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在温带东亚季风气候边缘带种田，日子过得一饥一饱的。紧靠着大量戎狄，又过得一惊一乍的。逐渐地，他们发展出了“仁”文化。仁者，爱人也。爱到什么程度？少杀人，最好别杀人。仅此。
仅此，相对于当时的商朝，已是革命。商用人殉和人祭非常普遍。甲骨文有记载一次祭祀就杀上千战俘奴隶。这些到周都废了。商更是四处不停地征战，抢掠别族人口做奴隶。以至于武王讨商，周围部落邦国来参加的上百。而且，周还“兴灭国，继绝世”。救助那些残破的小邦部落安定发展。即使对殷商也没有赶尽杀绝。而是将商的知识分子圈在成周城，普通国人分族安置在周边诸侯封地，还有宋等自治国。箕子率族人出奔朝鲜也听之任之。
周会发展出这种思想，与周所处的生存环境与经历相关。首先就是这个东亚季风的农业环境太不稳定，经常有大面积重灾，还会绝收。人口基数少了，族人很可能挺不过大灾年。其次就是处于农牧交界处，游牧民族的压力太大。来到周原前周人就因此一迁再迁。几百年后仍在说“中国不绝若线”。实际上西周依然灭亡于戎狄。不但自己要繁衍众多，所有华夏，种田的人都要搞得多多的才能互相帮助。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当时地广人民少，对农业来说，人是第一生产力。
姬昌被囚于羑里，据说把时间都花在了研究二进制上。我觉得他一直在考虑邦国命运，以及如何战胜商，把夏的“中国”拿过来。当时商朝的职业军队是无敌的存在。文王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要人多，人多才能扛过灾，人多才能打胜仗。靠自己生有些来不及了。于是他让人放风说西伯善养老。指望“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确实有效，连远海边的伯夷叔齐都听说而前来投奔，实在太远了，到文王死了都没走到。其实这是“孝”的开端。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如果仁是基本政策，孝则是落实手段。
孝在当初是个很逆天的东西。即使在农业社会中，也是很少见的。对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最多让其自生自灭。没有将好吃的和绸缎专门留给他们的。日本人祖先甚至把老人背到山里扔掉。八十岁的祭司撒母耳为以色列选国王，却去找了扫罗和大卫两个小强盗。中国则讲究老成持国。“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他的军队首领，不是力士参孙，而是七十开外的姜太公。当然，有人说文王是看重老人的智慧。但后来孝发展成“顺”和“序”，就是说年少一定要听年长的，就没有那么简单。
文王不至于只看到招徕的人，只带着手和脑，没带着吃饭的嘴来。不至于相信天灾就不会带走“仁”民。种田不是什么复杂的技术，从小跟着后面边看边帮忙，到成为全劳力自然全学会了。为什么种田的事，不听正在种的青壮而要服从那些已经不能劳动的老人？如果在一个稳定的天气环境下，年复一年地同样种田，听谁的都行。但中国这个灾害频发的环境，年年不一样。年青人也许种田已是好手，只是缺乏大灾的经历。也许已经知道如何抗旱，却不知道如何抗洪水，或者，还不知道如何应对蝗虫。丰年可以活得更好，但碰到特别大灾年，很可能就会被饿死。
老人的确有很多这些经验。他们留心蛛丝马迹，比如能从候鸟的回迁早晚和身体状况，甚至飞行姿势，判断出冬天南方发生了什么，会如何影响本地今年的气象。那么，要多种什么少种什么，播种是该早晚几天，是不是立刻要去采集储存野菜水草备荒了。今天我们知道北半球的季风气候是会受厄尔尼诺或拉尼娜现象影响的。但在没有卫星云图全球观测网的条件下，中国古人只能靠各种自然现象来预测天气异常的可能性。中国历史中关于候鸟异常的记载很多，不是没有原因的。在东亚季风这种不稳定环境中，一旦灾害出现，覆盖的面积会很大。而将“孝”落实到每个家庭，就是将防灾抗灾以及如何活过荒年的责任，下放到每个家庭中。因国家层面并没多少能力救助。
鲁哀公问政，孔子讲了一句话：“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后来人们多讲前两“知”。孔子认为，从经历困厄得到的知识，和前两知是一样的，一样重要。在中国，可能是最重要的。我到美国后找工作，在resume上会写上：职业亲历亚洲金融风暴，安然财会危机，IT泡沫破裂等。工作过完整的三个经济兴衰周期云云。这个有些中国式思维特点，列出的都是些“负面经验”。但如果你是找风险控制方面工作，就很管用。当然，如果是市场营销或科技开发等方面，必须要多列成功的“正面经验”。显然，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先人们的生存策略。侧重点放在风险控制上。这是适应这个特定的多灾农业环境的选择，活过灾年是纲，其余都是目。
仁者，人也。就是让更多的人活下来。仁成为政治准则，则“活人”成了国家君王和政府的责任和必考政绩，而不仅仅是君王的慈悲。对个人来说，能帮助别人是美德。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说医生活人无数功德无量等。对政府则“人命关天”问责。这个“人命”中的人，并没有区别是什么人，只要是人命都关天。而“天”（命）是中国政府统治权的基石。仁是最早的人权，当然这个人权不保证平等，也不保障尊严和温饱，可能还会折磨和奴役。但设立了一个基本底线，就是不能随便夺去别人生命。哪怕再卑贱的人性命受到威胁时，政府有责任必须救助。今天，中国政府还会讲：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基本人权。发展权并不包括在古代“仁”之中。而美国开国时的人权法案，没提生存权，是因为当时立法的那些人并无基本生存之忧。
