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深究中国的礼和法的有什么本质区别，至少有一条。我认为循礼重在维持现有社会稳定。而立成文法的目的，是为了达成具体的事。战国法家得势一时，是因为政府需要。各国都有一个当务之急：富国强兵。秦国是最终赢家。从商鞅开始，几代人不停地立法推行法治。先农先军，终于能一统中国。秦是在一个不断扩张的特殊历史时期推行法治的。国家将法治成本推向基层。但国家会也能够通过对外的侵略所得来补偿基层（军功爵制和田宅）。等到建立秦朝，秦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的法治国家。这个时候，在全国实行法治成本更高，问题关键在于，一旦没有新的外来资源补偿这个成本，就难以为继。
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今天我们对秦朝的覆灭原因的反思，集中在声讨秦“暴虐”“苛政”等。我认为秦是被法治搞崩溃的。在关中平原上能执行的法律，要在和今天差不多大的国土面积上执行，成本高到无法承受，超过了全社会所有农业生产剩余价值。从边疆到首都要走几个月，中央集权很难落实。秦始皇赶着修驰道也来不及。后世有人说在有电报前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始皇帝又是个标准化强迫症者，爱搞全国一刀切。基层实在是受不了了。造反是迟早的事。
一直说是秦法残忍严苛才逼得人民造反的。二十世纪出土了很多秦朝文物，特别是睡虎地秦墓竹简，共整理出来了18种秦律，涉及600个法条。我们总算见到了具体的秦法。说到惩罚的残忍，对比现代标准，当然相当残忍。但是和当时其它战国各国律法大致相当。比夏商律条已经文明得多了。只是其繁锁刻板完备程度，让现代人震惊。以那个渔阳戍卒案为例：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这里显然司马迁做了文学处理。也可能他没通读过秦法。据出土《徭律》载，“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水雨，除兴。”大意是替朝廷征发徭役，如耽搁不征发，应罚二甲。迟到三天到五天，斥责；六天到十天，罚一盾；超过十天，罚一甲……因降雨不能行则可免除本次征发。根本不涉及到死刑。
最大可能就是陈胜吴广想造反，骗那些戍卒说是只有死路一条。因为他们作为屯长承担的责任更大。秦废百家学说，让民以吏为师，只学习法律。如果百姓犯法是因为不清楚法律规定，司法官员是要被追究并惩罚的。从商鞅开始，秦法对官吏一直很严苛。可是法律条文越来越多，就那么几个官吏，面对乌泱乌泱的不识字的黔首，怎么个普法？典型的上面动动嘴下面跑断腿。睡虎地秦墓墓主是一个叫喜的基层官吏，一直在安陆县做司法方面的工作。估计生前活得战战兢兢，到死还把常用法律摘抄紧紧抱在胸口。刘邦做个亭长，为什么也要逃到大泽里？因为工作没做好交不了差。县里的官吏萧何曹参不停地给他通风报信？抓了亭长就会进一步追究到他们了。本来天高皇帝远，能瞒一天算一天。可恨秦始皇还不停地巡视全国检查呢。将自己累死不说，搞得全国官和民没一处得安生，苦秦久矣。官都不聊生，后果很严重。
刘邦一进关中，就来个“约法三章”，算是亲身体会，能挠到痒处。但是，约法三章能够维持日常吗？不够的地方，只能靠礼了。礼比法的第一好处，在于礼融合于日常生活，没有普法那么困难重重。以礼断案，老百姓也能接受。最重要的，是把大量日常民事纠纷和治安事件，推到家庭或家族内部处理。不再需要（或大量减少）国家维持昂贵的警察和司法体系。第二才是我们一直说的灵活和宽泛性。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严重非礼！如何不可忍？我们大家一齐骂他！还好，不至于要立即逮捕搞到兵戎相见。不然一场舞蹈引发的血案就会毁了半个国家。所以说，礼之用，和为贵。大家维持能过得下去就行了。主要靠自觉性和羞耻感。
法家是以进促进。立法也是，一旦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愈来愈细，覆盖面越来越大。自我强化。儒家比较弱势，制礼往往是以退为进。比如，皇帝吃饭规定要上两百个菜，皇帝说我一个人根本吃不了。。。决不能少，礼不可废。不可废的目的在于层层相杀（减）。到皇后变一百，然后皇子多少，宰相尚书刺史等等。皇帝一家能有多少人，天下奉一人不是甚难事。但如此就将众多的基层官员消费限制住了。你想突破，就是冒犯了上一级，上级看不惯自会整你。当然这是个软约束。像朱元璋那样以此为借口将县级官员俸禄压到不够养家糊口，剥皮充草也只得贪腐，又过分了。
