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特朗普第一任总统任期内问一个美国人：“特朗普是不是一个亲华总统？”大多数人的回答大概都会是否定的。
正是在特朗普任内，美国发动了大规模对华贸易战；华为遭到制裁；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限制急剧加强；美国政治精英关于中国的基本叙事，也从“合作伙伴”逐渐转向“战略竞争者”。而在疫情期间，特朗普更是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驱逐了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甚至有对中国发动进攻的计划，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还给中国打电话要中国不要被挑衅。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甚至可以被视为美国对华政策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推动者。
然而到了第二任期，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越来越明显：特朗普政府内部和美国国会仍然存在大量对华鹰派，但特朗普本人对中国，尤其对习近平，却表现出了明显不同的态度。
2026年5月访华前，特朗普公开把中美称为“两个超级大国G2”，并表示希望两国建立“many, many decades”的良好关系。到了9月习近平访美，两国更正式提出建立一种“基于尊重、公平和互惠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已经不同于单纯强调“战略竞争”的传统语言。
更加引人注意的是特朗普本人对习近平的态度。访华和习近平访美期间，不但没有出现他在国内以及欧洲那样的出格举动：如讲话时大骂欧洲各国一个小时，用力握别国领导人的手腕到发紫，怒骂则连斯基，喊加拿大总理为州长，调侃法国总统被老婆打.....。到了习近平面前，他表现得像个迷弟，乖小孩，甚至有点谄媚。而给予习近平的礼遇，到了60年一遇的程度，上一次总统去接机还是肯尼迪时代，接待的也是盟国领袖。
还有一个特征，就是特朗普家族成员深度介入了中美元首互动，9月的中美峰会甚至以特朗普夫妇和习近平夫妇四人在白宫红厅饮茶、随后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结束，以前的茶叙或散步，主要是领袖个人之间的密谈，很少把夫人带上的。而在欢迎仪式上，特朗普女儿和外孙女站在显要位置，甚至先于内阁成员，也是很少见的安排。路透社将此次峰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概括为“personal diplomacy”——个人外交。
为什么？
简单地用“特朗普亲华”解释并不充分。特朗普的对华态度实际上可能同时受到国家战略、个人政治风格、现实利益以及特朗普本人和家族的长期安全考虑等几个因素影响。
首先必须澄清，“特朗普亲华”并不意味着特朗普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更不意味着他愿意无条件维护中国利益。特朗普发动贸易战、限制中国获得先进技术，同时要求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商品。这些政策背后的基本逻辑始终是“America First”。
真正特殊的地方在于：特朗普似乎不像美国传统战略界那样，把中国首先理解为一个必须长期遏制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敌手。
特朗普更习惯从实力和交易理解世界。在这种世界观中，中国拥有庞大的经济、工业和军事力量，美国不可能轻易使中国屈服；既然如此，与其进行无限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不如承认双方都是超级大国，然后谈判各自能够接受的利益边界。
这也解释了一个表面上的矛盾：特朗普可以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同时又高度尊重习近平。因为在特朗普的逻辑中，关税是谈判筹码，习近平则是能够完成最终交易的人。
2026年的中美协议也非常符合这种模式。双方讨论和落实的问题包括美国农产品、中国关键矿产供应、芬太尼前体、投资、伊朗、核武器乃至人工智能风险，并建立了新的投资和“Super Intelligence”对话机制。这是一种典型的交易型大国外交。
