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走过来，在我肩头轻拍一下，＂一个人在干嘛呢，怀念旧时光，还是展望新生活？”

我把遐思与目光从远处收了回来，见妻神采飞扬地站在我的身旁，便冲着她笑了笑，说：“是在想心事，不过我脑子里的事，可没你分得那么清楚，哪有什么新旧之分。”

“真的吗？”妻挽起我的手臂，望着前方感叹道，“不过说真的，这里的变化可真大。”

“是啊……”我回答道。

“你看，你这声‘是啊……’，不就是新旧对比出来的感慨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沉吟片刻，见妻没吱声，于是又说：“这里是很好，天变蓝，水变清，空气变好，新楼林立，环境优美，可我总觉得缺点什么，难道你没觉得吗？”

“我的吃饱哥，瞧你那满脸的苍桑，满脑子都在琢磨什么呢？”妻咯咯笑个不停。于是，我们在一片笑声中又忆起了过去那些欢乐的时光。

那个年代，岁月和精力仿佛是两笔花不完的巨款，除了用来虚度和浪费，别无他用，生命也就在虚度与浪费的交织中，一天天成长起来。然而，青春的激情总不甘于那副生无可恋的模样。于是，我就约上几个同学训练长跑。每天清晨，天还没亮，我们几个十几岁的孩子便在冷风中聚齐，顺着如今的北外滩一路往南跑，终点就设在外白渡桥上。跑到外白渡桥时，大家早已上气不接下气，这时我们会在桥上盘桓一会，休息片刻，再按原路返回。





晨曦下的外白渡桥十分美丽，阳光从浦东一侧的地平线冉冉升起，格外壮观。粼粼的江水，绿色的公园，吐烟的货船，还有那古典的建筑，都染上一抹金黄。这幢古典建筑就是原沙俄驻上海总领事官邸，红顶白墙的四层小楼静静地坐落在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在郁郁葱葱的树冠映衬和金灿灿的阳光沐浴下，格外的沉静和典雅。唯一让我困惑的是，那些德式弧形老虎窗里，为什么总不见有灯光出现，一切都显得那样空洞，毫无生气。

外白渡桥决不是只有这么点晨趣，夏天更有不少的野趣。有段时间，我总喜欢跟在大一点的孩子身后结伴来这里游泳。那时，我很羡慕他们的水性和胆识。在骄阳下，这些孩子有的醉心于游泳；有的游完一圈，然后蹲踞在桥墩上乘凉，休息一会，又从高处跳入河中；有的甚至直接从桥栏上一跃而下，河面瞬间激起一阵阵巨大的浪花。扑水声，叫喊声，喧闹声此起彼伏。他们就是用这种近乎野性的方式，宣泄自己青春的荷尔蒙。他们在水里畅游，我则扒在桥栏上看得乐乐陶陶，在我眼里这里就是一个天然游泳池。

“那你怎么没跟他们一起下水呢？”妻饶有兴致地追问道。

“没……没下去，那时我才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我停顿了一下，灵机一动地说：“不过，要是你当时坐在一旁观看，或许我真会一个猛子扎进苏州河，用命来博你一笑。”此话一岀，立马逗得妻大笑起来。

我把目光移到了右手边那一片郁郁葱葱的绿地。这里就是我们过去常在课本里读到的黄浦公园。当年，它最广为人知的，便是门口那条将华人与狗并列在一起的污辱性规定。后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八个大字，便牢牢铭刻在我的心里。当然，不光是因为这块公园的标牌，连同这整片万国建筑群，以及那段屈辱的历史，都一并深深扎根在了我的心底。



（图片来自网络）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黄浦公园门口曾有一个公交车站广场。有好几条线的巨龙公交车在这里兜圈调头，上客下客。那时，我在附近的浦光中学念书，每天上学放学都要来这里坐车。尤其到下课后，这个站点更是人山人海，即便这样，大家也遵守秩序，自发地排成长队，没人插队，也少见喧闹。下班的男人手提公事包，女人则撑着阳伞，遮挡着酷热的阳光，大家都在静静地等车。那时的人们并不富有，但依然保持着上海人特有的那份矜持和体面。

早上上学比较简单，下了车只要步行五分钟就能抵达学校。我所就读的浦光中学有着上百年历史。其前身是一所基督教教会学校，邹韬奋、郭沫若、陶行知、茅盾、冼星海、甚至江泽民都在这里担任过教职，从学校更是走出过不少的名人。中午时分，别的同学纷纷回家吃饭，我则到父母亲上班的医院就餐。下午放学，我便先在外面晃荡一阵，然后再坐车回家，而每次路过北京东路上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大门口的时候，我总不由地朝里张望，那戒备森严的门洞里，永远伫立着荷枪实弹的军人。