读左氏春秋，经常看到周王向同姓诸侯告饥。然后同姓纠结其它异姓诸侯一起给周王送救济粮。可能是次数太多了，周王让大臣私下里告饥，于是被重重记下一笔。非礼也。按礼告饥必须以王的名义。如是则周王你要脸吗？要脸就少开口索要。周王要辆车子也被记下来了，非礼。礼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起到“节”（制）的作用。可碰到真不要脸的王，礼也没啥好办法。“五年，春，公矢魚于棠。”这是个羞辱性记载。鲁隐公想去看抓鱼，大臣不开心说了一大通话劝阻，其中有“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其实就是不爽那地方走太远，费时劳众。但切入点是会耽误农业生产，不“时”，所以非礼。你总不能立法强制规定国君不能看鱼吧？礼呢，能在这些方面找到一些切入点，又不激化矛盾。当然，劝说无效，所能做的也只是在史书上记录得丑一点。约束太软太宽泛，礼崩乐坏总是难免的。
“约法三章”只是个摇头丸，一时爽。老板在外大吹牛皮时，打工崽萧何忙着收集秦的法律文书。他很快加加减减，制定了一套法律代替秦法。经过战国和秦朝的历史经验，中国古代老百姓的法治观念还是很强的。后世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老百姓说“国法难容”时，基本都是针对权贵官员的。对老百姓则是“法不责众”。这就是看穿了国家根本承担不起普遍法治的成本。一个县几个官员加数十皂吏对数以万计的百姓，搞法治是天方夜谭。全世界所有农业社会都承担不起法治成本。欧洲上千年，都是靠地方乡绅和教会维持基层的。中国是中央政府，全部负担都会落在政府身上。别说古代，今天美国也已经日益显现这种负担过重。多个州都有一千美元以下抢劫不予受理的法律。想当年刚来美国时，一千美元对我还是笔巨款。
孟姜女的故事可以骗骗百姓眼泪，政府和高官心中自有数。法不能没有，又要免蹈秦之覆辙。必须大幅降低执法成本。民间戏剧常有的民告官先打三百板或告御状要先滚钉板等，未必全真实，确实是百姓对司法门槛过高的反应。秦代严格追究官员普法执法失职。后代反其道行之，考核官员的“教化”政绩。教化的成效就显示在狱讼数量。地方官案子接的越多处理效率越高，哪怕再公正，政绩考评越差。因为你没有将百姓“教化”好。从而“息讼”成为一项基本国策。衙门八字朝南开，想打官司却找不着门。基层官员找各种理由不接诉讼，不审案子，不上报。纵容狱吏折磨勒索原被告。来告状的都是刁民，不审先押拖一拖。这些人纵没有被折磨死，也不会再有打官司的心了。还有官员在上级来视察前，不分青红皂白将监狱犯人都放走，以“狱空”示“一方大治”。
中国历史上土地，这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存基本是可以自由买卖转让的。这给民法司法带来很大压力。诉讼门槛再高，为这命根子还是不得不打官司。仅仅是田产官司，就会让各级官府难以应付。海青天海瑞，也经常设置各种障碍不接。不识字的农民告状他要求有书面状纸；状纸写得不合规式又不受理。实在不得不受理，他自己总结是怎么断案的：“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
他并不标榜自己是公正执法，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到处“屈”。传达的信息就是，别指望法律能公平对待。政府也没能力去取证调查。其实这些事按常“礼”办就行了，打官司结果还一样。何苦兴师动众走到我这里。当然，他多给小民一点钱财，多给权贵一点面子，大家过得去。息事宁人。海瑞是运用“礼”而息讼的高手。他成为一代青天，说明中国百姓只追求结果正义。而且，还不是法律规定的公正，而是某种更底层的社会道义。只要最后能偏给弱势群体一些物质利益，就是大青天。而司法的门槛被人为过分提高，以致中国百姓不指望程序正义，反而害怕程序。程序越合规，开庭审理的可能性越小。各种“拦路喊冤”、“进京上访”的流行，就是为了绕过程序，走“捷径”。都说中国人好走捷径，因为历史上，那些“程序”并不是路灯指路牌，都是人为设置的路障。