特朗普可能正在尝试一种“美国版大国共存”。这里可以想到一个已经被美国历史遗忘的人物——罗斯福时期副总统亨利·华莱士。
二战结束后，美国内部曾经存在两条不同的对苏路线。后来获胜的是杜鲁门—凯南路线，认为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敌人，和美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美国必须进行长期遏制。华莱士则认为，美国应该承认苏联拥有自己的安全利益和势力范围，美苏两个不同制度可以长期和平竞争，而不是把双方的竞争变成一场意识形态圣战。
华莱士失败了，冷战开始了。特朗普当然不是华莱士。两人的政治思想甚至几乎相反。但是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有趣的共同点：他们都不认为美国必须通过改变另一个大国的制度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如果特朗普逐渐接受这样一个前提——中国不会消失，美国也无法低成本击败中国——那么一个很自然的结论就是：与其追求中国失败，不如追求一种美国能够接受的中美力量平衡。
习近平恰好是特朗普喜欢打交道的那类领导人。特朗普不太喜欢复杂的官僚外交，他更喜欢领导人直接解决问题。因此，他与习近平的关系不能完全按照传统美中外交来理解。对于特朗普而言，中国最大的特点之一恰恰是权力集中：如果习近平同意一项重大安排，中国政府执行它的能力通常比一个高度分权的政治体系更强。这与特朗普自己的交易式思维非常契合。
于是，中美关系逐渐出现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结构：Trump—Xi。甚至进一步出现：Trump family—Xi family。
特朗普与历任美国总统还有一个重大区别：他已经体验过失去总统权力之后的危险。这一点可能是理解特朗普第二任期政治心理的重要背景。很多国家的元首在下台后都被迫害，如韩国几乎每一个前总统都在牢里，很多国家的首脑在失去权力后都去国外避难，但过去的美国总统通常不需要认真考虑：“我卸任以后会不会被刑事起诉？”
特朗普需要。2021年离开白宫以后，他先后面临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和巨额赔偿要求，私人住宅海湖庄园还遭到FBI持搜查令搜查。无论一个人认为这些案件属于正常司法程序，还是认为其中存在政治化因素，有一个事实没有争议：特朗普本人认为自己遭到了政治迫害。而现在，民主党已经在谈论在赢得中期选举后就对特朗普进行调查，弹劾，内容包括他的家族在股票市场获利30亿，他的伊朗战争是否受以色列利诱等，如果成立，特朗普可能面临“叛国罪”的指控，不但本人会被终生监禁，家族也可能失去财富。
因此，他第二次进入白宫以后，对“失去总统权力以后会发生什么”的风险感受，很可能与以前任何美国总统都不同。这就产生了一个过去几乎不需要讨论的问题：特朗普是否希望在美国之外，也拥有长期可靠的政治关系？
有谁可能在他众叛亲离的时候，给他一个落脚点，特别是能容下他庞大的家族，保护他们的利益呢？这个国家不能太小，不能太穷，法制不能太健全，而美国又不能主导它（否则可以将他引渡回去）。中国似乎是个理想的地方，但中国能容下他吗？
这里有段历史。尼克松当年被弹劾，失去了总统职位，在等待继任的福特总统对他的处理决定。令人惊奇的，中国的毛泽东提出，可以让尼克松到中国来，还派了专机来接他。毛泽东显然不了解美国政治，他以为美国要杀尼克松，就像他杀了刘少奇一样。这个举动还给尼克松的政敌提供了子弹，虽然如此，尼克松队对毛还是感激的，让其女儿和女婿访问了中国，毛泽东举着病体接见了他们。这表明，中国是愿意接纳美国的政治失败者，甚至甘冒破坏国家关系的风险的！
有人会说，不可能！其实就中国而言，接纳一个美国的失势的前总统，成本并不高。如果当年尼克松流亡中国，毛泽东反而可以宣传中国的制度比美国更好，因为尼克松在国内有很多拥护者，使得美国政府也无法因为这件事对中国怎么样，下一次尼克松的拥护者上台了，中美关系反而可以进一步发展。同理可以适用于特朗普。因此，并不需要特朗普做什么特别的事，如把台湾卖了，而只要对习近平表示了尊重，这点忙是习的举手之劳。
还有一个真正现实而紧迫的个人安全问题，其实来自伊朗。如果说未来到中国避难还是一个高度假设性的情景，那么伊朗对特朗普本人和家人的威胁则完全不同。
伊朗已经给特朗普发出“法特瓦”，要求处死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这属于宗教义务，每一个穆斯林都有责任履行这个天职，而且这项法令终身有效。以后，伊朗将追杀令延申至二者的亲属，内塔的儿子和特朗普的妻子，小儿子都收到了威胁。对于特朗普庞大的家族，这个威胁是非常现实的，而且对他们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压力。
