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的竹林七贤的故事，常常从一场饮酒开始，以一曲《广陵散》结束。

竹影、琴声、清谈、长啸，构成了后人心目中的魏晋风度，也让我们看见他们当时的潇洒，其中的嵇康是他们的代表。

嵇康之后，中国是否还有这样的人？所谓具有完整性格的人，不肯因权势改变自己、不愿为利益出卖原则，那么是否随着竹林的远去和魏晋南北朝的结束，这种人也渐渐从历史中消失？

英文里有一个词：integrity。它通常被用来评价一个人时，是指这是一个人格完整的人，里外如一，言行一致，相信什么，便努力按照自己的意念去生活；。

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便表达了相近的理想。

然而，赞美一种人格，与允许这种人格存在，终究是两回事。

一个社会可以在书本里称颂刚直，却在现实中奖励顺从；可以为死去的诤臣立传，却让活着的异议者无处容身。

读《与山巨源绝交书》，我们看到嵇康拒绝走仕途的理由，带着十分鲜明的个人色彩。他谈自己的性情、习惯、志趣，也坦言自己的议论可能不容于当时的礼教。这封信里，有一个不愿被仕途重新塑造的人。

在我看来，他的可贵，是敢于承认自己的生活有其价值。他不必先证明自己能够辅佐君王、教化天下，才有资格选择读书、弹琴、与朋友相处。

这里面包含一种朴素而深刻的要求：我的人生由我做主，也应该有我自己的判断。

竹林七贤被整体塑造成中国最后的一群完人。他们的名声、才华与风度，那么，竹林之后，这种人格是否消失了？

陶渊明便是一个不能绕过的回答。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写下“既自以心为形役”，并在序文里谈到自己的天性与仕宦生活难以相合。对他而言，归去意味着结束一种内心不能接受的生活。

这说明，竹林之后，仍然有人把内心的认可看得比仕途更重。独立人格没有在某一年突然终结，也没有被某一个朝代彻底消灭。但退隐本身，同样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要保存自己，常常需要离开那个社会？

如果只有远离出走才能不违背内心，这其实是一种逃避，那么留下来的人怎么办？那些想做事、想承担责任，又不愿放弃判断的人，难道只能在沉默与受罚之间选择？

中国历史上的忠臣与诤臣，也使问题更加复杂。忠诚可以出于独立判断：一个人认真选择了自己相信的责任，并愿为之承担后果。但忠诚也可能成为停止判断的理由，把服从本身当作最高美德。

两者在外表上，都可能显得坚定。区别在于，一个人是否仍然保留辨别是非的责任。

一个值得向往的社会，应当让正直有日常生活的可能。人不必成为隐士，才能保持清醒；不必成为烈士，才能获得尊重。坚持判断的人，应当能够工作、交友、承担责任，也能够安稳地度过一生。

竹林七贤或许并非中国最后的 men of integrity。但是后来的都哪去了呢？什么时候社会里面会容忍这样的人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