从春秋时的刑不上大夫，到商鞅立法处处针对权贵，是一场革命。可以后各代的实际做法与司法腐败，让中国老百姓对“法治”既爱又恨。上千年的不断抬高司法门槛，让中国老百姓对走向“对簿公堂”非常小心。日常能和解就和解，靠有面子的人调停。退一步海阔天空；和气生财；吃亏就是占便宜；清官难断家务事等等，是在说怎么都要比打官司强。因为一旦对簿公堂，不死也得脱层皮。大部分打官司，都不再单纯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因咽不下这口气，舍得一身剐。上了法庭不重事实和条文，按耐不住地大讲天理良心。因为知道判官也不会拘泥法律，而是首先考虑判决的社会效果。而能走到打官司这一步，原告和被告都不会再对任何法律判决满意，已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传统中国司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平民愤而稳定大局。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可以说，法治在中国早产了两千年，导致夭折。这么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不搞法制要散架，认真搞的话国家未治先破产。只得靠五花八门的历史经验，靠这传了千年的礼制补充。靠知识分子学习钻研统一的经文，然后靠海瑞这般的裱糊匠高手，和稀泥。到二十一世纪，中国已经是高铁高速网联通全国；无线通讯到村寨；电视二十四小时播《法制天地》。秦始皇梦寐以求的都有了，还更好千倍。可秦的教训太深刻，法治并没有大干快上。更因为现在有了美国这个“骑虎难下”的榜样。在美华人一般不打官司。如果真正经历过诉讼到开庭（小额法庭不算），你就知道这有多累多难；能拖多长时间；更重要的：知道有多贵。国家因为法制而耽误的发展比比皆是。即使现代国家，法制不能没有。但搞成啥样搞到什么程度，依然存在一个成本收益的社会考虑。
（七）
何以中国人 （七）礼之用和泥为贵
FarewellDonkey18 (2026-10-16 09:09:58) 评论 (0)如果深究中国的礼和法的有什么本质区别，至少有一条。我认为循礼重在维持现有社会稳定。而立成文法的目的，是为了达成具体的事。战国法家得势一时，是因为政府需要。各国都有一个当务之急：富国强兵。秦国是最终赢家。从商鞅开始，几代人不停地立法推行法治。先农先军，终于能一统中国。秦是在一个不断扩张的特殊历史时期推行法治的。国家将法治成本推向基层。但国家会也能够通过对外的侵略所得来补偿基层（军功爵制和田宅）。等到建立秦朝，秦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的法治国家。这个时候，在全国实行法治成本更高，问题关键在于，一旦没有新的外来资源补偿这个成本，就难以为继。
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今天我们对秦朝的覆灭原因的反思，集中在声讨秦“暴虐”“苛政”等。我认为秦是被法治搞崩溃的。在关中平原上能执行的法律，要在和今天差不多大的国土面积上执行，成本高到无法承受，超过了全社会所有农业生产剩余价值。从边疆到首都要走几个月，中央集权很难落实。秦始皇赶着修驰道也来不及。后世有人说在有电报前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始皇帝又是个标准化强迫症者，爱搞全国一刀切。基层实在是受不了了。造反是迟早的事。
一直说是秦法残忍严苛才逼得人民造反的。二十世纪出土了很多秦朝文物，特别是睡虎地秦墓竹简，共整理出来了18种秦律，涉及600个法条。我们总算见到了具体的秦法。说到惩罚的残忍，对比现代标准，当然相当残忍。但是和当时其它战国各国律法大致相当。比夏商律条已经文明得多了。只是其繁锁刻板完备程度，让现代人震惊。以那个渔阳戍卒案为例：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这里显然司马迁做了文学处理。也可能他没通读过秦法。据出土《徭律》载，“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水雨，除兴。”大意是替朝廷征发徭役，如耽搁不征发，应罚二甲。迟到三天到五天，斥责；六天到十天，罚一盾；超过十天，罚一甲……因降雨不能行则可免除本次征发。根本不涉及到死刑。
