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历史反革命”帽子的二伯父

奶奶去世的那一天，二伯父、三伯父从辽源匆匆赶来了。我看着屋里屋外的来客们，分不清都是什么亲戚，我见到了一个很像在画报上看到的人，拉住姐姐说：“郭沫若到我家来了。”姐姐说：“什么呀，那是三大爷。”我仔细地看着他，记住了三伯父。

我在奶奶的口里不止一次地听到过她有五个孝顺儿子，除了大伯父和五叔，我还有二伯父、三伯父，他们在吉林省辽源市矿务局的医院里工作，可是对于他们的情况我茫然无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大伯父去世不久,爸爸又赶到辽源参加了二伯父的葬礼，回来之后，爸爸怀着难以平静的心情给我讲起了二伯父的故事。这个我一生只见过一面的二伯父叫吕秀山。他比爸爸大16岁，是全家最早在盛京医学堂学医的人，爸爸还没上学的时候，他就参加了郭松龄的部队，当上尉军医。1925年秋天，全家都住在县城的亲戚家躲避战事。一天早上，二伯父领着勤务兵并扛着两袋面粉回来了，对爷爷说他们的部队已开进新民，准备进驻沈阳，不能多停留，便匆匆走了。

仅仅过了两三天，二伯父又匆匆跑回家，脸上是一副受到惊吓的表情，一进屋便急忙脱下军装，换上爷爷的衣服扮成一个农民，在家里住了下来。后来爸爸才知道，二伯父所在部队的首领郭松龄是张作霖手下最有作战能力的干将，是早期的同盟会成员，深具爱国情怀，因为不满意张作霖的所作所为而起义反奉，发出“倒奉通电”。在部队行将进入沈阳之际，张作霖与日军订立“反郭密约”，在日本人的支持下逆转了局势，击败郭军，郭松龄夫妇二人均被抓获、枪杀。郭松龄的尸体还被剁去了双脚，在小河沿一带曝尸三日。张作霖将如此惨象拍成照片分发给东三省全境。

郭松龄的残部如鸟兽散，为保活命东逃西窜。惊惶失措的二伯父把孩子留给了爷爷奶奶，带着二娘跑到辽阳避难，直到战争停止，才回到门家网老家隐居下来，一住就是六年。这六年里，他和大伯父一样在地里劳动、养家，和爷爷奶奶一起照顾爸爸和叔叔，为他们选择就读的学校，送他们上学读书。那时候，全家共有15口人生活在一起。

1931年2月，三伯父通过他的一个老同学给二伯父介绍了一份工作，二伯父只身一人离开新民，去了辽源的矿务局医院做医师。几年之后，二娘带着三个孩子也去了那里，他们在辽源生活了一辈子。因为二伯父在部队时参加过国民党，为此，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中，他都以“历史反革命”的身份被改造，一辈子都在沉默中生活。

上世纪七十年代，二伯父家的堂哥吕洁从山西大同铁路医院来到锦州进修，住在我家约半年之久。每次回家时，看到他和爸爸妈妈的亲密相处和交谈，完全不像已分别几十年之久的样子，好像他们一直都生活在一起。吕洁哥哥告诉我，他只比爸爸小五岁，从他出生到十三、四岁跟二娘去辽源，整个童年、少年时期都是在老家的大家庭中度过的，爸爸是他的玩伴，也是他的启蒙老师，学习辅导员。一大家人在爷爷奶奶的带领下不管是在门家网生活，还是在新民县城生活，都是他一生中最难忘，也最快乐的时光。

转眼间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繁忙的生活工作，一个又一个让人心有余悸的政治运动，很多曾经在一起生活多年的亲戚不再往来，许多曾经亲密往来的朋友也不再通信，甚至失去了联系。在所有亲属中，三娘是和妈妈通信最多、也最长久的一个人。妈妈让我看过很多封三娘的来信，三娘的字清新秀丽，信中充满温情关爱，而且别具一格，常常附上一首她写的小诗，还有素描的小画,诗情画意，特别浪漫。三娘还总会随信寄来他家人的全家福合影，并不断向妈妈索要我们的照片。我家残留的几张照片中有五十年代三娘全家人的合影，其中一张后面的题字是：敬呈母亲大人，儿育山、淑贤拜, 是三娘送给奶奶的。

三娘的娘家是沈阳市的商人，家境殷实，父亲早逝，家中只有母亲和一个妹妹。她和三伯父成家后，一直住在她的家里。那时三伯父刚毕业不久，在盛京施医院当医生，九·一八事变后，医院只开半薪，三伯父每月领取25元，师范毕业的三娘是小学教师，月薪60元，所以三伯父一家人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的是三娘和她的家人。

三娘的母亲去世后，三伯父一家离开沈阳，也去了吉林辽源，和二伯父一家汇合了，他们都在辽源矿务局医院工作，三伯父是院长，二伯父是医生。1949年以后三娘不工作了，在家里“相夫教子”。读书时专门学过“家政”课程的三娘，把家庭营造成了幸福乐园，把她的五个子女都培养成了大学生，做了医生和教师。三伯父也和爸爸一样，做了一辈子幸福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