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六，我的家教
记得小时候，大概三四岁，刚刚懂事，有次母亲带我去医院，上楼梯时，我伸手扶着栏杆。结果母亲板着脸告诉我：“有细菌，不要摸栏杆，不卫生。”我马上缩回手，以后再也没了上楼梯扶栏杆的习惯。是的！我易于管教，而且在执行时会自行加码，以后甚至在外面很少伸手触摸东西，知道有细菌，不卫生。
还有次父亲带我去看病，把我扔在医生办公室候诊，不知去办什么事儿了。我一个人呆呆地看着左右，见有个母亲从厚厚的月份牌上撕下一张纸，给她孩子叠纸飞机。看了之后，我很好奇地走向月份牌，也从上面撕了一张下来，结果有个医生恰巧路过，板着脸轻声说：“不要随便撕。”我不明白为什么大人可以，我一个小孩子就不可以？同样是小孩，为什么别人有父母陪伴身边？而我就要被医生责怪？我是等大了之后才慢慢懂得月份牌的使用，那厚厚的一摞纸，每天只能从上面撕一张。
父母对我的关照陪伴非常马虎，不太会耐心解释，类似于不会教我什么是月份牌，如何使用等等，更不会叠个纸飞机逗我开心。但可以肯定，如果他们在场的话，对我的管教训斥只会比那个医生更加严厉无情。
1973年在河南兵工厂团聚成家以后，父母突然发现自己根本不会做饭，也不喜欢做。他们从初中住校，一直到工作以后住单身宿舍都不用做饭，幸运的是很快发现8岁的我什么都会干。后来看到钱钟书说如果父母有福气，第一胎生女儿可以当丫鬟使。
我无师自通，买菜做饭洗碗，打扫卫生收拾房间，养鸡喂鸡收鸡蛋，去幼儿园接我弟弟回家等等。厂子经常组织到外地进货，鱼蛋肉，水果，各式土特产，逢年过节的各种吃食，都要用户口本去指定地点排队领取，这些都是我来做。也许我爱干家务和善做家务是天生的。
我妈妈不太操心家务，印象最深的是她经常倒苦水，仿佛被恐惧和迫害一路追赶的灵魂终于到了安全之处的拼命呼吸。倾心倾诉是一种治愈，就像我现在叙写回忆一样是倾诉，是寻求治愈。
我妈妈常从吃饭时在餐桌上开始讲那几年经历的运动经历，讲的非常详细，直到吃完饭我收拾桌子去洗碗，她还在讲。有许多事，我听了好多遍，刚开始是单纯的倒苦水，后面几年，是因为我在外面或被人夸漂亮，或被人夸能说会道，甚至被老师夸作文写得好，她听后都很提防，甚至激动，就针对性地又拿来讲，并伴以严厉的警告和训斥。
我妈妈所遭受的惊吓和刺激，时时刻刻体现在对我的严格管教中，以他丰富的生活和运动经历，我的任何错误过失，甚至潜在的危险以及不良意识，都能对号入座找到一款，先是叙述那事的发展过程，最后的结论都是有这毛病的人，终究要倒大霉的！像是苦难教育，但我听来是苦主万劫不复，不得好死的诅咒式教育。
我父亲也是如此，有一次我在院子里和邻居们不知说了什么，具体都忘了，但是父亲回到家里大发脾气，训斥我说：这样说话很轻浮，如果将来上山下乡用这种态度说话，贫下中农会非常看不起的！
总之父母对我管教严，要求高，其目的就是希望我能在经历政治运动时平安过关，不至于中招。总之希望我的出厂设置，就是他们那饱经磨难和驯化的模样。
随着高考恢复，父母更加严格要求我的学习，升初中时做了回学霸。随后我们家从河南兵工厂回到家乡的一所大学，其附属学校是九年制（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各两年），并将打算改为12年制（小学六年，初中、高中各三年），所以正好没有我对应的那个年级。如果选择上七年级，那么我九年级毕业后参加高考；如果选择六年级，那么小学依然是上了五年，可要再上够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才毕业。如此，我要么跳一级，要么降两级。而我也不能接受比兵工厂的同学们晚两年毕业，就在父亲的大力鼓舞下选择上七年级，相当于跳一级。
