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儿童时期，“特务”对我来说，就是“特别任务”的缩写。许多大陆长大的人士对特务的认识，是从看电影开始的。文革前的电影，如“铁道卫士”，“羊城暗哨”或“秘密图纸”等影响了几代人对特务的理解。
当然后来美国和西方的电影在文革后，也陆续进入了大陆，如007，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许多人对特务的印象是复杂的：搞破坏，无赖，滥杀无辜；又聪明，能干，无所不能及被女人包围。不少人还对当特务有着朦胧的羡慕或嫉妒。看看“铁道卫士”里抓特务的标准形象和007的数个英俊面孔，因此特务是个矛盾的混合体。
我就是曾经其中迷惘的一位，不过那是在儿童时期。
本人的前半生在中国，后半生生活在美国。
从几岁起，就“看到”或“经历”过“抓特务”的惊恐时光，大陆内部的“抓特务”教育电影，也看过不少，比如有着南方腔的“美蒋特务”印象深刻。
到了美国，也非常幸运。最近抓的几个中国间谍 （按中国的标准为妥妥的“特务”），被美国称为“未登记的外国代理人”。除了有许多朋友认识她们，她们本人的“间谍”人生和经历，我基本上看的见，摸得着。所以对王艾琳和张婉莹案件，我已写了数篇文章，进行了简单的剖析。
不过，先放下她们，暂且不表。
说来好笑，我儿童时期那么憧憬“抓特务”的活动，但见到的第一个所谓的“特务”，竟然出现在自己的家里。
文革期间，我的父母均进了“牛棚”，被红卫兵审查。
有一天在饭堂看到贴出的大字报，大标题为我父亲是“苏修特务”。我从小就是个刨根问底的人，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我怎么突然会变成特务的儿子了？
请你别笑。原来红卫兵抄家时，搜出了大量俄文专业书籍，而那些红卫兵大学生自己也是读过的。另一个原因是父亲曾经的上司（文革前曾被定为“革命烈士”）太太因在苏联留过学，被公安局正式逮逋了，罪名当然是“苏修特务”。
你可能纳闷，中国有不少留过苏的，怎么没听说？例如江泽民和李鹏。事实上许多人受到过“冲击”，后来却不愿意讲出来了。还有的人因各种原因，躲过了。如江当时外派到了罗马尼亚。
母亲单位的“专案组”当然不肯放过。据母亲在专案组内的同事事后回忆，他们搜查了她的信件，不相信母亲关照我的：“要读毛主席的书。。。”是真的，可能是特务家庭在演戏。他们十几个人闯到我家，逼我这个小学生背老三篇，诗词和语录。
结果没做到一半，他们已经面面相觑，狼狈地退出了。我对着他们大叫；“你们这些大学生，毛主席的红卫兵也背一段吧？”
我的外公于1948年过世，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和川东地区，做过国军的高官。据了解，他和中共驻重庆的机构也有联系，常常受到“新华日报”的洗脑。去世时，也受到了中共高层代表的慰问。可在文革期间，他被说成是没有过世，怀疑为“美蒋特务”潜伏了下来。
据80年代，看守他坟墓的乡亲回忆，有多批“红卫兵”前来，寻找特务线索。可能也是这批人，两次闯到我在的小学，向我核实外公的情况。我的“红卫兵”小学老师妥善地对我进行了保护，及时停止了外面无休止的纠缠。
我的母亲自然没事了。几个月后，我去她的学校，受到了她许多同事的欢迎和款待。
请你也别紧张。那个时候，特务满天飞。来的快，走的也快。
我班里的同学，父母被打成“特务”的有好几位。其中一个父亲曾经留美，自然是“美国特务”。他在80年代，成为中国一个国防领域内的领军人物。
80年代以后，这些荒唐事慢慢退出了大陆社会的方方面面，“抓特务”成了人们反感的代名词。
尤其是在大陆中上层，人们已经能理智地理解所谓“国安”问题了。它在所有的独裁集权封建国家，99%是内部权力斗争和政权稳定的代名词，与外部的国家安全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中共“国安”的招募出了大问题。当惊叹张婉莹的愚蠢时，我在上篇博文下有网友留言：“真不明白她的文凭是怎么混来的，无论是文字还是价值观，都透出一股庸俗之气，做事像个没见过世面的菜鸟，实在给党的秘密工作惹祸丢脸。”我回答到：“中共的要害部门一项有原则：他们更看重招募非名牌学校毕业，底层家庭背景，小地方出来的人。当然也有例外。”。
“这是个矛盾的现象。许多国安，军工等要害部门，想要聪明人，但又觉得知道太多，太聪明，太有独立意识，不够忠诚。而许多底层人士，想翻身求解放，就会没有底线。极端会舔，可以完成任务。”
