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为什么没有变成遵义事变？

 

任何一个集体，政党，以至国家，有了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听谁的？

听谁的，有三层境界。

第一层，谁在那个位置，听谁的。

这个办法最省事。位置一经排好，谁发令、谁执行，一清二楚。但位置只能确定谁有权作决定，保证不了决定一定正确。如果掌权的人判断错了，又不肯接受意见，下面的人怎么办？照办，要付代价；不照办，又违反命令。想让自己的办法得到实行，就要先去解决位置问题。怎么解决？把那个人拉下来，自己坐上去。

在这一层，事情能不能整明白，不要紧。坐上那个位置，才是是最要紧的。因此，有了二十四家轮流坐庄的朝代更替。

第二层，谁有办法，听谁的。

有了事，大家都找不到出路，谁能拿出办法，就让他试试。办法有对有错，试过，错过，改过，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路。

红军前四次反围剿之所以成功，就是这一层境界的力量。前三次，毛泽东、朱德根据敌我实际形成的战略战术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次，毛泽东已经离开军事指挥岗位，周恩来、朱德仍运用以往的成功经验，根据战场情况调整部署，取得胜利。关键在于，真正管用的办法，还能在前线得到实行。

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在决策机制上却出现了严重倒退，即从第二层的谁有办法，听谁的，倒退到了第一层的谁在那个位置上，听谁的。博古、李德方法错误，却在那个位置上，掌握指挥权。决策机制出了问题，纠正办法的通道又受到压制，岂能不败？遵义会议后来总结，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

这就逼出了第三层境界：谁说得对，听谁的。

它比谁有办法，听谁的更进一步。这个谁不仅要有办法，还要说得对。办法讲出来，要讲清依据，听的人也要动脑子，能够辨别办法是否符合实际。否则，大家还要去重复试过、错过、改过的代价。

听办法的共产党人靠什么形成并提升自己的判断能力？

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认知方法。唯物主义要求从客观实际出发，辩证法要求在联系和变化中考察问题，实践观点要求把认识放回实践中检验。检查自己的想法，研究眼前的情况，把两者对照，再总结、修正。意见冲突时，大家由此有了共同尺度：符合实际吗？解决问题吗？经得起检验吗？

毛泽东在这方面醒悟得早，也做得突出。他熟悉中国战场，能够把敌情、地形、兵力、补给这些具体条件，变成判断的依据。

但是，说得对的人，却不掌握军事指挥的决定权，怎么办？

遵义会议正是开在了这个临界点上。共产党能够和平解决这个矛盾，依靠的是党内民主。

会上，周恩来主动承担军事指挥上的责任，作自我批评；张闻天、毛泽东等分析失败原因，提出不同意见。会议通过讨论，调整领导分工，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原来的三人团，明确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由周恩来负最后下决心的责任。

这背后，有四样东西撑着。

共同信仰，让大家还愿意坐在一起，寻找共同的出路；端正的态度，使承担责任、接受批评成为可能；有凝聚力的组织，能够把讨论变成决定；严格的纪律，则让决定形成以后，队伍仍能统一行动。

如果没有这些，以中国的传统政治思维和路数，那中国历史上就是少了一场遵义会议，多一场遵义事变。

反观蒋介石集团，这个问题就更清楚了。它有参谋机构，也开军事会议，但个人决断经常越过正式指挥系统。1948年美方的一份报告便指出，最高参谋机构常被绕过，前线直接接受蒋介石及其副手的指示，影响了作战协调。机构能提出意见，能否改变最高领导人的判断，却缺少可靠保障。

遵义会议可贵的地方，就在于让说得对有机会改变谁作决定，又让这种改变在组织内部完成。大家能够批评，能够调整，也能够继续一起走。

共产党走向胜利，党内民主是一个根本支撑。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可以受到批评，正确的意见能够得到采纳，犯下的错误能够通过共同判断得到纠正。这才是遵义会议真正的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