最大可能就是陈胜吴广想造反，骗那些戍卒说是只有死路一条。因为他们作为屯长承担的责任更大。秦废百家学说，让民以吏为师，只学习法律。如果百姓犯法是因为不清楚法律规定，司法官员是要被追究并惩罚的。从商鞅开始，秦法对官吏一直很严苛。可是法律条文越来越多，就那么几个官吏，面对乌泱乌泱的不识字的黔首，怎么个普法？典型的上面动动嘴下面跑断腿。睡虎地秦墓墓主是一个叫喜的基层官吏，一直在安陆县做司法方面的工作。估计生前活得战战兢兢，到死还把常用法律摘抄紧紧抱在胸口。刘邦做个亭长，为什么也要逃到大泽里？因为工作没做好交不了差。县里的官吏萧何曹参不停地给他通风报信？抓了亭长就会进一步追究到他们了。本来天高皇帝远，能瞒一天算一天。可恨秦始皇还不停地巡视全国检查呢。将自己累死不说，搞得全国官和民没一处得安生，苦秦久矣。官都不聊生，后果很严重。
刘邦一进关中，就来个“约法三章”，算是亲身体会，能挠到痒处。但是，约法三章能够维持日常吗？不够的地方，只能靠礼了。礼比法的第一好处，在于礼融合于日常生活，没有普法那么困难重重。以礼断案，老百姓也能接受。最重要的，是把大量日常民事纠纷和治安事件，推到家庭或家族内部处理。不再需要（或大量减少）国家维持昂贵的警察和司法体系。第二才是我们一直说的灵活和宽泛性。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严重非礼！如何不可忍？我们大家一齐骂他！还好，不至于要立即逮捕搞到兵戎相见。不然一场舞蹈引发的血案就会毁了半个国家。所以说，礼之用，和为贵。大家维持能过得下去就行了。主要靠自觉性和羞耻感。
法家是以进促进。立法也是，一旦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愈来愈细，覆盖面越来越大。自我强化。儒家比较弱势，制礼往往是以退为进。比如，皇帝吃饭规定要上两百个菜，皇帝说我一个人根本吃不了。。。决不能少，礼不可废。不可废的目的在于层层相杀（减）。到皇后变一百，然后皇子多少，宰相尚书刺史等等。皇帝一家能有多少人，天下奉一人不是甚难事。但如此就将众多的基层官员消费限制住了。你想突破，就是冒犯了上一级，上级看不惯自会整你。当然这是个软约束。像朱元璋那样以此为借口将县级官员俸禄压到不够养家糊口，剥皮充草也只得贪腐，又过分了。
读左氏春秋，经常看到周王向同姓诸侯告饥。然后同姓纠结其它异姓诸侯一起给周王送救济粮。可能是次数太多了，周王让大臣私下里告饥，于是被重重记下一笔。非礼也。按礼告饥必须以王的名义。如是则周王你要脸吗？要脸就少开口索要。周王要辆车子也被记下来了，非礼。礼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起到“节”（制）的作用。可碰到真不要脸的王，礼也没啥好办法。“五年，春，公矢魚于棠。”这是个羞辱性记载。鲁隐公想去看抓鱼，大臣不开心说了一大通话劝阻，其中有“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其实就是不爽那地方走太远，费时劳众。但切入点是会耽误农业生产，不“时”，所以非礼。你总不能立法强制规定国君不能看鱼吧？礼呢，能在这些方面找到一些切入点，又不激化矛盾。当然，劝说无效，所能做的也只是在史书上记录得丑一点。约束太软太宽泛，礼崩乐坏总是难免的。
“约法三章”只是个摇头丸，一时爽。老板在外大吹牛皮时，打工崽萧何忙着收集秦的法律文书。他很快加加减减，制定了一套法律代替秦法。经过战国和秦朝的历史经验，中国古代老百姓的法治观念还是很强的。后世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老百姓说“国法难容”时，基本都是针对权贵官员的。对老百姓则是“法不责众”。这就是看穿了国家根本承担不起普遍法治的成本。一个县几个官员加数十皂吏对数以万计的百姓，搞法治是天方夜谭。全世界所有农业社会都承担不起法治成本。欧洲上千年，都是靠地方乡绅和教会维持基层的。中国是中央政府，全部负担都会落在政府身上。别说古代，今天美国也已经日益显现这种负担过重。多个州都有一千美元以下抢劫不予受理的法律。想当年刚来美国时，一千美元对我还是笔巨款。