因此特朗普与习近平谈伊朗问题时，同时存在两个层面的利益。第一是美国国家利益：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能源价格和中东战争。第二则不可避免地涉及特朗普本人的安全。而中国恰好是能够与伊朗政府保持重要关系、同时又能与美国总统直接进行最高层沟通的大国。如果中国向伊朗提出实际取消对特朗普家族的暗杀威胁，这是习近平能够做到的，至少比让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要容易得多！
特朗普和中国有过利益交往。在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2017–2021年）内，租用纽约曼哈顿特朗普大厦（Trump Tower）的最大中国国有公司，正是被称为“宇宙第一大行”的中国工商银行（ICBC）。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公开披露和《福布斯》的调查，工行在特朗普大厦的年租金约为 190万美元。据估计，在特朗普执政的2017至2019年期间，工行向特朗普的公司支付了约 540万美元 的租金。在特朗普刚就任总统的2017年前后，其女儿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的同名时尚品牌在中国顺利拿到了数十个商业商标注册批文。伊万卡的女儿从小就学习中文，多次出现在两国元首的交流中！
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中国有重大利益联系。2017年初特朗普刚准备就任时，彭博社等媒体曝光，库什纳家族名下的房产公司（Kushner Companies）正与具有中国深厚政治背景的安邦保险集团谈判，计划为其位于纽约第五大道666号的亏损大楼注资超4亿美元。虽然该交易在引发排山倒海的舆论批评后最终被迫流产，但它让美国精英层对库什纳的对华动机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2017年5月，库什纳的姐姐在北京和上海的一场投资宣讲会上，公开向中国富豪推销新泽西的房地产项目，现场海报大字写着“投资500,000美元，移民美国（EB-5签证）”，并隐晦地提到了自己弟弟在白宫的身份。
5月份访华时，特朗普带上了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Eric Trump）及其妻子劳拉（Lara Trump）一起访华，也是有玄机的。特朗普的五个孩子中，大儿子小唐纳德，目前主攻政治，小儿子还小，二子目前主管其特朗普家族产业。其妻子劳拉很有政治才能。特朗普有意让埃里克或劳拉，来担任上一任期由库什纳担任的私人对华特使的任务。9月份的国宴上，两人也出席了。不排除特朗普希望他们核习近平建立私人关系，在他卸任后，能够在中国开展业务，或如果美国形势非常恶劣，就把家族产业转移到中国。
因此，如果把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亲华，实际上同时存在几个层面的原因。在国家层面，他需要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和飞机，需要中国提供稀土，需要降低贸易冲突，需要中国协助处理伊朗、芬太尼、核武器和全球经济问题。在战略层面，他可能越来越倾向于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美国无法轻易击败的超级大国，因此中美之间需要寻找长期力量平衡，而不是无限升级战略竞争。
在政治层面，他需要能够向美国选民展示的外交和经济成果。而在个人层面，他重视自己与习近平的关系，他可能希望Trump family与中国建立一种不完全依赖于美国总统职位的长期关系，以及一种潜在的后路。在家族安全层面，中国又可能帮助降低来自伊朗的现实威胁。
总之，美国国家利益、特朗普的政治利益、Trump family的长期利益和特朗普本人的安全利益，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相当程度的重合，这也许才是特朗普对习近平表现出异乎寻常友好的真正原因。
他未必在为自己准备一架有一天飞往北京的飞机。但他完全可能希望：如果有一天自己再次失去白宫，至少不要同时失去北京这个朋友！
特朗普为何如此亲华？
