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重器》和《清代的案与刑》

读郑小悠《清代的案与刑》的同时也在看电视剧《重器》。很自然地拿清朝和现代中国的司法制度作比较。

《重器》提炼了中国几个典型的冤案，反映了中国改革初期的司法实践。虽然今天比当时已有进步，但很多司法理念仍然不变。《清代的案与刑》也用清代的几个案例讲述清朝的刑名制度。从清朝到今天，刑侦技术进步显著，但冤错案不减反增，因为司法理念没有进步，甚至在退步。

清代散文家管同说“国家慎重人命，旷古未闻。盖古者富侠酷吏操生杀之权，今虽宰相不能妄杀一人。古者人命系乎刑官而已，今自州县府司督抚以内达刑部而奏请勾决，一人而文书至于尺许。” 管同说清代对人命和司法看得很重，宰相不能妄杀一人。死刑案件必须从州县、府司、督抚层层复核，直到朝廷刑部，最终由皇帝亲自勾决。为了审理一个人的死罪，呈送的公文文书能堆到一尺多厚。有清一代，“慎重刑章”是清朝基本国策，统治者将“人命至重”的理念摆在了国家治乱的高度。嘉庆帝曾亲撰《慎刑论》。清帝认为，慎重处理刑名事务是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统治基础、整肃官僚队伍的重要手段。如果天久不下雨，当权者就要反思是否有冤狱。

清代的死刑犯在被判死刑后立即执行的比例很低，绝大多数都要监候处理，至秋天再经过一次覆审，称为“秋审”，秋审结果将犯人分为情真（情实）、缓决、可矜、承嗣留养四个档次。情实者，经皇帝勾决，即在当年处死；缓决犯，则留待下一年秋审再次核定；可矜者，则根据罪情轻重，减等流放；如罪有可原，且身为独子、父母年老，则为承嗣留养，改判杖一百、枷号三月，放回家中，赡养父母。刑部专设秋审处。秋审处官员的法律专业化都很高。以至每逢钦案、大案、要案，刑部都要派秋审处官员参加审理。康熙尚宽仁，亲政后一改四辅臣之严厉，屡屡举行大赦、停止秋审；即便举行秋审，所拟情真人数也很少，勾决比例也很低。

所以，清朝的刑名理念是慎刑，重视人命要案。死刑犯都要经多层复核，皇帝亲决。中共建政靠杀人立威，严刑立国，滥捕滥杀。司法理念上轻视生命。死刑终审权，长期下放至基层或省级。文革时期和严打从重从快时期，更加草菅人命。人命是如此不值钱，就像师大女附中学生头头在广播里宣布的“卞仲耘死了，死了就死了。”

《重器》中大大小小案子有12个，除了官二代强奸案是重罪轻判和秦志高杀妻案外，其余十个案件不是冤案就是量刑过重。其中5个案子都是死刑。钱兴良杀妻案、李乡案、闫继才案、胡旭东案都不是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或者法庭庭审洗白的，而是经过偶然事件或者上级干预才还被告人清白。《重器》剧中，无论律师庭辩如何有理，无论法官如何倾向无罪判决，都要服从庭外的审委会对罪行认定和量刑的决定。充分说明中国法庭只是个摆设，司法不独立。这部电视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司法的现实。观剧结束，虽然对最后几个冤案被告的解脱感到庆幸，但也不能抵消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总体失望感。正义女神的无奈贯穿了全剧始终。

清代法律，非常鼓励伸冤。案件无论大小，并无明确的终审制。换言之，一件案子，只要原告、被告双方中的一方认为官府处理不公，自己蒙冤，就可以无限次控诉，以求申雪。清代对于越级上诉的处理非常轻微，京控乃至告御状被认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选择，地方官无权阻拦。皇帝作为终极的“青天”，为民做主，是君主合法性和权威性的重要表现，内外官员如果进行阻拦，不但不符合官箴，且会被视为“壅塞圣听”，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与之对比的是今天中国的上访现象，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制度，成功率很低，还会受到各级官府的截访。《重器》中检察官郭达杰坦言他提送过100多个申诉，0个成功。今天因冤案入狱的犯人，就像剧中的阎继才，如果不是遇到一个有良心且锲而不舍的检察官，除了撞墙自残，没有其他途径表达冤屈。

《清代的案与刑》也记载了一起清朝的冤案，雍正年间，湖北麻城涂如松夫妻不和，妻子杨氏离家出走。途中遇到旧识冯大，旧情复燃，在冯家住下。杨氏的哥哥杨五荣听说妹妹失踪，认定是涂如松杀人藏尸，到县衙首告。杨氏族中的秀才杨同范，找了一个叫赵当儿的小孩，作证说涂如松杀了杨氏。知县对涂如松用刑，涂被屈打成招。杨氏此时逃回娘家，被杨五荣藏匿。涂家到省城臬司衙门上控，请求申冤。臬司批文给麻城县，令其再审。新麻城知县汤应求审理赵当儿发现作假，遂将涂如松释放，并以杨同范行贿包讼为由，报请学政，将其秀才革去。一年多后，河边出现一具男性尸骨，杨同范让杨五荣认其为杨氏之尸，以坐实涂如松杀妻之罪。省城惊动，派能吏知县高仁杰审理此案，高审历九月，严刑逼供。涂如松屈打成招，痛苦不堪。涂如松母亲可怜儿子，只想帮助儿子速死，剪下自己的头发，将男尸扮成女尸，伪造证据。高仁杰将其充作证物，办成铁案。此案历时六年，几经翻覆，最后经府、省、刑部、雍正帝审定，刑部发下最后判决文书，汤应求、涂如松判绞监候，秋后处决。然而就在部文下达的前几天，失踪五年多的杨氏，突然现身！原来麻城县久旱不雨，新任知县陈鼎求雨未果，知有冤狱，查看卷宗，对涂案心生疑窦。正逢杨氏在杨家帮助嫂子生产，被稳婆看见。陈鼎得信后，立刻带人闯入杨家，从套间内将杨氏搜出，带回县衙。冤案得以昭雪。杨同范斩立决、杨五荣绞监候；涂如松无罪释放；汤应求官复原职；高仁杰被革职，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但遇新帝登基天下大赦免刑。总迈柱督停职。其余承审官员，都有失察之责，但事发在大赦之前，按律免于处分。

“出罪”是把有罪判为无罪或重罪判为轻罪。“入罪”是把无罪判为有罪或轻罪判为重罪。清代对官员出罪和入罪都有刑律追责。但是重入罪、轻出罪，即对冤假错案的制造者判得比放走罪犯要重。宁可放过，绝不错杀。体现了“疑罪从轻”“疑罪从无”的审判原则。罪犯逃脱和政府非法相比，罪孽要小得多。而今日中国，从维稳出发，追求的是宁可错杀，绝不放过。对制造呼格吉勒图案的相关人员的追责，仅仅是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唯一被判刑的是因贪污受贿等其他行为。聂树斌案、乐平奸杀碎尸案、张玉环案等重大冤假错案连追责也没有。对《重器》中阎继才案的原型张氏叔侄冤案的制造者，“女神探”聂海芬不禁没有被追责，还得到了提升。对比清朝对“入罪”官员以死罪、流徒、杖刑、免职等各处处分为警戒，中共司法无疑是倒退。

现代中国人无疑比清朝人生活更好，但如果你不幸被陷冤狱，生活在清代可能更容易被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