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一个火红的时代，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那时，工人阶级被置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突出位置，知识分子却被打入另册，甚至被称为“臭老九”。工人与知识分子，仿佛站在社会地位的两端：一边受到尊崇，一边备受冷落。

 

理解了这种反差，就不难明白当年插队青年的就业选择。

 

那时候，我们许多在农村插队的同学，最大的愿望不是继续读书，而是进工厂，尤其是进大厂。在柳州，大家向往柳机、柳拖、柳钢；在南宁，则有南化、南铁、南绢、南糖、南重、南机等大型企业。

 

我有一些插队的同学，后来果然如愿进了柳机、柳铁、柳钢等大型国企。消息传来，大家都很兴奋，家里人更是欢欣鼓舞。在他们看来，进大厂当工人，比我们这些读中专的人强一百倍。

 

在那个年代，工人不仅意味着一份工作，还意味着一种社会身份和生活保障。至于继续读书，既未必能改变命运，也未必比进厂更有吸引力。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社会风气？我想，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一些领导人习惯于通过政治运动推动工作。运动往往需要划分阵营，发动一部分人去改造甚至打击另一部分人。文革时期，工人阶级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地位，知识分子则成为受冲击的群体。人的社会地位，往往随着政治需要而起落。

 

后来，历史翻了个个。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推动恢复高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国家需要人才和专业能力，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我们这些读了中专、走上专业技术岗位的人，也渐渐体会到了读书的好处。

 

回头看，难免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但这究竟有多少是个人眼光，又有多少是时代使然？

 

当年那些一心想进厂的同学，并不一定比我们短视。他们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中，选择了一条看起来更可靠、更体面的道路。谁能预料，十几年、二十年以后，社会对不同职业的评价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历史的反转还没有结束。

 

到了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改革逐步深化，“减员增效”使大批职工下岗、转岗。曾经令人羡慕的铁饭碗不再牢靠，一些当年欢天喜地进大厂的同学，这才感受到时代转向带来的冲击。后来所说的“四零五零”就业困难群体中，也有不少人经历了这样的坎坷。

 

知识分子地位的恢复，与国企职工下岗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不能简单地看成一件事的正反两面。但把它们放在一起观察，我们仍然会发现：一个群体即使在某个时期备受尊崇，也未必因此获得长久的保障。

 

我后来分配到一家研究所工作，还亲身见过另一种颇有时代意味的现象。

 

研究所从对面的糖厂调来了一些工人，其中有人只有初中学历，却参与研究所的管理工作，名曰“掺砂子”。每逢周五下午政治学习，其中一位领导读报时磕磕绊绊，听的人都觉得难受，他自己却仍然读下去。我们既不能无故缺席，又得坐在那里听，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

 

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今天回想起来，它让我看见某些政治安排与专业工作之间的矛盾。

 

当然，工人中有许多优秀人才，知识分子中也并非人人称职。问题不在于哪个群体天生高人一等，而在于评价一个人，究竟应该看他的实际能力、劳动贡献和职业操守，还是看他的身份，以及时代赋予这个身份的政治光环。

 

如果按年代观察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待遇，确实可以看到一种冰火两重天的反差：七十年代，工人受到特殊尊崇，知识分子遭受冷落；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和技术重新受到重视；再后来，一批曾经令人羡慕的大厂工人，又在国企改革中失去了原有的工作与保障。

 

历史在这里翻了个个。

 

变化的是时代对不同群体的评价，不变的是普通人对尊严、工作和安稳生活的追求。

 

一个社会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让某一群人永远高于另一群人，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凭自己的劳动和能力获得尊重，不因职业、出身和身份而受到无端歧视，也不因时代风向的变化，就轻易失去赖以生活的保障。

 

时代可以改变职业的冷热，却不该成为衡量人的唯一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