朱头山 (2026-10-07 10:01:34) 评论 (1)如果在特朗普第一任总统任期内问一个美国人：“特朗普是不是一个亲华总统？”大多数人的回答大概都会是否定的。
正是在特朗普任内，美国发动了大规模对华贸易战；华为遭到制裁；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限制急剧加强；美国政治精英关于中国的基本叙事，也从“合作伙伴”逐渐转向“战略竞争者”。而在疫情期间，特朗普更是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驱逐了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甚至有对中国发动进攻的计划，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还给中国打电话要中国不要被挑衅。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甚至可以被视为美国对华政策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推动者。
然而到了第二任期，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越来越明显：特朗普政府内部和美国国会仍然存在大量对华鹰派，但特朗普本人对中国，尤其对习近平，却表现出了明显不同的态度。
2026年5月访华前，特朗普公开把中美称为“两个超级大国G2”，并表示希望两国建立“many, many decades”的良好关系。到了9月习近平访美，两国更正式提出建立一种“基于尊重、公平和互惠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已经不同于单纯强调“战略竞争”的传统语言。
更加引人注意的是特朗普本人对习近平的态度。访华和习近平访美期间，不但没有出现他在国内以及欧洲那样的出格举动：如讲话时大骂欧洲各国一个小时，用力握别国领导人的手腕到发紫，怒骂则连斯基，喊加拿大总理为州长，调侃法国总统被老婆打.....。到了习近平面前，他表现得像个迷弟，乖小孩，甚至有点谄媚。而给予习近平的礼遇，到了60年一遇的程度，上一次总统去接机还是肯尼迪时代，接待的也是盟国领袖。
还有一个特征，就是特朗普家族成员深度介入了中美元首互动，9月的中美峰会甚至以特朗普夫妇和习近平夫妇四人在白宫红厅饮茶、随后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结束，以前的茶叙或散步，主要是领袖个人之间的密谈，很少把夫人带上的。而在欢迎仪式上，特朗普女儿和外孙女站在显要位置，甚至先于内阁成员，也是很少见的安排。路透社将此次峰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概括为“personal diplomacy”——个人外交。
为什么？
简单地用“特朗普亲华”解释并不充分。特朗普的对华态度实际上可能同时受到国家战略、个人政治风格、现实利益以及特朗普本人和家族的长期安全考虑等几个因素影响。
首先必须澄清，“特朗普亲华”并不意味着特朗普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更不意味着他愿意无条件维护中国利益。特朗普发动贸易战、限制中国获得先进技术，同时要求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商品。这些政策背后的基本逻辑始终是“America First”。
真正特殊的地方在于：特朗普似乎不像美国传统战略界那样，把中国首先理解为一个必须长期遏制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敌手。
特朗普更习惯从实力和交易理解世界。在这种世界观中，中国拥有庞大的经济、工业和军事力量，美国不可能轻易使中国屈服；既然如此，与其进行无限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不如承认双方都是超级大国，然后谈判各自能够接受的利益边界。
这也解释了一个表面上的矛盾：特朗普可以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同时又高度尊重习近平。因为在特朗普的逻辑中，关税是谈判筹码，习近平则是能够完成最终交易的人。
2026年的中美协议也非常符合这种模式。双方讨论和落实的问题包括美国农产品、中国关键矿产供应、芬太尼前体、投资、伊朗、核武器乃至人工智能风险，并建立了新的投资和“Super Intelligence”对话机制。这是一种典型的交易型大国外交。