自从走上这条路，中国就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不一样了。哪怕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上那些最先进的殖民主义列强，都还奉行的是丛林法则，或社会达尔文主义。那就是强者予取予求，弱者自然淘汰。而中国自古实行抑强扶弱，凭借有限的资源，让更多的人活下来。如此，中国两千多年一直保持者世界最多的人口。靠众多的人口，活过无数骇人听闻的天灾，也扛过一波又一波的游牧民族烧杀抢掠甚至奴役统治。直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前，这个策略基本成功。成了唯一能不间断持续的文明古国。甚至一直是农业经济领先的国度。但另一方面，众多人口造成资源短缺，饥荒和营养不良长期存在。生活质量人口质量都持续下降。
孝者，顺也。选择孝治，结果是中国从政府到个人，都倾向保守。在进步与发展方面做出了牺牲，而选择更注重风险防范。毕竟在这种环境下，哪怕九年吃饱吃好，也经不住一年绝收全部饿死。好死不如歹活。通过降低上限来确保底线。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什么意思呢？孔子有信心，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三年中你大有可能碰上次把灾害，你就能理解父亲当年持家的苦心。为什么疯狂节俭和储蓄，丰年有粮也不给饱吃。为什么要坚持种那些既不好吃产量也不高的庄稼。俗话说的，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如今老人不在了，再听三年。你需要多积累些“负面经验”才能成熟。
在中国的传统环境里，决策基础不是如何将事情做得更好，而是要减少不确定性，保证不被最坏的情况逼死。这种生存路径的选择，又一代代强化。造成大部分中国人谨小慎微，不愿承担风险，不敢领风气之先。也是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因循守旧，接受新事物比较慢。到了现代科技社会，还是更善于将已有技术精益求精发扬光大，但全新发明创造较少的根源。
（五）
何以中国人 （五）仁以爱人孝以为治
FarewellDonkey18 (2026-10-12 08:48:02) 评论 (0)周人在温带东亚季风气候边缘带种田，日子过得一饥一饱的。紧靠着大量戎狄，又过得一惊一乍的。逐渐地，他们发展出了“仁”文化。仁者，爱人也。爱到什么程度？少杀人，最好别杀人。仅此。
仅此，相对于当时的商朝，已是革命。商用人殉和人祭非常普遍。甲骨文有记载一次祭祀就杀上千战俘奴隶。这些到周都废了。商更是四处不停地征战，抢掠别族人口做奴隶。以至于武王讨商，周围部落邦国来参加的上百。而且，周还“兴灭国，继绝世”。救助那些残破的小邦部落安定发展。即使对殷商也没有赶尽杀绝。而是将商的知识分子圈在成周城，普通国人分族安置在周边诸侯封地，还有宋等自治国。箕子率族人出奔朝鲜也听之任之。
周会发展出这种思想，与周所处的生存环境与经历相关。首先就是这个东亚季风的农业环境太不稳定，经常有大面积重灾，还会绝收。人口基数少了，族人很可能挺不过大灾年。其次就是处于农牧交界处，游牧民族的压力太大。来到周原前周人就因此一迁再迁。几百年后仍在说“中国不绝若线”。实际上西周依然灭亡于戎狄。不但自己要繁衍众多，所有华夏，种田的人都要搞得多多的才能互相帮助。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当时地广人民少，对农业来说，人是第一生产力。
姬昌被囚于羑里，据说把时间都花在了研究二进制上。我觉得他一直在考虑邦国命运，以及如何战胜商，把夏的“中国”拿过来。当时商朝的职业军队是无敌的存在。文王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要人多，人多才能扛过灾，人多才能打胜仗。靠自己生有些来不及了。于是他让人放风说西伯善养老。指望“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确实有效，连远海边的伯夷叔齐都听说而前来投奔，实在太远了，到文王死了都没走到。其实这是“孝”的开端。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如果仁是基本政策，孝则是落实手段。
孝在当初是个很逆天的东西。即使在农业社会中，也是很少见的。对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最多让其自生自灭。没有将好吃的和绸缎专门留给他们的。日本人祖先甚至把老人背到山里扔掉。八十岁的祭司撒母耳为以色列选国王，却去找了扫罗和大卫两个小强盗。中国则讲究老成持国。“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他的军队首领，不是力士参孙，而是七十开外的姜太公。当然，有人说文王是看重老人的智慧。但后来孝发展成“顺”和“序”，就是说年少一定要听年长的，就没有那么简单。