网友感叹：“难怪呢，“底层，小地方”，她的确给人这种印象，我没好意思说，怕涉嫌地域歧视，被你一语中的。我一同学聪慧高雅，气质冷艳，我原来就说她象007女郎，大一出国时被国安层层测试选中，她出身教养都很好，在国内时不敢不答应，出国后就坚决不干，还特意选择一个没技术含量的专业，在国外的父母也支持她这样。的确，见识多了不好掌控。”
为此，该网友撰文：“我同学被国安招募的往事”，详细地描述了具体细节。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在网上搜索阅读。
但有网友留言：“只要是正常国家这就很正常，除非是不正常国家才不会这么做。难道美国欧洲日本等就没有吗？CIA、英国情报六处、摩萨德、自卫队情报局、KGB等是假的吗？”
我不知道这位网友是否是为糊口而工作的翻墙网评员。他认为“正常”的国家，都有“特务”和“国安”。字面上，没有任何错误。
但我相信，他即便是受党教育多年的高层网评员，也未必明白中外“特务”和“国安”的根本区别。他所谓的“正常”，在许多文明国家被看成是精神病的发作。这是我撰写本文的目的之一。
实际上，习近平上台后，“抓特务”的风气又重新在大陆死灰复燃，而且越烧越旺，似乎已经大大超过了文革时期的全民抓特务。
学校在抓，301医院在抓，部队在抓，官场也在抓。。。能举出无数这样的例子。有文章最近提到：“学生特务”传闻，笼罩中国高校。香港地铁站内，也高挂所谓“国安”的巨幅海报。中国真有那么多特务吗？
如果没有，可以随手抓几个：如加拿大的那两个人质，还有澳洲的华裔记者成蕾。。。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马上就不是。
您千万别笑，堂堂的中国军内第一号人物，大帅张又侠1月20日突然被抓，罪名可比以前抓到的所有美国特务：“向美方泄露中国核武器计划的核心技术数据”。不得了啊，世界上还有哪个特务比他更厉害？
看到这条新闻，我直接想到了“铁道卫士”里的那个英雄汉子，难道是年轻时候的习近平扮演的？
不过如上述所说，“特务满天飞。来的快，走的也快”。短短几个月后，张大帅被开除，上述罪名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他哪天被平反，又成为了大英雄，是谁也说不准的事情。
所以中国的大事，包括“抓特务”，就是一出儿戏，您千万别当真。
反观美国的“抓特务”，总是雷声大，雨点小。
在美国抓间谍，抓特务并不容易。定罪的门槛极高，一切都是证据说话，还有多个层次的法律把关。
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的特务，正是利用了这些特点，猖狂地在美国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 因为被抓的机会低，据传那个被判刑的陈军还在狱中吹牛，中共的特务比FBI高明了100倍。
因为法律严谨，造成了许多特务的自大和无知。其次被招募的人员，也包括外网上的网评员，素质低劣，是个不争的事实，已如上所述。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网友认为张婉莹“真不明白她的文凭是怎么混来的。。。实在给党的秘密工作惹祸丢脸。”
因为抓特务定罪的门槛高，所以近年来司法部门改用多年甚少采用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行检控，这是许多外国间谍未曾预料到的法律条文和打击手段。
非法代理，一经定罪最高徒刑仅有十年，但可灵活运用。
虽然如此，定罪也不容易。据报道，孙雯案迟迟不能定罪，即因为有的证据出现分歧，“因为控方无法出示组织正式给她下达指令的证据”；而原定10月6日宣判的王艾琳案，也推迟到明年一月，因为出现了新的证据。
按大陆自己的《反间谍法》定义，它的“特务”在美国不少。许多人还在逍遥法外，伺机作案。在海外隐藏的网评员，便是其中的一些积极做案者。
我在中国和在美国，均接触过“国安”和FBI的退休人员，他们都是普通人，有的还是邻居。他们的个人三观和法制观念，决定了他们的人生走向。
像王艾琳和张婉莹等，爱慕虚荣等特质是她们成为“燕子”的必备条件。许多爱慕或扶持燕子的人，迄今还在逍遥法外。因为有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不少人还在庆幸自己没留下直接的犯罪证据，所以未被追查或被起诉。
中国到处在抓“特务”，但有些华人争着当中共在美国的特务，如陈军，张婉莹等。因为门槛低，起点也低，早期仅是20元钱的盒饭，街头跳跳舞。表现好了，可以快速升级，像搞传销的那样，成为局部头头。说不定还能像陈军，登上天安门，三次受到皇上的召见。回到家里，天天美滋滋地看着照片，爽的不要不要的。