如今，那个公交车广场早已走入历史，成了绿树成荫的公园的一部分。从外白渡桥下来，我的视线越过葱郁的树冠，落在那座山岳般沉稳的上海大厦。然而这幢百年建筑的身上，却赫然悬挂着巨幅的香奈儿珠宝广告。它以一种近乎傲慢的姿态，将百年历史建筑变为它的模特身驱。





此时的外白渡桥显得有些冷清，三车道的桥面只有零星的车辆驶过。这份空旷，竟成了那幅香奈儿广告与这条马路隔空对望的舞台。遥想当年，眼前的这条路是何等的拥堵。公交车、运货车、面包车、小汽车，黄鱼车、人力车、自行车，统统堵在桥的两边，无论哪个方向，车辆要过个桥，至少要折腾大半天，那幅热火朝天的画面，至今记忆犹新。

在这些南来北往的车流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一辆辆载着外国友人的大客车。这些国外游客都是专门前往上海友谊商店购物的。当年的上海友谊商店充满了神秘色彩，寻常百姓根本进不去，得凭国外护照或华侨证才能跨进昔日英国领事馆的大花园，而在里面消费也必须使用外汇券。这种特殊的环境，便催生出了一个全新的行当——倒卖外汇券的黄牛贩子，他们在倒买倒卖之间，赚取着差价。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做这行的黄牛贩子越来越多。这些人不敢堂而皇之地杵在中山东一路的大门口招揽生意。那地方太显眼，弄不好碰到警察就麻烦了。所以他们都麋集在友谊商店的侧门，也就是北京东路外滩那一带活动，专找那些他们认为潜在的对象入手。有时，我们路过那里，常有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出其不意地靠近，用上海话问，“外汇券有伐？”。黑暗中，大都看不清这些人长什么模样，只有如鬼火般的烟蒂，闪着豆大般的亮光。碰到这些人纠缠，除了摆手摇头加快脚步，我还能说什么呢？





夜幕下的外滩格外迷人，尤其是仲夏的夜晚。就近的居民纷纷搬来板凳，手摇芭蕉扇，泡上一壶茶，三五成群地坐着、躺着，听江浪拍岸，享江风徐来，聊前朝今生，看人来人往。

江堤上的防洪墙更是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地方，几百米长的灰色防洪墙站满了人，一对挨着一对，蔚为壮观。有小伙子搂着女朋友腰肢的；有姑娘挽着男朋友手臂的；有男女相拥在一起的；也有男的彬彬有礼，女方害羞腼腆，一看便知两人才刚认识不久。成百对情侣在这里听涛观月，喁喁私语，亲亲我我。这种你侬我侬的特殊景观，便是远近闻名的“外滩情人墙”。那时，上海人的居住条件大都比较差，逼仄的尴尬把情侣们都逼到了大街上，而外滩，无疑是他们最好的去处，古典的欧洲建筑，曾经的十里洋场与纸醉金迷的历史，统统成了他们浪漫的道具。世上的男女无一不想成为童话里的王子与公主，外滩无疑是最接近这种童话的地方。

外滩的早上同样也充满了市井的烟火气，晨曦微露，马路上就有不少步履匆匆的身影。后来，我踏入了社会，福州路便成了我每天早上必经的上班路。早上出门，虽说朝阳耀眼，可这条路的两侧大厦林立，这些建筑在朝阳下隔出几分明艳，几分清幽，与徐徐而来的江风，海关大楼沉稳的钟声，江上轮船的汽笛声。一同交织出一首上海外滩的晨光交响曲，行经其间，惬意万分。这样步行几分钟，我便来到了外滩。





一般我先不急着去单位，而是在江堤上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欣赏着一江东去的黄浦江水，以及那些百看不厌的建筑。此时，黄浦江上还浮着一层轻纱般的晨雾，外滩那些高大的建筑若隐若现。江堤上已经有晨练的身影，舞剑、做操，打太极拳。一招一式，不慌不忙。不远处则停放着一辆辆自行车，车把上还挂着饭盒或工作包。我办公室的同事老李也喜爱晨练。有时，我会在一旁静静地看他练完拳，然后两人再一起去上班。这时的外滩不是风景区，而是我真真切切的通勤线路；而江堤上的晨练，不是退休生活，而是人们上班前的生活。