文王不至于只看到招徕的人，只带着手和脑，没带着吃饭的嘴来。不至于相信天灾就不会带走“仁”民。种田不是什么复杂的技术，从小跟着后面边看边帮忙，到成为全劳力自然全学会了。为什么种田的事，不听正在种的青壮而要服从那些已经不能劳动的老人？如果在一个稳定的天气环境下，年复一年地同样种田，听谁的都行。但中国这个灾害频发的环境，年年不一样。年青人也许种田已是好手，只是缺乏大灾的经历。也许已经知道如何抗旱，却不知道如何抗洪水，或者，还不知道如何应对蝗虫。丰年可以活得更好，但碰到特别大灾年，很可能就会被饿死。
老人的确有很多这些经验。他们留心蛛丝马迹，比如能从候鸟的回迁早晚和身体状况，甚至飞行姿势，判断出冬天南方发生了什么，会如何影响本地今年的气象。那么，要多种什么少种什么，播种是该早晚几天，是不是立刻要去采集储存野菜水草备荒了。今天我们知道北半球的季风气候是会受厄尔尼诺或拉尼娜现象影响的。但在没有卫星云图全球观测网的条件下，中国古人只能靠各种自然现象来预测天气异常的可能性。中国历史中关于候鸟异常的记载很多，不是没有原因的。在东亚季风这种不稳定环境中，一旦灾害出现，覆盖的面积会很大。而将“孝”落实到每个家庭，就是将防灾抗灾以及如何活过荒年的责任，下放到每个家庭中。因国家层面并没多少能力救助。
鲁哀公问政，孔子讲了一句话：“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后来人们多讲前两“知”。孔子认为，从经历困厄得到的知识，和前两知是一样的，一样重要。在中国，可能是最重要的。我到美国后找工作，在resume上会写上：职业亲历亚洲金融风暴，安然财会危机，IT泡沫破裂等。工作过完整的三个经济兴衰周期云云。这个有些中国式思维特点，列出的都是些“负面经验”。但如果你是找风险控制方面工作，就很管用。当然，如果是市场营销或科技开发等方面，必须要多列成功的“正面经验”。显然，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先人们的生存策略。侧重点放在风险控制上。这是适应这个特定的多灾农业环境的选择，活过灾年是纲，其余都是目。
仁者，人也。就是让更多的人活下来。仁成为政治准则，则“活人”成了国家君王和政府的责任和必考政绩，而不仅仅是君王的慈悲。对个人来说，能帮助别人是美德。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说医生活人无数功德无量等。对政府则“人命关天”问责。这个“人命”中的人，并没有区别是什么人，只要是人命都关天。而“天”（命）是中国政府统治权的基石。仁是最早的人权，当然这个人权不保证平等，也不保障尊严和温饱，可能还会折磨和奴役。但设立了一个基本底线，就是不能随便夺去别人生命。哪怕再卑贱的人性命受到威胁时，政府有责任必须救助。今天，中国政府还会讲：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基本人权。发展权并不包括在古代“仁”之中。而美国开国时的人权法案，没提生存权，是因为当时立法的那些人并无基本生存之忧。
自从走上这条路，中国就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不一样了。哪怕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上那些最先进的殖民主义列强，都还奉行的是丛林法则，或社会达尔文主义。那就是强者予取予求，弱者自然淘汰。而中国自古实行抑强扶弱，凭借有限的资源，让更多的人活下来。如此，中国两千多年一直保持者世界最多的人口。靠众多的人口，活过无数骇人听闻的天灾，也扛过一波又一波的游牧民族烧杀抢掠甚至奴役统治。直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前，这个策略基本成功。成了唯一能不间断持续的文明古国。甚至一直是农业经济领先的国度。但另一方面，众多人口造成资源短缺，饥荒和营养不良长期存在。生活质量人口质量都持续下降。
孝者，顺也。选择孝治，结果是中国从政府到个人，都倾向保守。在进步与发展方面做出了牺牲，而选择更注重风险防范。毕竟在这种环境下，哪怕九年吃饱吃好，也经不住一年绝收全部饿死。好死不如歹活。通过降低上限来确保底线。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什么意思呢？孔子有信心，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三年中你大有可能碰上次把灾害，你就能理解父亲当年持家的苦心。为什么疯狂节俭和储蓄，丰年有粮也不给饱吃。为什么要坚持种那些既不好吃产量也不高的庄稼。俗话说的，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如今老人不在了，再听三年。你需要多积累些“负面经验”才能成熟。
在中国的传统环境里，决策基础不是如何将事情做得更好，而是要减少不确定性，保证不被最坏的情况逼死。这种生存路径的选择，又一代代强化。造成大部分中国人谨小慎微，不愿承担风险，不敢领风气之先。也是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因循守旧，接受新事物比较慢。到了现代科技社会，还是更善于将已有技术精益求精发扬光大，但全新发明创造较少的根源。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