特朗普可能正在尝试一种“美国版大国共存”。这里可以想到一个已经被美国历史遗忘的人物——罗斯福时期副总统亨利·华莱士。
二战结束后，美国内部曾经存在两条不同的对苏路线。后来获胜的是杜鲁门—凯南路线，认为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敌人，和美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美国必须进行长期遏制。华莱士则认为，美国应该承认苏联拥有自己的安全利益和势力范围，美苏两个不同制度可以长期和平竞争，而不是把双方的竞争变成一场意识形态圣战。
华莱士失败了，冷战开始了。特朗普当然不是华莱士。两人的政治思想甚至几乎相反。但是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有趣的共同点：他们都不认为美国必须通过改变另一个大国的制度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如果特朗普逐渐接受这样一个前提——中国不会消失，美国也无法低成本击败中国——那么一个很自然的结论就是：与其追求中国失败，不如追求一种美国能够接受的中美力量平衡。
习近平恰好是特朗普喜欢打交道的那类领导人。特朗普不太喜欢复杂的官僚外交，他更喜欢领导人直接解决问题。因此，他与习近平的关系不能完全按照传统美中外交来理解。对于特朗普而言，中国最大的特点之一恰恰是权力集中：如果习近平同意一项重大安排，中国政府执行它的能力通常比一个高度分权的政治体系更强。这与特朗普自己的交易式思维非常契合。
于是，中美关系逐渐出现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结构：Trump—Xi。甚至进一步出现：Trump family—Xi family。
特朗普与历任美国总统还有一个重大区别：他已经体验过失去总统权力之后的危险。这一点可能是理解特朗普第二任期政治心理的重要背景。很多国家的元首在下台后都被迫害，如韩国几乎每一个前总统都在牢里，很多国家的首脑在失去权力后都去国外避难，但过去的美国总统通常不需要认真考虑：“我卸任以后会不会被刑事起诉？”
特朗普需要。2021年离开白宫以后，他先后面临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和巨额赔偿要求，私人住宅海湖庄园还遭到FBI持搜查令搜查。无论一个人认为这些案件属于正常司法程序，还是认为其中存在政治化因素，有一个事实没有争议：特朗普本人认为自己遭到了政治迫害。而现在，民主党已经在谈论在赢得中期选举后就对特朗普进行调查，弹劾，内容包括他的家族在股票市场获利30亿，他的伊朗战争是否受以色列利诱等，如果成立，特朗普可能面临“叛国罪”的指控，不但本人会被终生监禁，家族也可能失去财富。
因此，他第二次进入白宫以后，对“失去总统权力以后会发生什么”的风险感受，很可能与以前任何美国总统都不同。这就产生了一个过去几乎不需要讨论的问题：特朗普是否希望在美国之外，也拥有长期可靠的政治关系？
有谁可能在他众叛亲离的时候，给他一个落脚点，特别是能容下他庞大的家族，保护他们的利益呢？这个国家不能太小，不能太穷，法制不能太健全，而美国又不能主导它（否则可以将他引渡回去）。中国似乎是个理想的地方，但中国能容下他吗？
这里有段历史。尼克松当年被弹劾，失去了总统职位，在等待继任的福特总统对他的处理决定。令人惊奇的，中国的毛泽东提出，可以让尼克松到中国来，还派了专机来接他。毛泽东显然不了解美国政治，他以为美国要杀尼克松，就像他杀了刘少奇一样。这个举动还给尼克松的政敌提供了子弹，虽然如此，尼克松队对毛还是感激的，让其女儿和女婿访问了中国，毛泽东举着病体接见了他们。这表明，中国是愿意接纳美国的政治失败者，甚至甘冒破坏国家关系的风险的！
有人会说，不可能！其实就中国而言，接纳一个美国的失势的前总统，成本并不高。如果当年尼克松流亡中国，毛泽东反而可以宣传中国的制度比美国更好，因为尼克松在国内有很多拥护者，使得美国政府也无法因为这件事对中国怎么样，下一次尼克松的拥护者上台了，中美关系反而可以进一步发展。同理可以适用于特朗普。因此，并不需要特朗普做什么特别的事，如把台湾卖了，而只要对习近平表示了尊重，这点忙是习的举手之劳。
还有一个真正现实而紧迫的个人安全问题，其实来自伊朗。如果说未来到中国避难还是一个高度假设性的情景，那么伊朗对特朗普本人和家人的威胁则完全不同。
伊朗已经给特朗普发出“法特瓦”，要求处死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这属于宗教义务，每一个穆斯林都有责任履行这个天职，而且这项法令终身有效。以后，伊朗将追杀令延申至二者的亲属，内塔的儿子和特朗普的妻子，小儿子都收到了威胁。对于特朗普庞大的家族，这个威胁是非常现实的，而且对他们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压力。
