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医学院业余大学：

憨老头

我母亲的一段真实的往事（1959—1965），母亲已经去世40年。

大概1959年，江西医学院开办了第一届业余大学课程。

彼时全国正值“大办业余教育”的年代，各地高校、厂矿纷纷设立业余学校，为在职人员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

江西医学院这届业余大学招收的对象，是南昌地区各医院和卫生机构中已具有中专学历的在职人员。开班之初，报名者达二百余人。

然而，业余求学之路远比想象中艰难。那些年在职的医务工作者，白天要承担繁重的临床和卫生防疫任务，夜晚才能挤出时间上课，甚至还有去外地出差，要回来补课。六年之中，有人因工作调动离开南昌，有人因家庭负担加重而力不从心，也有人因政治运动冲击而中断学业。到1965年最终毕业时，能够坚持到底并拿到毕业证书的，已不足30 、或不足40人（我只能凭记忆）。那张由时任院长林怀远签发盖章的毕业证书，对于这不到四十人而言，是六年业余苦读的唯一凭证，也是那个特殊年代里个人坚持的沉默见证。

我见过我母亲那张由林怀远签发盖章的毕业证书。林在1956年至1966年间历任江西医学院党委第二书记兼副院长、党委第一书记兼副院长，1965年的毕业证由他签发，在时间上完全吻合。这一细节也从侧面印证了这段往事的真实性。

故事并未在1965年结束。1983年，医疗卫生机构恢复职称评定，学历成为硬性门槛，工资待遇也与职称直接挂钩。当年那些中途退学、未能拿到毕业证的人，此时纷纷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学校，要求补发毕业证书。来者皆有来头，说情者络绎不绝，学校左右为难。最终的结果是：一律补发，人人有份。学校将1965年颁发的原版证书收回，统一换发新版证书。

那些真正坚持了六年、持有原版证书的人，面对这一结局，只能唏嘘无语。他们手中的那张原版旧证书，原本是对一段艰苦岁月最诚实的记录，却在关系与人情的冲刷下，被稀释成了一张人人皆可拥有的纸片。

这段往事之所以令人感慨，不在于谁对谁错，而在于它折射出一种深层的困境：当制度缺乏对历史遗留问题的清晰界定，当学历认证被现实利益裹挟，真正付出过努力的人，反而成了最沉默的受害者。他们的无奈，不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针对一种无法言说的荒诞——坚持的意义，在关系面前变得轻如鸿毛。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1980年代初的“补证潮”并非江西医学院独有。职称评定制度恢复后，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类似的学历认定难题。教育部当时的政策是：毕业证书遗失或损坏，原则上不补发原件，只能出具“毕业证明书”，且需教育行政部门验印。但对于1950—1960年代各类业余教育的历史遗留问题，政策并无明确说法。这种模糊地带，恰恰为“关系”留下了运作空间。

真正值得记住的，或许不是那场补证风波本身，而是那不到四十个人在六年里默默坚持的身影。他们没有关系可找，也没有后门可走，只是凭着一股朴素的信念，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完成了学业。那张被收回的旧证书，承载的不仅是学历，更是一个时代里普通人对知识的尊重与执着。这种执着，本不该被如此轻易地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