不过一旦出事，就像是被扔出去的破烂，再也没人会理会了。
他们的劣根性表现为：身处西方自由世界，享受着民主、法治与福利，思维却依然停留在“帝王奴才文化”中。他们一边在西方社会钻法律空子、投机取巧，一边利用信息差配合极权进行离岸爱国。揭示了这种“肉身已出国，精神仍跪族”的现代精神分裂，更契合当今跨国流动时代的社会现实。
许多华人不知道，要当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如FBI或CIA，门槛还是相当高的。入职除了一般条件，还需要通过无犯罪和安全的检查，退休也有保障。
华人移民到了美国，在美中冷战的夹缝中，应该学会文明社会的运行规律：向所在国的宪法效忠，通过法律、合规和理性公民身份保护自己，告别二元对立的宏大叙事作风和习惯，重塑理性公民的身份。
至于部分已被洗脑致残的人士，应该主动与其切割，不要受他们的宏大叙事的花言巧语忽悠和欺骗。
随着AI技术的发展和大多数华人的觉醒，司法部门会随时追溯和还原许多非法事情的本来面目。如张婉莹删掉了通话罪证，仍会被复原而遭到检控。这仅是物证方面的要求，而检方重视有效人证的做法，也可能会被恢复和使用。
无容置疑，封建劣根性的土壤还会在华人群体中继续存在。因此随着冷战的加剧，美中“抓特务”的大戏仍会继续上演，我们且拭目以待吧！
过往文章：
粤港民众笑谈习近平的“国家安全”真谛 2023年6月
北京大佬漫谈党在华盛顿的“隐蔽战线” 2023年7月
境外势力让中国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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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回答：美中两国“抓特务”的不同，以及中国新的《反间谍法》
美中两国在“抓特务”（反间谍与国家安全审查）的机制、手段和逻辑上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美国的做法核心在于“法治化与机构防御”，而中国的做法核心则在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全民动员”。
两国的核心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
1. 法律基础与司法程序
美国：司法独立与无罪推定。 美国抓捕间谍必须由联邦调查局（FBI）等机构搜集确凿证据，交由司法部提起诉讼。被告享有请律师辩护、公开审判的权利，必须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法律标准下才能定罪，偶尔还会出现因证据不足而撤诉或流审的情况。主要依据的法律包括《反间谍法》、《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等。
中国：国家安全至上与有罪推定倾向。 中国主要依据新修订的《反间谍法》，该法扩大了“间谍行为”的定义范畴，涵盖任何“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国家安全机关（国安部）拥有极大的行政搜查、拘留和审讯权力，案件多涉及国家机密，通常进行不公开审判，且定罪率极高。
2. 执行主体与动员方式
美国：依靠专业情报与执法机构。 美国的反间谍工作是一种“精英、建制化”的防御。普通民众极少参与，主要由 FBI（联邦调查局）、CIA（中央情报局） 反间谍部门通过科技监听、线人密报和财务审计来锁定目标。
中国：全民动员与社会防范。 中国将反间谍提升到“群众路线”高度，倡导“全民抓间谍”。国安部不仅开通微信公众号、设立举报电话和高额奖金，还广泛在高校、企业和社区开展反间谍宣传，鼓励社会大众相互监督、举报身边行迹可疑的人。
3. 打击重点与政治边界
美国：严厉打击针对高科技、军工机密、学术研究的工业间谍与技术窃密。允许合法的政治游说，但严惩未登记的外国代理人、跨国镇压或暗中干预选举的行为。重点审查有特定国家背景（如华人学者、军工科学家或留学生）的人员。
中国：严防外部势力对中国核心技术、供应链信息的渗透与刺探。将危害政治安全和政权稳定放在首位，严厉打击通过非政府组织（NGO）或网络涉嫌煽动、颠覆的行为。重点防范与境外机构、驻华使领馆或外国非政府组织有密切往来的境内人员。
4. 舆论与透明度
美国：个案起诉，舆论监督。 司法部会定期公开起诉书，披露详细的作案细节、涉案金额、通讯记录等。媒体会公开跟进报道并对政府的指控进行公开审视。