高考时，父亲已经是数学教研室主任，居然去我们班亲授高考辅导课。附中以及学校都认为理所应当，甚至为高风亮节，勇于担当的楷模，深得附中及家长们推崇。而我觉得如此赤搏上阵，吃相难看，非常丢人。但不能表现出分毫反抗，唯有顺从。
考数学的前一天下午，父母押题，之后立刻通知我们班主任，结果班主任和我妈妈分别去敲同学家门，让他们准备某一道证明题，说：必考，一定要突击搞明白！第二天看到那题时，我恨不得给出五种证明方法，看着好像不会因此而加分，所以就没多写。
是的，父母管很宽！结婚之前，我先生准备博士毕业论文时，向我父亲请教几个问题，解答之后，父亲送给他一本常用的数学手册。我先生从此带在身边，带到香港，美国。后来在美国几个大学和公司进进出出，唯有这本手册，始终带在身边。父母的良苦用心，值得被纪念。
上大学选择专业，肯定不能是文学，因为学文的很危险，文化大革命就是给这些文人准备的！父母如是说。要选一个最有用的工科，还得是课程最重的专业，免得我学坏，要把将来任何可能学坏的途径都要事先堵死。
填写报考志愿时，父母自知我上不了一流大学，但是他们相中的一个大学，认为我的成绩足够指哪儿进哪儿，可以随便翻牌子。在工科院校的数学教研室深感无甚大用，不像那些专业教研室，可以申请横向课题和竖向课题。所以为我选择了一个非常实用的专业，非常土，功课重。有个稍微轻松一点的相关专业，他们担心功课太轻了，我会学坏。另外一个配套工序的专业，父母嫌不够硬，根本看不上。只恨这所学校没有屠龙专业，否则认定自己的女儿就是那屠龙少年。是的，他们对我期望颇高，说我是长子。
大学报道时，妈妈认为开学之初，给老师和同学留个又困苦又贫穷甚至丑的印象是非常重要和保险的，记得进校第一天，我穿的一件罩衣袖子上带着补丁，一起去拜访本校叔叔。
我妈高中同班同学有几位叔叔，我有打交道，后面会讲，其中本校叔叔在我上学并留校任教的XJ大学任教。他很有智慧，性情随和开明，和我父母关系好，交往多，我和他们一家都很聊得来，真是难能可贵！
那天，他家阿姨当着我妈妈的面就说：“你是想让女儿骗助学金吗？”我妈妈当即答：“申请助学金要查看家庭条件，根据收入发放。我只是想让孩子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和作风，在老师和同学当中留个好印象。”其实潜台词是怕我在将来的政治运动中吃亏。显然我妈妈的这一套即便是朋友都很难理解和接受。只有我知道我妈妈因成分不好，在各种运动中所受到的伤害和刺激，到底有多可怜！所以我很顺从。
等我妈妈走后，那件补丁衣服我自然不会再穿，幸好家里也准备有多套新衣服。只是没想到，我那带着补丁的雨伞放在走廊里居然丢了，宿舍同学们一口咬定：是打扫卫生的阿姨当垃圾收走了，本来就该扔的东西！总之没人同情我，那就认为我妈妈的教育不成功吗？不，很成功！我少年老成，戴着白边眼镜一副小学教师的模样，深入人心！可怜的我，当时刚满十六岁，出道就坐实了饱经风霜，满脸苦难的人设。
因为丢了伞，我妈特意给了我15块钱买新的，又给了20块钱让买双棉皮鞋，特意叮咛：不能买高跟的。
平跟棉皮鞋我自己买了，听说本校叔叔要去北京出差，我特意要他为我买把伞，当时他家阿姨就说：“要买最漂亮的，年轻小姑娘就应该漂亮，不该苦自己，你们家又不困难。”
学院里我家隔壁的阿姨也说过同样的话。在兵工厂时，有次妈妈向邻居们抱怨我做错事情，等她讲完回家，我听两个邻居阿姨在说：“这么小的孩子本不该替你做这些，咋还抱怨没做到你心上呢？”就像我爱干家务和善做家务是天生的一样，体谅父母，照顾弟妹也是天生的。
我的家教
