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艾森豪威尔到老布什：军功作为政治资本
1952年，美国总统选举的胜利者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此前最大的政治资产，不是银行账户，不是企业规模，也不是电视收视率，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最高统帅的经历。在一个刚刚经历世界大战、随即又进入冷战的国家，一名将军的军功，可以转化为极其重要的公众信任。
这种转换并非美国独有。华盛顿、格兰特等总统，同样把军事声望带入了政治生活。但二战之后，美国一代政治精英与军队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肯尼迪在太平洋战争中指挥鱼雷艇，老布什曾是年轻的海军飞行员，驾驶的飞机被击落后获救。即使并非人人都有实战经历，二战时期服役仍然为众多政治人物提供了一种共同的履历与身份。从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任，到1989年老布什就任，美国连续数任总统都曾有军旅经历。
这并不意味着军队决定了总统选举，更不能据此推断美国长期对外用兵是为了给政坛培养领导人。美国的军事活动有各自复杂的战略、外交和国内政治原因。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在那一代美国人的政治文化中，军旅经历具有今天难以完全复制的象征价值。曾经在战场上承担国家命运的人，比较容易获得一种额外的政治信誉。
然而，这种传统最终遭遇了一场尴尬的转折。
克林顿、小布什与特朗普：当战场不再是政治家的必修课
1992年，克林顿当选总统。在竞选过程中，他没有服兵役的经历，特别是越南战争时期的征兵问题，成为政治争议的一部分。克林顿没有参加越战。但美国选民最终并没有因此拒绝他。这意味着什么？至少意味着，曾经十分重要的军旅资历，已经不是通往白宫不可缺少的条件。
接替克林顿的小布什，情况又有所不同。他确实在得克萨斯州空军国民警卫队服役，不能说完全没有服兵役。但他没有赴越南战场，而国民警卫队服役与其家庭背景的关系，也长期受到舆论审视。
到了特朗普，情况更有意思。他年轻时就读于军事化管理的纽约军事学院，但并未在美军服役。越战时期，他获得过学生延期征召及医疗延期征召。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在2016年当选总统。
从老布什到特朗普，这段历史呈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
政治领导人的军事履历逐渐失去过去那种近乎天然的政治加分作用。
当然，军人出身的政治人物没有消失，军事经验也仍然可能影响公众对候选人的判断。只是美国政治的竞争规则已经允许其他类型的社会资历，取代曾经由军功承担的一部分象征功能。一个人不必证明自己上过战场，也可能得到选民授权，担任三军统帅。
那么，取代军功的是什么？
答案并不只有一种。法律职业、地方行政、国会资历、政党组织、公众演说、商业财富以及媒体知名度，都可以成为政治竞争的资源。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道路，恰恰从好莱坞开始。
里根：银幕也是一种政治训练场
里根年轻时是广播员，后来进入电影行业，又担任美国演员工会主席，继而主持《通用电气剧场》。通用电气还安排他走访各地工厂，向员工和公众发表演讲。这些活动让他接触了大量美国普通民众，也帮助他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表达方式。1966年，他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1980年，他进入白宫。
有意思的是，里根本人在二战期间其实也曾服役，只是由于视力原因，没有参加战斗任务，而是参与军事影片制作。
所以，里根不是军旅传统与传媒政治之间的一条绝对分界线。他更像一个过渡人物：身上仍然保留着二战一代的历史经历，却已经学会借助电影、电视、企业传播和公众演讲建立政治影响力。他让美国看到，政治家可以通过银幕训练表达，通过媒体扩大影响，通过公众认可完成政治动员。
战场曾经证明一个人敢不敢承担危险，银幕则可能帮助一个人证明自己能不能赢得观众。
而在现代选举社会，观众与选民之间，虽然不能画等号，却确实存在可以相互转化的公共传播渠道。