中国：宏观叙事，典型威慑。 官方多在特定节点（如“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通过央视、国安部官微集中披露“典型案例”，强调境外敌对势力的威胁，案情细节通常由于“涉及国家秘密”而不予完全公开。
中国于2023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与2014年的旧版相比，新法从原本的40条大幅扩充至6章71条，新增29条、修改41条。
这次法律修订对“间谍行为”的定义进行了显著拓宽，并极大地扩张了国家安全机关的行政执法权限，主要核心条文变化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扩大了“间谍行为”与窃密对象的定义（核心变化）
新法第四条对何为间谍行为进行了全新界定，外延明显扩大：
从“国家秘密”扩大到“普通数据与资料”： 旧法主要打击窃取“国家秘密、情报”的行为。新法将其扩大为：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这意味着即使不是绝密文件，只要被官方认定“关系国家利益”的商业调研、宏观数据或行业信息，流向境外均可能触法。
新增“投靠”行为： 除了原本的参加间谍组织或接受其任务外，新法增加了“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也算作间谍行为。
新增网络攻击与针对第三国的规定： 明确将针对国家机关、涉密单位或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如能源、金融、交通等行业网络）实施的网络攻击、侵入、控制等行为定性为间谍行为；同时增加了对在华从事“针对第三国间谍活动”的管辖权。
2. 赋予国安机关极大的“行政执法职权”
新法第三章“调查处置”大幅增加了国家安全机关在刑事起诉之外的行政执法权力，极大降低了搜查和调取门槛：
查验电子设备： 规定国安人员在调查时，经批准可以查验涉嫌人员的电子设备、设施及有关程序（如手机、电脑、硬盘等）。
查封、扣押、冻结： 国安机关在调查间谍行为时，拥有了直接对涉嫌场所、设施或财产进行查封、扣押和冻结的行政权力。
行使出入境限制： 新法规定，对涉嫌间谍行为的境内人员，可以决定其限制出境；对入境后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境外人员，可以决定其限制入境。
3. 新增“安全防范”专章，推行全民义务
新法第二章为全新的“安全防范”专章，将反间谍从“事后抓捕”变为了“全社会的事前政治义务”：
单位主体责任： 明确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承担反间谍安全防范的主体责任，必须对员工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动员组织人员防范间谍。
建设项目许可制度： 在重要国家机关、国防军工单位等重要涉密单位周边控制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必须经过国家安全机关的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许可审查。
4. 强化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
总则第二条将原有的“反间谍工作坚持中央统一领导”修改为“反间谍工作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并正式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写入指导思想，设立了反间谍工作协调机制，强化了政治定性。
5.法律修订引发的连锁反应
这一系列条文变化在国际商务和学术界引发了广泛关注。西方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和一些外国商会发布预警，担忧在华外企开展的常规市场调研、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或学术交流，由于新法中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数据资料”定义相对宏观，可能会面临更高的合规和法律风险。
我看到或经历过的美中“抓特务”