晴朗见南山 (2026-10-07 19:35:10) 评论 (0)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六，我的家教
记得小时候，大概三四岁，刚刚懂事，有次母亲带我去医院，上楼梯时，我伸手扶着栏杆。结果母亲板着脸告诉我：“有细菌，不要摸栏杆，不卫生。”我马上缩回手，以后再也没了上楼梯扶栏杆的习惯。是的！我易于管教，而且在执行时会自行加码，以后甚至在外面很少伸手触摸东西，知道有细菌，不卫生。
还有次父亲带我去看病，把我扔在医生办公室候诊，不知去办什么事儿了。我一个人呆呆地看着左右，见有个母亲从厚厚的月份牌上撕下一张纸，给她孩子叠纸飞机。看了之后，我很好奇地走向月份牌，也从上面撕了一张下来，结果有个医生恰巧路过，板着脸轻声说：“不要随便撕。”我不明白为什么大人可以，我一个小孩子就不可以？同样是小孩，为什么别人有父母陪伴身边？而我就要被医生责怪？我是等大了之后才慢慢懂得月份牌的使用，那厚厚的一摞纸，每天只能从上面撕一张。
父母对我的关照陪伴非常马虎，不太会耐心解释，类似于不会教我什么是月份牌，如何使用等等，更不会叠个纸飞机逗我开心。但可以肯定，如果他们在场的话，对我的管教训斥只会比那个医生更加严厉无情。
1973年在河南兵工厂团聚成家以后，父母突然发现自己根本不会做饭，也不喜欢做。他们从初中住校，一直到工作以后住单身宿舍都不用做饭，幸运的是很快发现8岁的我什么都会干。后来看到钱钟书说如果父母有福气，第一胎生女儿可以当丫鬟使。
我无师自通，买菜做饭洗碗，打扫卫生收拾房间，养鸡喂鸡收鸡蛋，去幼儿园接我弟弟回家等等。厂子经常组织到外地进货，鱼蛋肉，水果，各式土特产，逢年过节的各种吃食，都要用户口本去指定地点排队领取，这些都是我来做。也许我爱干家务和善做家务是天生的。
我妈妈不太操心家务，印象最深的是她经常倒苦水，仿佛被恐惧和迫害一路追赶的灵魂终于到了安全之处的拼命呼吸。倾心倾诉是一种治愈，就像我现在叙写回忆一样是倾诉，是寻求治愈。
我妈妈常从吃饭时在餐桌上开始讲那几年经历的运动经历，讲的非常详细，直到吃完饭我收拾桌子去洗碗，她还在讲。有许多事，我听了好多遍，刚开始是单纯的倒苦水，后面几年，是因为我在外面或被人夸漂亮，或被人夸能说会道，甚至被老师夸作文写得好，她听后都很提防，甚至激动，就针对性地又拿来讲，并伴以严厉的警告和训斥。
我妈妈所遭受的惊吓和刺激，时时刻刻体现在对我的严格管教中，以他丰富的生活和运动经历，我的任何错误过失，甚至潜在的危险以及不良意识，都能对号入座找到一款，先是叙述那事的发展过程，最后的结论都是有这毛病的人，终究要倒大霉的！像是苦难教育，但我听来是苦主万劫不复，不得好死的诅咒式教育。
我父亲也是如此，有一次我在院子里和邻居们不知说了什么，具体都忘了，但是父亲回到家里大发脾气，训斥我说：这样说话很轻浮，如果将来上山下乡用这种态度说话，贫下中农会非常看不起的！
总之父母对我管教严，要求高，其目的就是希望我能在经历政治运动时平安过关，不至于中招。总之希望我的出厂设置，就是他们那饱经磨难和驯化的模样。
随着高考恢复，父母更加严格要求我的学习，升初中时做了回学霸。随后我们家从河南兵工厂回到家乡的一所大学，其附属学校是九年制（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各两年），并将打算改为12年制（小学六年，初中、高中各三年），所以正好没有我对应的那个年级。如果选择上七年级，那么我九年级毕业后参加高考；如果选择六年级，那么小学依然是上了五年，可要再上够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才毕业。如此，我要么跳一级，要么降两级。而我也不能接受比兵工厂的同学们晚两年毕业，就在父亲的大力鼓舞下选择上七年级，相当于跳一级。
