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晚上，突然接到Christine的电话。

她告诉我，Frank在与癌症抗争了11年之后，决定放弃化疗，进入居家 Palliative Care。

Frank今年79岁，刚刚79岁。

他是爱尔兰人。年轻的时候，他和Christine一起移民加拿大。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们长期往返于加拿大和美国之间，退休后定居在佛罗里达。

我和Frank，是1995年初因为工作认识的。

那时候，他是美国PJ公司主管销售的副总裁，而我只是香港TT公司驻北京办事处一个工作才两年的年轻职员。

香港TT是美国PJ在中国的代理商，我的职位，说起来叫“PJ产品技术支持工程师”。

其实，我从来没有取得过什么“工程师”的职称证书，连“助理工程师”都没有拿到过。

我知道自己工作尽心尽力，也能吃苦耐劳，但当时一直觉得很奇怪：Frank为什么会那么欣赏我这个年轻人？

毕竟，在我上面还有部门经理、办事处经理，以及香港常驻北京的二老板。

1997年初，PJ公司邀请我去美国培训，PJ公司负担机票、食宿和每天的津贴。

当时TT公司的一老板希望和我一起去，被婉拒了。

我是TT公司第一个出国的人。

Frank后来跟我说：

“我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出来看看。”

那次去美国，我直接住进了Frank家。

平时Frank或者他的女儿带我去公司，我们一起上下班。Frank出差的时候，Christine、我，还有Christine的一个朋友，就一起出去，顺便看看风景。

但我对那段时间记忆最深的，还是每周至少两次的party。不同的家庭轮流做东。

那时候年轻，也不知道什么叫客气。

最囧的一次，是有一次喝多了，一脚把邻居家的纱门踹飞了。

还有一次，我自告奋勇帮忙修除草机。重新装完以后，发现地上还躺着两个不知道从哪里掉下来的零件。

不过没关系。

上去给一脚油门——能走。

直到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Frank和Christine家里，我从来没有那种“客人”的拘束感。

就好像那里本来就是我的家。

Frank每次来中国，总会带些烟、酒，有时候还有其他礼物给我。

那时候的我又抽烟又喝酒。

但我从来没有自己享用过哪怕一盒烟、一瓶酒。

我总是把这些东西送给客户，然后告诉他们：

“这是Frank给你的。”

时间长了，Frank终于发现了这个问题。

因为那些客户每次见到他，总会对他说：

“Thank you, Frank, for your gift.”

Frank就问我：

“那些东西明明都是给你的，你为什么都送给别人？”

我告诉他：

“我不需要抽这烟喝这酒。他们说你好才有意义。”

而且我还跟他说：

“他们会觉得，你能注意这些小的礼节，肯定是我教你的。所以，他们也会说我好。”

后来Frank就学乖了。他会告诉我：

“这个你自己留下。那些可以送人。”

后来，Frank离开了那家公司。

两年以后，我也开始做自己的生意。

但我们的友谊一直延续，而且越来越深。

那时候，我写给外国公司的重要Email，都会先交给Frank帮我修改、润色。

他当然改得很快。

以他的写作水平，写这种Email估计也就几分钟的事情。

但修改我的Email就没那么容易了。

他说：“改，但一定要保留一点中国英语的味道。”

因为他希望它听起来还是我说的话，原汁原味。

2001年，我开始办理加拿大移民。

那时候Frank已经是P公司加拿大公司的总裁。

我没有告诉他。

一直等到移民批准下来以后，我才跟他说。

当时我就知道，如果登陆加拿大，第一站肯定是Edmonton。

因为那里有Frank和Christine。

其实我自己是来不了的，只有我太太过来。

她先学语言，再上学。

虽然她没有住在Frank家里，但Frank和Christine给我们的关心和照顾，真的无法用几句话说清楚。

没有他们，我太太很可能根本坚持不下来。

那么，今天的我们，也许还生活在北京。

而且，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家现在很多西式的生活方式、对孩子的教育方式，甚至一些看待生活的态度，都是在他们日常的言传身教中，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形成的。

我第一次在美国开车，是Frank租的车。

我看的第一本英文小说，是Frank给我的。

我第一次看NHL比赛，也是Frank带我去的。

2010年以前，我曾经短暂在加拿大住过几次，每一次都是住在Frank家。

2010年，他们再次移居美国。

我买下了他们在Edmonton的房子。

从2003年登陆加拿大开始，我留下的所有地址，都是那里。

当我告诉Frank我想买下他的房子时，他一开始说：“不好。”

因为他见过类似的事情，最后朋友反目成仇。

我告诉他：“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这么多年，我们一起吃过无数次饭。

在中国、加拿大、美国，都吃过。

但他从来没有让我买过一次单。一次都没有！

直到疫情前，他们来Edmonton看我们。

那一次，在我的坚持下，我终于买了一次单。

今天和Frank视频。

他说：

“你们计划来看我？”

我说：

“已经出票了，16号到。”

他说：

“我给你们机票钱。”

?

都到这个时候了，他还在想着这些。

我还能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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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Frank、Christine通电话，或者每次告别的时候，最后总是：

“Love you!”

我们和他们的孩子，彼此称呼：

Brother / Sister。

我的孩子们叫他们：

Grandma / Grandpa。

没有血缘。

却早已经是家人。

十一年的癌症抗争。

79岁。

终于，他决定停下来。

而我们，却突然发现，有些人，一旦开始慢慢走向人生的终点，我们才意识到：

原来，他们早已经深深地活在了我们的生命里。

伤感，在蔓延。

而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在还能见到他的时候，赶到他身边。

跟他说一声：

Love you, Frank.

就像我们每一次告别时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