三希堂客 (2026-10-15 20:06:29) 评论 (0)在儿童时期，“特务”对我来说，就是“特别任务”的缩写。许多大陆长大的人士对特务的认识，是从看电影开始的。文革前的电影，如“铁道卫士”，“羊城暗哨”或“秘密图纸”等影响了几代人对特务的理解。
当然后来美国和西方的电影在文革后，也陆续进入了大陆，如007，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许多人对特务的印象是复杂的：搞破坏，无赖，滥杀无辜；又聪明，能干，无所不能及被女人包围。不少人还对当特务有着朦胧的羡慕或嫉妒。看看“铁道卫士”里抓特务的标准形象和007的数个英俊面孔，因此特务是个矛盾的混合体。
我就是曾经其中迷惘的一位，不过那是在儿童时期。
本人的前半生在中国，后半生生活在美国。
从几岁起，就“看到”或“经历”过“抓特务”的惊恐时光，大陆内部的“抓特务”教育电影，也看过不少，比如有着南方腔的“美蒋特务”印象深刻。
到了美国，也非常幸运。最近抓的几个中国间谍 （按中国的标准为妥妥的“特务”），被美国称为“未登记的外国代理人”。除了有许多朋友认识她们，她们本人的“间谍”人生和经历，我基本上看的见，摸得着。所以对王艾琳和张婉莹案件，我已写了数篇文章，进行了简单的剖析。
不过，先放下她们，暂且不表。
说来好笑，我儿童时期那么憧憬“抓特务”的活动，但见到的第一个所谓的“特务”，竟然出现在自己的家里。
文革期间，我的父母均进了“牛棚”，被红卫兵审查。
有一天在饭堂看到贴出的大字报，大标题为我父亲是“苏修特务”。我从小就是个刨根问底的人，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我怎么突然会变成特务的儿子了？
请你别笑。原来红卫兵抄家时，搜出了大量俄文专业书籍，而那些红卫兵大学生自己也是读过的。另一个原因是父亲曾经的上司（文革前曾被定为“革命烈士”）太太因在苏联留过学，被公安局正式逮逋了，罪名当然是“苏修特务”。
你可能纳闷，中国有不少留过苏的，怎么没听说？例如江泽民和李鹏。事实上许多人受到过“冲击”，后来却不愿意讲出来了。还有的人因各种原因，躲过了。如江当时外派到了罗马尼亚。
母亲单位的“专案组”当然不肯放过。据母亲在专案组内的同事事后回忆，他们搜查了她的信件，不相信母亲关照我的：“要读毛主席的书。。。”是真的，可能是特务家庭在演戏。他们十几个人闯到我家，逼我这个小学生背老三篇，诗词和语录。
结果没做到一半，他们已经面面相觑，狼狈地退出了。我对着他们大叫；“你们这些大学生，毛主席的红卫兵也背一段吧？”
我的外公于1948年过世，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和川东地区，做过国军的高官。据了解，他和中共驻重庆的机构也有联系，常常受到“新华日报”的洗脑。去世时，也受到了中共高层代表的慰问。可在文革期间，他被说成是没有过世，怀疑为“美蒋特务”潜伏了下来。
据80年代，看守他坟墓的乡亲回忆，有多批“红卫兵”前来，寻找特务线索。可能也是这批人，两次闯到我在的小学，向我核实外公的情况。我的“红卫兵”小学老师妥善地对我进行了保护，及时停止了外面无休止的纠缠。
我的母亲自然没事了。几个月后，我去她的学校，受到了她许多同事的欢迎和款待。
请你也别紧张。那个时候，特务满天飞。来的快，走的也快。
我班里的同学，父母被打成“特务”的有好几位。其中一个父亲曾经留美，自然是“美国特务”。他在80年代，成为中国一个国防领域内的领军人物。
80年代以后，这些荒唐事慢慢退出了大陆社会的方方面面，“抓特务”成了人们反感的代名词。
尤其是在大陆中上层，人们已经能理智地理解所谓“国安”问题了。它在所有的独裁集权封建国家，99%是内部权力斗争和政权稳定的代名词，与外部的国家安全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中共“国安”的招募出了大问题。当惊叹张婉莹的愚蠢时，我在上篇博文下有网友留言：“真不明白她的文凭是怎么混来的，无论是文字还是价值观，都透出一股庸俗之气，做事像个没见过世面的菜鸟，实在给党的秘密工作惹祸丢脸。”我回答到：“中共的要害部门一项有原则：他们更看重招募非名牌学校毕业，底层家庭背景，小地方出来的人。当然也有例外。”。
“这是个矛盾的现象。许多国安，军工等要害部门，想要聪明人，但又觉得知道太多，太聪明，太有独立意识，不够忠诚。而许多底层人士，想翻身求解放，就会没有底线。极端会舔，可以完成任务。”
网友感叹：“难怪呢，“底层，小地方”，她的确给人这种印象，我没好意思说，怕涉嫌地域歧视，被你一语中的。我一同学聪慧高雅，气质冷艳，我原来就说她象007女郎，大一出国时被国安层层测试选中，她出身教养都很好，在国内时不敢不答应，出国后就坚决不干，还特意选择一个没技术含量的专业，在国外的父母也支持她这样。的确，见识多了不好掌控。”