因此特朗普与习近平谈伊朗问题时，同时存在两个层面的利益。第一是美国国家利益：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能源价格和中东战争。第二则不可避免地涉及特朗普本人的安全。而中国恰好是能够与伊朗政府保持重要关系、同时又能与美国总统直接进行最高层沟通的大国。如果中国向伊朗提出实际取消对特朗普家族的暗杀威胁，这是习近平能够做到的，至少比让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要容易得多！
特朗普和中国有过利益交往。在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2017–2021年）内，租用纽约曼哈顿特朗普大厦（Trump Tower）的最大中国国有公司，正是被称为“宇宙第一大行”的中国工商银行（ICBC）。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公开披露和《福布斯》的调查，工行在特朗普大厦的年租金约为 190万美元。据估计，在特朗普执政的2017至2019年期间，工行向特朗普的公司支付了约 540万美元 的租金。在特朗普刚就任总统的2017年前后，其女儿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的同名时尚品牌在中国顺利拿到了数十个商业商标注册批文。伊万卡的女儿从小就学习中文，多次出现在两国元首的交流中！
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中国有重大利益联系。2017年初特朗普刚准备就任时，彭博社等媒体曝光，库什纳家族名下的房产公司（Kushner Companies）正与具有中国深厚政治背景的安邦保险集团谈判，计划为其位于纽约第五大道666号的亏损大楼注资超4亿美元。虽然该交易在引发排山倒海的舆论批评后最终被迫流产，但它让美国精英层对库什纳的对华动机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2017年5月，库什纳的姐姐在北京和上海的一场投资宣讲会上，公开向中国富豪推销新泽西的房地产项目，现场海报大字写着“投资500,000美元，移民美国（EB-5签证）”，并隐晦地提到了自己弟弟在白宫的身份。
5月份访华时，特朗普带上了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Eric Trump）及其妻子劳拉（Lara Trump）一起访华，也是有玄机的。特朗普的五个孩子中，大儿子小唐纳德，目前主攻政治，小儿子还小，二子目前主管其特朗普家族产业。其妻子劳拉很有政治才能。特朗普有意让埃里克或劳拉，来担任上一任期由库什纳担任的私人对华特使的任务。9月份的国宴上，两人也出席了。不排除特朗普希望他们核习近平建立私人关系，在他卸任后，能够在中国开展业务，或如果美国形势非常恶劣，就把家族产业转移到中国。
因此，如果把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亲华，实际上同时存在几个层面的原因。在国家层面，他需要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和飞机，需要中国提供稀土，需要降低贸易冲突，需要中国协助处理伊朗、芬太尼、核武器和全球经济问题。在战略层面，他可能越来越倾向于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美国无法轻易击败的超级大国，因此中美之间需要寻找长期力量平衡，而不是无限升级战略竞争。
在政治层面，他需要能够向美国选民展示的外交和经济成果。而在个人层面，他重视自己与习近平的关系，他可能希望Trump family与中国建立一种不完全依赖于美国总统职位的长期关系，以及一种潜在的后路。在家族安全层面，中国又可能帮助降低来自伊朗的现实威胁。
总之，美国国家利益、特朗普的政治利益、Trump family的长期利益和特朗普本人的安全利益，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相当程度的重合，这也许才是特朗普对习近平表现出异乎寻常友好的真正原因。
他未必在为自己准备一架有一天飞往北京的飞机。但他完全可能希望：如果有一天自己再次失去白宫，至少不要同时失去北京这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