要因为他敢于羞辱对手、蔑视约束，摆出谁也不能阻挡的姿态；如果我们觉得，只要他能打击自己厌恶的人，手段便可以宽容，规则便可以让路，那么，我们就需要警觉这种支持背后的心理。
我们曾经受过强权的压迫，如今却可能盼望一个强人替自己出气。只要被压制的是别人，我们便觉得那叫魄力。
我们反感的，究竟是权力不受约束，还是不受约束的权力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
对待后来移民者的态度，也能照见我们内心的矛盾。
支持边境管理，主张依法处理移民问题，都可以讨论。但政策上的严格，并不要求情感上的冷酷；维护法律，也不意味着可以蔑视一个人的处境与尊严。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艰难解释为奋斗，却把别人的艰难一概解释为懒惰；把自己得到的机会看成应得，却把别人争取机会看成侵占，那么我们维护的，恐怕已经不只是某种政策原则。
也许，我们只是终于站到了门里面，便开始害怕门外的人进来。
我曾想用“原罪”形容这一代人的精神负担。但这个词也让我犹豫。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年代，没有办法选择童年接受什么教育。一个人在强制灌输中长大，首先承受的是伤害。不能因为受过那种教育，就认定他终生有罪，更不能认定这一代人都无法改变。
然而，成长的被动，不能永远替成年后的主动选择辩护。
当我们已经有机会阅读不同的书，听见不同的声音，也亲身生活在一个允许批评政府、反对领袖的社会里，我们便有责任检查自己：为什么仍然那么渴望统一思想？为什么如此不能容忍别人不赞同？为什么一遇到政治人物，便急于把他塑造成救星或恶魔？
毛时代留给我们最深的痕迹，也许就在这里：我们曾被要求服从唯一的正确，后来便容易把自己的正确，也当成要求别人服从的理由。
如果“原罪”这个比喻还有意义，我愿意用它提醒自己：有些历史的遗留，并不会因为我已经谴责过那段历史，便自动从我身上消失。
写这些话，我也不能把自己放在审判席上。
我同样有看到某种言论便立刻愤怒的时候，有尚未听完便想反驳的时候，也有因为一句话符合自己的立场，就放松了对它的怀疑的时候。
心里那个“小毛泽东”，最难察觉之处，或许就在于它总催促我去别人身上寻找错误和敌人，却让我忘记回头审视自己。如果我只是借这个比喻给别人定性，那么，我也可能正在重复自己所批评的做法。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巨大的时代转折，也付出了迁徙、谋生和重新开始的代价。但精神上的改变，还需要另一种耐心：承认自己可能判断错误，承认自己厌恶的人也有权利，承认自己支持的人同样必须受到约束。
我们离开了毛时代，但那个时代留在我们身上的习惯，并不会随着移民而消失。真正的改变，体现在意见相左时，我们能否认真听取对方的理由；体现在自己支持的领袖受到批评时，我们能否仍用同样的标准判断是非。
身体的迁徙有抵达的一天，思想的迁徙却可能需要一生。
思想的混搭与错乱 ——我们这代华人移民的精神困境
Pilgrim1900 (2026-10-21 20:02:50) 评论 (0)我有时觉得，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后来移民美国的人，很像一种混合动力汽车——hybrid car。
不过，这个比喻似乎并不十分贴切。汽车的两套动力可以协调运转，我们身上的两套思想，却常常彼此冲撞。有时候，我们甚至意识不到，究竟是哪一套在支配自己的判断。
我们出生在毛泽东时代，经历过文革，在政治口号、阶级斗争和领袖崇拜中长大。后来，我们离开中国，来到美国，接触自由、民主、法治，逐渐懂得个人权利，也开始重新理解自己曾经生活过的世界。
于是，我们身上有了两套思想：一套来自早年的教育，一套来自后来的认识。我们学会了用新的知识理解世界，却可能仍凭旧的本能作出反应。
这也是为什么，我越来越觉得，即使来到美国多年，我们也未必完成了精神上的迁徙。
我们学会了用另一种语言交流，也熟悉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却仍然需要追问：自己究竟摆脱了多少过去？
毛时代的教育，留给我们的不只是若干错误结论。具体的结论可以推翻，思维的习惯却难以察觉。我们可以不再相信过去的口号，却依然习惯先分敌我，再论是非；先看立场，再看事实。
这样的习惯一旦进入精神深处，便可能在原来的信仰崩塌以后，继续寻找新的寄托。
在我们这一代的一些人身上，过去对毛泽东的崇拜，似乎转化成了今天对川普的崇拜。两个人不能简单等同，但我们对待领袖的方式，却值得放在一起审视。
如果我们没有反省过，自己为什么需要一个永远正确的领袖，那么，每当一个善于煽动情绪、承诺拯救国家的强人出现，我们仍可能感到熟悉，甚至感到安心。
想起来颇有讽刺意味。我们小时候唱过那么多遍《国际歌》，其中明明有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可是，我们是否真正相信过这句话？