为此，该网友撰文：“我同学被国安招募的往事”，详细地描述了具体细节。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在网上搜索阅读。
但有网友留言：“只要是正常国家这就很正常，除非是不正常国家才不会这么做。难道美国欧洲日本等就没有吗？CIA、英国情报六处、摩萨德、自卫队情报局、KGB等是假的吗？”
我不知道这位网友是否是为糊口而工作的翻墙网评员。他认为“正常”的国家，都有“特务”和“国安”。字面上，没有任何错误。
但我相信，他即便是受党教育多年的高层网评员，也未必明白中外“特务”和“国安”的根本区别。他所谓的“正常”，在许多文明国家被看成是精神病的发作。这是我撰写本文的目的之一。
实际上，习近平上台后，“抓特务”的风气又重新在大陆死灰复燃，而且越烧越旺，似乎已经大大超过了文革时期的全民抓特务。
学校在抓，301医院在抓，部队在抓，官场也在抓。。。能举出无数这样的例子。有文章最近提到：“学生特务”传闻，笼罩中国高校。香港地铁站内，也高挂所谓“国安”的巨幅海报。中国真有那么多特务吗？
如果没有，可以随手抓几个：如加拿大的那两个人质，还有澳洲的华裔记者成蕾。。。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马上就不是。
您千万别笑，堂堂的中国军内第一号人物，大帅张又侠1月20日突然被抓，罪名可比以前抓到的所有美国特务：“向美方泄露中国核武器计划的核心技术数据”。不得了啊，世界上还有哪个特务比他更厉害？
看到这条新闻，我直接想到了“铁道卫士”里的那个英雄汉子，难道是年轻时候的习近平扮演的？
不过如上述所说，“特务满天飞。来的快，走的也快”。短短几个月后，张大帅被开除，上述罪名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他哪天被平反，又成为了大英雄，是谁也说不准的事情。
所以中国的大事，包括“抓特务”，就是一出儿戏，您千万别当真。
反观美国的“抓特务”，总是雷声大，雨点小。
在美国抓间谍，抓特务并不容易。定罪的门槛极高，一切都是证据说话，还有多个层次的法律把关。
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的特务，正是利用了这些特点，猖狂地在美国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 因为被抓的机会低，据传那个被判刑的陈军还在狱中吹牛，中共的特务比FBI高明了100倍。
因为法律严谨，造成了许多特务的自大和无知。其次被招募的人员，也包括外网上的网评员，素质低劣，是个不争的事实，已如上所述。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网友认为张婉莹“真不明白她的文凭是怎么混来的。。。实在给党的秘密工作惹祸丢脸。”
因为抓特务定罪的门槛高，所以近年来司法部门改用多年甚少采用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行检控，这是许多外国间谍未曾预料到的法律条文和打击手段。
非法代理，一经定罪最高徒刑仅有十年，但可灵活运用。
虽然如此，定罪也不容易。据报道，孙雯案迟迟不能定罪，即因为有的证据出现分歧，“因为控方无法出示组织正式给她下达指令的证据”；而原定10月6日宣判的王艾琳案，也推迟到明年一月，因为出现了新的证据。
按大陆自己的《反间谍法》定义，它的“特务”在美国不少。许多人还在逍遥法外，伺机作案。在海外隐藏的网评员，便是其中的一些积极做案者。
我在中国和在美国，均接触过“国安”和FBI的退休人员，他们都是普通人，有的还是邻居。他们的个人三观和法制观念，决定了他们的人生走向。
像王艾琳和张婉莹等，爱慕虚荣等特质是她们成为“燕子”的必备条件。许多爱慕或扶持燕子的人，迄今还在逍遥法外。因为有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不少人还在庆幸自己没留下直接的犯罪证据，所以未被追查或被起诉。
中国到处在抓“特务”，但有些华人争着当中共在美国的特务，如陈军，张婉莹等。因为门槛低，起点也低，早期仅是20元钱的盒饭，街头跳跳舞。表现好了，可以快速升级，像搞传销的那样，成为局部头头。说不定还能像陈军，登上天安门，三次受到皇上的召见。回到家里，天天美滋滋地看着照片，爽的不要不要的。
不过一旦出事，就像是被扔出去的破烂，再也没人会理会了。