特朗普：美国的吕不韦？
我曾在2016年特朗普首次当选总统时，写过一篇文章，把他称为“美国的吕不韦”。这个比喻今天再看，仍然颇有意思。《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原本是卫国的商人，往来贩贱卖贵，积累了大量财富。在邯郸经商期间，他发现了处境不佳的秦国王孙异人，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
“此奇货可居。”
商人的眼睛，发现了政治世界中的价格错位。在普通人眼里，异人不过是处境艰难的质子；在吕不韦眼里，他却可能是通往秦国最高权力的一项特殊投资。
吕不韦后来通过政治经营和资源投入，帮助异人获得王位继承机会，自己也因此进入秦国权力核心。这当然不等于特朗普的真实经历。特朗普也没有扶立某个王子（只是悲歌的白男），而是亲自参选；现代美国总统选举，也绝非古代王室继承政治。
但这个比喻抓住了两者之间一种值得分析的共同特征：
他们都看到了经济资源向政治权力转化的机会。
特朗普早年经营房地产，又通过品牌授权、电视节目《学徒》等建立了广泛的公众知名度。他不仅拥有商业身份，还长期经营自己的媒体形象。当他进入2016年总统选举时，并没有州长、议员或政府高级官员的履历。他却凭借商业品牌、政治传播、党内竞争以及选民支持，最终赢得总统选举。
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的历史特殊性不只是富豪当总统。更重要的是，他绕开了美国总统候选人传统上较常见的政治资历积累道路，从商业与媒体领域直接跃入国家最高行政职位。
吕不韦把政治看成可以经营的机会；特朗普则展示了，一个经过长期经营的商业品牌，能够成为总统竞选的重要资源。
只是，古代商人需要进入王权体系，现代商人还需要通过选举获得国家职位。
这是历史相似性，也是历史差异。
从吕不韦到PayPal帮：商人发现了新的权力入口
到了21世纪，硅谷又出现了一批与传统金融家、地产商不同的商业精英。其中，PayPal早期创办者与员工所组成的创业网络，被媒体戏称为“PayPal Mafia”，中文常译为“PayPal帮”。这个称呼并不是指真正的黑帮，而是指一批在早期互联网支付行业共同工作、后来分别创办或投资科技企业的人。马斯克、彼得·蒂尔、里德·霍夫曼等，都与这个创业网络有历史联系。他们最初参与的是支付系统和互联网商业。但当这些人的事业逐渐扩展到社交平台、航天、人工智能、风险投资及其他技术产业之后，问题开始发生变化。
传统商人拥有财富，却不一定直接掌握社会运行所依赖的基础设施。而新一代技术企业可以同时经营平台、算法、通信网络、计算资源和自动化工具。他们的产品不只是供人购买的商品，也可能成为政府、企业和个人日常活动的基础条件。
支付系统影响交易。通信网络影响联系。数字平台影响信息传播。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影响生产、教育、科研和行政工作。当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依赖私人技术设施，企业获得的就不仅是销售收入，还可能是决定系统接入条件、技术标准和服务规则的能力。这是一种与传统商业财富不同的社会影响力。
传统商人希望拥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平台与基础设施所有者，还可能拥有决定别人怎样进入市场的能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PayPal早期创业者组成了一个政治目标一致的集团。事实上，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和公共活动并不相同。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所谓硅谷精英的秘密联盟，而是技术产业的结构本身，是否为私人资本进入公共事务创造了新的渠道。
马斯克：从出售商品到经营基础设施，再到公共事务
马斯克的经历，几乎可以作为这一转型的案例。他的商业活动横跨电动汽车、航天发射、卫星互联网、社交平台和人工智能等领域。这些企业所处的市场并不相同，但其中一部分业务有一个共同点：它们不只是制造消费品，还提供其他组织可以依赖的技术能力。SpaceX的发射服务涉及商业航天和政府航天项目。
Starlink提供卫星互联网连接。
xAI则参与人工智能模型和计算基础设施建设。