嘴上唱着没有救世主，心里却总在等待一个救世主。
我所说的心中那个“小毛泽东”，就藏在这样的矛盾里。当我们开始相信，自己的正确足以取消别人的权利，自己支持的人可以不受规则约束，过去的幽灵便又有了容身之处。
这种习惯，在评论别人时尤其容易显露。
当年用“叛徒”“走资派”“臭老九”给人定性，如今有些争论则用“白左”“川粉”“猪党”等称呼代替分析。这些词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后果当然不同，但当它们被用来否定一个人、终止一场讨论时，背后的思维方式却有相似之处：先把人归入某一类，再决定他的话是否值得听。
原本可以讨论一个观点，最后却变成了审判一个人。意见不同，就是愚蠢；解释不通，就是装糊涂；仍不接受，就是别有用心。我们急于判断对方是什么人，却没有耐心弄清楚对方究竟说了什么。
我们还常常相信，只有对方才会受到宣传蛊惑，只有对方才会盲从，自己则始终清醒独立。
然而，一个人确信自己不会被洗脑的时候，也可能正是他最不愿检查自己的时候。
我们当然可以有立场，可以支持共和党，也可以支持民主党。民主社会本来就允许不同利益、不同价值之间存在竞争。但如果一个政党成了不可质疑的身份归属，一个领袖成了信仰，事实便容易失去独立的位置。
同样一件事，由自己支持的人做，就是迫不得已；由对手做，就是罪无可赦。司法作出有利的判决，便是法治彰显；作出不利的判决，便认定整个制度已经腐败。媒体报道符合自己的期待，便值得相信；不符合期待，便一概斥为谎言。
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自己究竟是在参与民主政治，还是在民主社会里继续寻找一个可以效忠的阵营？我们身上到底有多少民主精神，思想里又有多少尚未清理的极权崇拜和忠君残余？
支持一个政治人物的某些政策，可以有具体的理由。但如果我们欣赏一个人，主要因为他敢于羞辱对手、蔑视约束，摆出谁也不能阻挡的姿态；如果我们觉得，只要他能打击自己厌恶的人，手段便可以宽容，规则便可以让路，那么，我们就需要警觉这种支持背后的心理。
我们曾经受过强权的压迫，如今却可能盼望一个强人替自己出气。只要被压制的是别人，我们便觉得那叫魄力。
我们反感的，究竟是权力不受约束，还是不受约束的权力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
对待后来移民者的态度，也能照见我们内心的矛盾。
支持边境管理，主张依法处理移民问题，都可以讨论。但政策上的严格，并不要求情感上的冷酷；维护法律，也不意味着可以蔑视一个人的处境与尊严。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艰难解释为奋斗，却把别人的艰难一概解释为懒惰；把自己得到的机会看成应得，却把别人争取机会看成侵占，那么我们维护的，恐怕已经不只是某种政策原则。
也许，我们只是终于站到了门里面，便开始害怕门外的人进来。
我曾想用“原罪”形容这一代人的精神负担。但这个词也让我犹豫。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年代，没有办法选择童年接受什么教育。一个人在强制灌输中长大，首先承受的是伤害。不能因为受过那种教育，就认定他终生有罪，更不能认定这一代人都无法改变。
然而，成长的被动，不能永远替成年后的主动选择辩护。
当我们已经有机会阅读不同的书，听见不同的声音，也亲身生活在一个允许批评政府、反对领袖的社会里，我们便有责任检查自己：为什么仍然那么渴望统一思想？为什么如此不能容忍别人不赞同？为什么一遇到政治人物，便急于把他塑造成救星或恶魔？
毛时代留给我们最深的痕迹，也许就在这里：我们曾被要求服从唯一的正确，后来便容易把自己的正确，也当成要求别人服从的理由。
如果“原罪”这个比喻还有意义，我愿意用它提醒自己：有些历史的遗留，并不会因为我已经谴责过那段历史，便自动从我身上消失。
写这些话，我也不能把自己放在审判席上。
我同样有看到某种言论便立刻愤怒的时候，有尚未听完便想反驳的时候，也有因为一句话符合自己的立场，就放松了对它的怀疑的时候。
心里那个“小毛泽东”，最难察觉之处，或许就在于它总催促我去别人身上寻找错误和敌人，却让我忘记回头审视自己。如果我只是借这个比喻给别人定性，那么，我也可能正在重复自己所批评的做法。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巨大的时代转折，也付出了迁徙、谋生和重新开始的代价。但精神上的改变，还需要另一种耐心：承认自己可能判断错误，承认自己厌恶的人也有权利，承认自己支持的人同样必须受到约束。
我们离开了毛时代，但那个时代留在我们身上的习惯，并不会随着移民而消失。真正的改变，体现在意见相左时，我们能否认真听取对方的理由；体现在自己支持的领袖受到批评时，我们能否仍用同样的标准判断是非。
身体的迁徙有抵达的一天，思想的迁徙却可能需要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