孟姜女的故事可以骗骗百姓眼泪，政府和高官心中自有数。法不能没有，又要免蹈秦之覆辙。必须大幅降低执法成本。民间戏剧常有的民告官先打三百板或告御状要先滚钉板等，未必全真实，确实是百姓对司法门槛过高的反应。秦代严格追究官员普法执法失职。后代反其道行之，考核官员的“教化”政绩。教化的成效就显示在狱讼数量。地方官案子接的越多处理效率越高，哪怕再公正，政绩考评越差。因为你没有将百姓“教化”好。从而“息讼”成为一项基本国策。衙门八字朝南开，想打官司却找不着门。基层官员找各种理由不接诉讼，不审案子，不上报。纵容狱吏折磨勒索原被告。来告状的都是刁民，不审先押拖一拖。这些人纵没有被折磨死，也不会再有打官司的心了。还有官员在上级来视察前，不分青红皂白将监狱犯人都放走，以“狱空”示“一方大治”。
中国历史上土地，这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存基本是可以自由买卖转让的。这给民法司法带来很大压力。诉讼门槛再高，为这命根子还是不得不打官司。仅仅是田产官司，就会让各级官府难以应付。海青天海瑞，也经常设置各种障碍不接。不识字的农民告状他要求有书面状纸；状纸写得不合规式又不受理。实在不得不受理，他自己总结是怎么断案的：“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
他并不标榜自己是公正执法，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到处“屈”。传达的信息就是，别指望法律能公平对待。政府也没能力去取证调查。其实这些事按常“礼”办就行了，打官司结果还一样。何苦兴师动众走到我这里。当然，他多给小民一点钱财，多给权贵一点面子，大家过得去。息事宁人。海瑞是运用“礼”而息讼的高手。他成为一代青天，说明中国百姓只追求结果正义。而且，还不是法律规定的公正，而是某种更底层的社会道义。只要最后能偏给弱势群体一些物质利益，就是大青天。而司法的门槛被人为过分提高，以致中国百姓不指望程序正义，反而害怕程序。程序越合规，开庭审理的可能性越小。各种“拦路喊冤”、“进京上访”的流行，就是为了绕过程序，走“捷径”。都说中国人好走捷径，因为历史上，那些“程序”并不是路灯指路牌，都是人为设置的路障。
从春秋时的刑不上大夫，到商鞅立法处处针对权贵，是一场革命。可以后各代的实际做法与司法腐败，让中国老百姓对“法治”既爱又恨。上千年的不断抬高司法门槛，让中国老百姓对走向“对簿公堂”非常小心。日常能和解就和解，靠有面子的人调停。退一步海阔天空；和气生财；吃亏就是占便宜；清官难断家务事等等，是在说怎么都要比打官司强。因为一旦对簿公堂，不死也得脱层皮。大部分打官司，都不再单纯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因咽不下这口气，舍得一身剐。上了法庭不重事实和条文，按耐不住地大讲天理良心。因为知道判官也不会拘泥法律，而是首先考虑判决的社会效果。而能走到打官司这一步，原告和被告都不会再对任何法律判决满意，已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传统中国司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平民愤而稳定大局。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可以说，法治在中国早产了两千年，导致夭折。这么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不搞法制要散架，认真搞的话国家未治先破产。只得靠五花八门的历史经验，靠这传了千年的礼制补充。靠知识分子学习钻研统一的经文，然后靠海瑞这般的裱糊匠高手，和稀泥。到二十一世纪，中国已经是高铁高速网联通全国；无线通讯到村寨；电视二十四小时播《法制天地》。秦始皇梦寐以求的都有了，还更好千倍。可秦的教训太深刻，法治并没有大干快上。更因为现在有了美国这个“骑虎难下”的榜样。在美华人一般不打官司。如果真正经历过诉讼到开庭（小额法庭不算），你就知道这有多累多难；能拖多长时间；更重要的：知道有多贵。国家因为法制而耽误的发展比比皆是。即使现代国家，法制不能没有。但搞成啥样搞到什么程度，依然存在一个成本收益的社会考虑。
（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