有时，我走到了四川中路就不再往前走，而是选择从旁边一条窄弄里走。这条弄堂就是外滩大名鼎鼎的“元芳弄”，弄堂口总飘着早点的香味。一般我先在弄堂口的点心店买些早点，这里除了上海人日常的“四大金刚”之外，还供应其它一些面食。我尤其喜欢它家的咸肉菜饭骨头汤，饭粒晶莹，咸中带鲜，温润入腹。不过这道美味要等到中午才有供应。

这条弄堂只有近百米长，凹凸不平的鹅卵石小径，斑驳的砖墙，幽暗的门洞，喧闹的烟火，头顶上是纵横的电线与晾衣架，还有人来人往的身影，这里的一切无不带着岁月的痕迹。弄堂里有一所＂元芳小学”，让这条窄弄多了不少朗朗的读书声，以及放学时孩童们的欢笑声。走到尽头便是外滩，而弄堂口那幢元芳大楼，就是著名的外滩6号。

到了下午四点，元芳大楼斜对面的延安东路外滩摆渡口，开始人潮似水。那都是些放学的孩子和下班的通勤大军。在那个年月，过一趟江并不容易，黄浦江上就这么几条摆渡线路，班次冗长，渡轮也就这么几艘，而浦东浦西的通勤来往全靠这些大船，所以每班渡轮总是被挤得满满当当。延安东路外滩，堪称是黄浦江上最繁忙的摆渡口。每当渡轮靠岸，闸门开启，人群就像猛虎出柙一般，争先恐后地冲出栈道，如水银般地汇入延安东路，浩浩荡荡的人群，瞬间淹没在外滩滚滚的人流车流之中。





摆渡口的对面是东风饭店。那段岁月，这里就是一家普普通通的国营大饭店。虽说普通，但它骨子里的高贵与典雅却怎么也遮掩不住，尤其是一楼巨大的彩色玻璃穹顶，精美的西式浮雕，大理石雕刻柱子，仿佛一脚踏进的是一座金碧辉煌的英国宫殿。

这里简直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有时下班想找一顿吃的，或是跟女友逛马路逛累了，也常常来这里坐坐，这里的炸猪排、罗宋汤等海派西餐做法地道，有种百吃不厌的味道。还有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的婚宴，家庭聚餐，也都常常选择在这里，一来，价格亲民，交通四通八达，来去都很方便。二来，豪华气派，对既爱面子又向往里子的年轻人来说，这里无疑是他们尊严与浪漫的完美结合。

外滩的一景一物都能勾起我无尽的回忆，然而这些景物都是平面的，唤不起我内心深层的渴望。三十七年前，我曾带着眷恋在我五楼的办公室里，告别这片带水的景致，或许，唯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登高远眺，才能抚平我内心的波澜。





于是，在临回国前，我们特意换了一家名叫“东方·美仑美奂”的酒店。这家酒店位于金陵东路外滩，它的原址是十六铺金陵东路售票处。在那个年月，上海前往长江和沿海地区的旅客都聚集在此购票。这里平日里也是人头攒动，水泄不通，一到春运或台风季节尤甚。人们通宵达旦地排队购票，甚至提前几天安营扎寨，住在过街楼下。堆叠的行李、铺开的铺盖，连同那份朴素的回家愿望，让一到晚上的这里，变得格外热闹。抽烟、喝酒、聊天、打牌，睡觉……本来好端端的人行道，成了这些人的露天旅馆，四处弥漫着汗水味、烟草味和人情味，以及错综的市井气息。

如今我住在上面的五星级酒店，过去楼下喧嚣粗粝的一幕又出现在我的眼前。岁月匆匆，世事难料，想不到几十年后，我自己也成了一个念念不忘，魂牵梦绕的游子、成了一个每年都要不远万里赶回家的人。

我再度伫立在那一长排明净的落地窗前。隔着玻璃，眼前是灯光璀璨的老外滩，是浦东陆家嘴直插云端的摩天大楼，是黄浦江上挂满彩灯，流光溢彩的穿梭游船，真真是火树银花映两岸，银河坠入浦江中。整个城市几乎没有一处是暗的，繁华得像一场永不落幕的盛宴。

我把站在一旁的妻拥在怀里，上海再变，变得璀璨夺目，而我身边的这个人，竟一直都在，从青丝一路走到白发。





恍惚间，我把目光重新投向那一长排巍峨的万国建筑群。夜色正浓，霓虹如海，我的那部还未完成的小说里的人物，竟在惊心动魄的幻觉中，一个个从他们各自工作的大楼里鲜活地走了出来——钟书海的外滩5号、Mark的外滩2号、贾东杰的外滩17号、丹丹的法邮大厦、Sarah的黄鳝市场。

这些人和我一样都是由这片土地孕育催生出来的上海人，最终又一并从这里出发，走向遥远的澳洲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