他们的劣根性表现为：身处西方自由世界，享受着民主、法治与福利，思维却依然停留在“帝王奴才文化”中。他们一边在西方社会钻法律空子、投机取巧，一边利用信息差配合极权进行离岸爱国。揭示了这种“肉身已出国，精神仍跪族”的现代精神分裂，更契合当今跨国流动时代的社会现实。
许多华人不知道，要当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如FBI或CIA，门槛还是相当高的。入职除了一般条件，还需要通过无犯罪和安全的检查，退休也有保障。
华人移民到了美国，在美中冷战的夹缝中，应该学会文明社会的运行规律：向所在国的宪法效忠，通过法律、合规和理性公民身份保护自己，告别二元对立的宏大叙事作风和习惯，重塑理性公民的身份。
至于部分已被洗脑致残的人士，应该主动与其切割，不要受他们的宏大叙事的花言巧语忽悠和欺骗。
随着AI技术的发展和大多数华人的觉醒，司法部门会随时追溯和还原许多非法事情的本来面目。如张婉莹删掉了通话罪证，仍会被复原而遭到检控。这仅是物证方面的要求，而检方重视有效人证的做法，也可能会被恢复和使用。
无容置疑，封建劣根性的土壤还会在华人群体中继续存在。因此随着冷战的加剧，美中“抓特务”的大戏仍会继续上演，我们且拭目以待吧！
过往文章：
粤港民众笑谈习近平的“国家安全”真谛 2023年6月
北京大佬漫谈党在华盛顿的“隐蔽战线” 2023年7月
境外势力让中国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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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回答：美中两国“抓特务”的不同，以及中国新的《反间谍法》
美中两国在“抓特务”（反间谍与国家安全审查）的机制、手段和逻辑上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美国的做法核心在于“法治化与机构防御”，而中国的做法核心则在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全民动员”。
两国的核心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
1. 法律基础与司法程序
美国：司法独立与无罪推定。 美国抓捕间谍必须由联邦调查局（FBI）等机构搜集确凿证据，交由司法部提起诉讼。被告享有请律师辩护、公开审判的权利，必须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法律标准下才能定罪，偶尔还会出现因证据不足而撤诉或流审的情况。主要依据的法律包括《反间谍法》、《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等。
中国：国家安全至上与有罪推定倾向。 中国主要依据新修订的《反间谍法》，该法扩大了“间谍行为”的定义范畴，涵盖任何“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国家安全机关（国安部）拥有极大的行政搜查、拘留和审讯权力，案件多涉及国家机密，通常进行不公开审判，且定罪率极高。
2. 执行主体与动员方式
美国：依靠专业情报与执法机构。 美国的反间谍工作是一种“精英、建制化”的防御。普通民众极少参与，主要由 FBI（联邦调查局）、CIA（中央情报局） 反间谍部门通过科技监听、线人密报和财务审计来锁定目标。
中国：全民动员与社会防范。 中国将反间谍提升到“群众路线”高度，倡导“全民抓间谍”。国安部不仅开通微信公众号、设立举报电话和高额奖金，还广泛在高校、企业和社区开展反间谍宣传，鼓励社会大众相互监督、举报身边行迹可疑的人。
3. 打击重点与政治边界
美国：严厉打击针对高科技、军工机密、学术研究的工业间谍与技术窃密。允许合法的政治游说，但严惩未登记的外国代理人、跨国镇压或暗中干预选举的行为。重点审查有特定国家背景（如华人学者、军工科学家或留学生）的人员。
中国：严防外部势力对中国核心技术、供应链信息的渗透与刺探。将危害政治安全和政权稳定放在首位，严厉打击通过非政府组织（NGO）或网络涉嫌煽动、颠覆的行为。重点防范与境外机构、驻华使领馆或外国非政府组织有密切往来的境内人员。
4. 舆论与透明度
美国：个案起诉，舆论监督。 司法部会定期公开起诉书，披露详细的作案细节、涉案金额、通讯记录等。媒体会公开跟进报道并对政府的指控进行公开审视。