当这些技术服务与国家采购、通信、安全、行政效率和公共信息系统发生联系，企业便会越来越频繁地面对公共治理问题。
而2025年，马斯克参与特朗普政府效率改革相关事务，使这种联系变得更加直接。
这件事也提醒我们，技术企业家参与公共事务存在不同层次：提供政府合同，是一种商业关系；参与公共政策讨论，是一种公共影响；获得正式政府任命，是一种行政关系；实际掌握法定决策权限，则又是另一回事。
这些层次不能混为一谈。但是，从商业基础设施走向政策参与，确实为研究现代权力流动提供了新的实例。过去，一名商人可能需要像吕不韦那样接近君主，才能影响政治。现代企业家也可能通过捐款、媒体、竞选、政策顾问职位或者正式政府任命进入公共领域。
而数字时代又增加了一条重要路径：当你的技术服务成为公共生活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你可能获得持续参与政策讨论的机会，即使你并没有担任民选公职。
这种影响可能促进技术创新与公共部门合作，也可能带来利益冲突、垄断、责任归属和民主监督问题。关键因此不是简单断言技术富豪将取代政治家，而是研究他们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应该怎样接受公共规则约束。
下一代吕不韦，也许不需要投资君主
吕不韦的时代，财富若要接近最高政治权力，往往需要找到王权体系中的关键人物。特朗普的道路，是把商业品牌与公众知名度投入总统选举，最终亲自获得国家职位。
而AI时代的技术企业家，则可能提供第三种值得研究的路径。
他们未必需要争夺总统职位。如果其企业提供的模型、算力和技术平台广泛应用于经济活动，那么技术标准、服务定价、系统可用性、数据治理和自动化部署，都可能产生重要的社会后果。这些决定不等于国家法律，却可能实际影响大量人的就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条件。尤其当技术企业开始参与讨论人工智能带来的劳动力替代、教育转型与财富分配时，私人企业经营与公共政策之间的交界就会更加明显。
过去，企业主要决定雇用多少人、生产多少商品。未来，一些技术企业可能同时影响哪些岗位可以被自动化，以及自动化产生的经济收益由谁取得。
如果它们进一步参与公共福利试验或资助社会保障项目，那么原本由市场与国家分别处理的问题，就可能越来越多地汇聚到技术企业身上。这里最大的制度问题不是企业家有没有善意。而是：
当社会越来越依赖少数私人技术系统，公众究竟通过什么机制监督这些系统的所有者？
能够替社会提供服务，不等于获得了代表社会作决定的权利。拥有先进技术，不等于可以取代公共授权。即使一名企业家愿意将部分财富用于公益，也不能因此免除他应当承担的法律与社会责任。
结语：谁规定赛场，谁塑造赢家
回头再看唐太宗那句“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它已经不仅是一则科举轶事。它揭示了一项深刻的政治规律：谁能够安排竞争的场所、规定获胜的标准，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一个社会的精英。
在古代中国，国家逐步把人才竞争纳入考试与官僚体系。在现代美国，军事荣誉、职业政治、商业财富和公众传播，构成了多条相互交错的权力晋升道路。到了人工智能时代，控制技术基础设施的能力，也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影响资源。
这些竞争机制各有历史条件，并不存在单一、不可逆的进化顺序。战场没有消失，考试也没有过时，政治家仍然需要争取权力，商人依然依赖市场。
但新的赛场正在叠加到旧赛场之上。这使我越来越在意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花了几千年研究如何挑选最善战的将军、最有学问的官员、最成功的商人、最善于表达的政治家，以及最有技术能力的企业家。可是，一个社会终究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赢家。
也许文明真正重要的进步，不仅是不断完善精英选拔的方法，还包括让没有赢得比赛的人，依然拥有安全、尊严和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
人类不断发明新的竞技场，但文明不应该要求每个人都必须赢得一场比赛，才能获得体面生活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