高考时，父亲已经是数学教研室主任，居然去我们班亲授高考辅导课。附中以及学校都认为理所应当，甚至为高风亮节，勇于担当的楷模，深得附中及家长们推崇。而我觉得如此赤搏上阵，吃相难看，非常丢人。但不能表现出分毫反抗，唯有顺从。
考数学的前一天下午，父母押题，之后立刻通知我们班主任，结果班主任和我妈妈分别去敲同学家门，让他们准备某一道证明题，说：必考，一定要突击搞明白！第二天看到那题时，我恨不得给出五种证明方法，看着好像不会因此而加分，所以就没多写。
是的，父母管很宽！结婚之前，我先生准备博士毕业论文时，向我父亲请教几个问题，解答之后，父亲送给他一本常用的数学手册。我先生从此带在身边，带到香港，美国。后来在美国几个大学和公司进进出出，唯有这本手册，始终带在身边。父母的良苦用心，值得被纪念。
上大学选择专业，肯定不能是文学，因为学文的很危险，文化大革命就是给这些文人准备的！父母如是说。要选一个最有用的工科，还得是课程最重的专业，免得我学坏，要把将来任何可能学坏的途径都要事先堵死。
填写报考志愿时，父母自知我上不了一流大学，但是他们相中的一个大学，认为我的成绩足够指哪儿进哪儿，可以随便翻牌子。在工科院校的数学教研室深感无甚大用，不像那些专业教研室，可以申请横向课题和竖向课题。所以为我选择了一个非常实用的专业，非常土，功课重。有个稍微轻松一点的相关专业，他们担心功课太轻了，我会学坏。另外一个配套工序的专业，父母嫌不够硬，根本看不上。只恨这所学校没有屠龙专业，否则认定自己的女儿就是那屠龙少年。是的，他们对我期望颇高，说我是长子。
大学报道时，妈妈认为开学之初，给老师和同学留个又困苦又贫穷甚至丑的印象是非常重要和保险的，记得进校第一天，我穿的一件罩衣袖子上带着补丁，一起去拜访本校叔叔。
我妈高中同班同学有几位叔叔，我有打交道，后面会讲，其中本校叔叔在我上学并留校任教的XJ大学任教。他很有智慧，性情随和开明，和我父母关系好，交往多，我和他们一家都很聊得来，真是难能可贵！
那天，他家阿姨当着我妈妈的面就说：“你是想让女儿骗助学金吗？”我妈妈当即答：“申请助学金要查看家庭条件，根据收入发放。我只是想让孩子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和作风，在老师和同学当中留个好印象。”其实潜台词是怕我在将来的政治运动中吃亏。显然我妈妈的这一套即便是朋友都很难理解和接受。只有我知道我妈妈因成分不好，在各种运动中所受到的伤害和刺激，到底有多可怜！所以我很顺从。
等我妈妈走后，那件补丁衣服我自然不会再穿，幸好家里也准备有多套新衣服。只是没想到，我那带着补丁的雨伞放在走廊里居然丢了，宿舍同学们一口咬定：是打扫卫生的阿姨当垃圾收走了，本来就该扔的东西！总之没人同情我，那就认为我妈妈的教育不成功吗？不，很成功！我少年老成，戴着白边眼镜一副小学教师的模样，深入人心！可怜的我，当时刚满十六岁，出道就坐实了饱经风霜，满脸苦难的人设。
因为丢了伞，我妈特意给了我15块钱买新的，又给了20块钱让买双棉皮鞋，特意叮咛：不能买高跟的。
平跟棉皮鞋我自己买了，听说本校叔叔要去北京出差，我特意要他为我买把伞，当时他家阿姨就说：“要买最漂亮的，年轻小姑娘就应该漂亮，不该苦自己，你们家又不困难。”
学院里我家隔壁的阿姨也说过同样的话。在兵工厂时，有次妈妈向邻居们抱怨我做错事情，等她讲完回家，我听两个邻居阿姨在说：“这么小的孩子本不该替你做这些，咋还抱怨没做到你心上呢？”就像我爱干家务和善做家务是天生的一样，体谅父母，照顾弟妹也是天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