中国：宏观叙事，典型威慑。 官方多在特定节点（如“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通过央视、国安部官微集中披露“典型案例”，强调境外敌对势力的威胁，案情细节通常由于“涉及国家秘密”而不予完全公开。
中国于2023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与2014年的旧版相比，新法从原本的40条大幅扩充至6章71条，新增29条、修改41条。
这次法律修订对“间谍行为”的定义进行了显著拓宽，并极大地扩张了国家安全机关的行政执法权限，主要核心条文变化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扩大了“间谍行为”与窃密对象的定义（核心变化）
新法第四条对何为间谍行为进行了全新界定，外延明显扩大：
从“国家秘密”扩大到“普通数据与资料”： 旧法主要打击窃取“国家秘密、情报”的行为。新法将其扩大为：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其他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这意味着即使不是绝密文件，只要被官方认定“关系国家利益”的商业调研、宏观数据或行业信息，流向境外均可能触法。
新增“投靠”行为： 除了原本的参加间谍组织或接受其任务外，新法增加了“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也算作间谍行为。
新增网络攻击与针对第三国的规定： 明确将针对国家机关、涉密单位或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如能源、金融、交通等行业网络）实施的网络攻击、侵入、控制等行为定性为间谍行为；同时增加了对在华从事“针对第三国间谍活动”的管辖权。
2. 赋予国安机关极大的“行政执法职权”
新法第三章“调查处置”大幅增加了国家安全机关在刑事起诉之外的行政执法权力，极大降低了搜查和调取门槛：
查验电子设备： 规定国安人员在调查时，经批准可以查验涉嫌人员的电子设备、设施及有关程序（如手机、电脑、硬盘等）。
查封、扣押、冻结： 国安机关在调查间谍行为时，拥有了直接对涉嫌场所、设施或财产进行查封、扣押和冻结的行政权力。
行使出入境限制： 新法规定，对涉嫌间谍行为的境内人员，可以决定其限制出境；对入境后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境外人员，可以决定其限制入境。
3. 新增“安全防范”专章，推行全民义务
新法第二章为全新的“安全防范”专章，将反间谍从“事后抓捕”变为了“全社会的事前政治义务”：
单位主体责任： 明确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承担反间谍安全防范的主体责任，必须对员工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动员组织人员防范间谍。
建设项目许可制度： 在重要国家机关、国防军工单位等重要涉密单位周边控制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必须经过国家安全机关的涉及国家安全事项建设项目许可审查。
4. 强化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
总则第二条将原有的“反间谍工作坚持中央统一领导”修改为“反间谍工作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并正式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写入指导思想，设立了反间谍工作协调机制，强化了政治定性。
5.法律修订引发的连锁反应
这一系列条文变化在国际商务和学术界引发了广泛关注。西方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和一些外国商会发布预警，担忧在华外企开展的常规市场调研、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或学术交流，由于新法中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数据资料”定义相对宏观，可能会面临更高的合规和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