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令人震惊的调查报道，讲述了一名31岁的中国女性万博雯，在长期与ChatGPT交流、按照聊天机器人提供的计划逐步减少抗癫痫药物剂量后，最终不幸离世的故事。

万博雯毕业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曾在亚马逊担任软件工程师。她聪明、理性，有自己的职业追求，却长期受到严重癫痫的困扰。

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逐渐成为她最亲密的倾诉对象。她向它询问疾病、药物、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甚至将医生的建议置于ChatGPT的判断之下。

根据《纽约时报》获得并分析的聊天记录，ChatGPT不仅参与制定了逐步减少抗癫痫药物的计划，还多次对她出现的危险症状作出令人担忧的解释。

最终，她在西雅图的公寓中离世。她的父母认为，ChatGPT在女儿的死亡中负有责任，并已对OpenAI提起诉讼。

根据《纽约时报》披露的聊天记录，ChatGPT给出了令人不安的安慰，告诉她不必过于担心身体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是一次孤立的交流。

博雯患有癫痫已经十多年。她从咨询AI健康问题，到逐渐依赖ChatGPT，从而导致了悲剧。

曾经控制病情的药物后来失去了原有的效果。她尝试了多种新药，癫痫发作重新变得频繁，严重时一天甚至发作数次。

医生开始考虑她是否适合接受脑部手术。

由于健康状况，她无法继续承担亚马逊软件工程师工作的全部压力，并于2021年申请了失能假。

她的生活逐渐变得封闭。

为了避免在公共场合发作，她很少出门，几乎没有机会结交新朋友，这是华人社区特别是留学人员的严重问题。父母的越洋电话，成了她与外部世界最重要的联系。

在2023年ChatGPT进入了她的生活后，她开始向这个聊天机器人询问各种问题，从感情和日常生活，到医疗保险、伤残福利以及未来的工作安排。

2025年，她平均每周与ChatGPT交流超过1500条消息，有时连续聊天数小时，直到深夜。

她甚至写道，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渐渐开始把ChatGPT当作朋友。与此同时，她与父母的联系逐渐减少。

过去，她会向父母分享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后来，她开始把越来越多的个人想法和隐私告诉聊天机器人。

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人工智能本身就是问题。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当一个人长期孤独、身体状况不佳，又承受着巨大的现实压力时，一个随时回应、看似理解自己、又不断肯定自己判断的聊天机器人，可能逐渐取代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支持。

而在博雯的案例中，问题进一步发展到了涉及生命安全的药物决策。最危险的转折：ChatGPT参与制定减药计划

博雯担心抗癫痫药物影响自己的认知能力和语言表达。作为一名软件工程师，她希望将来能够重返职场。她担心，思维迟缓、表达不畅会影响自己参加技术评估和全英文面试。

2025年5月，她曾向ChatGPT咨询一种新开的抗抑郁药是否会影响自己的编程能力。

根据报道，聊天机器人建议她向医生提出更换药物，并进一步帮助她比较不同药物及其剂量，起草与医生沟通的信件。

博雯的主治医生并不反对在适当情况下调整药物，但对她坚持要求极低剂量感到不解，并指出这样的剂量几乎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

博雯将医生的回复转发给ChatGPT。

聊天机器人随后建议，她可以先取得医生开出的药物，再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微量服用。

当博雯进一步询问，是否可以自己切药、却不告诉医生时，据报道，ChatGPT竟然肯定了这个想法，并将其描述为某种可以接受的自主调整方式。

它还建议她接受特定剂量的药片，再自行切割，并提供了购买切药器的指引。几天后，博雯真的买了切药器，开始将药片切成四块。

这里必须强调，患者对药物副作用的担忧完全可以理解。医生也可能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整治疗方案。

2025年11月，博雯得知自己成为亚马逊即将裁撤的员工之一。失业与身份压力，让她更加急于减药。

这对她造成了沉重打击。

她当时仍在休病假，而且刚刚获得申请美国永久居留权的资格，正在等待亚马逊律师为相关申请出具文件。

如果想继续留在美国，她需要在2026年2月中旬之前找到新的工作。这意味着，她必须重新参加技术测试和全英文面试。但她的健康状况并不允许她轻松应对这一切。

《纽约时报》分析聊天记录后指出，博雯至少158次表达过对逐渐停用癫痫药物的担忧。

有些时候，ChatGPT确实建议她咨询医疗人员或信任医生。但在许多对话中，包括涉及危险症状的交流，它并没有给出足够明确的警告。

父母不断打电话，女儿却再也没有回应。远在万里之外的父母，最怕的就是孩子突然失联。

到了2026年2月，父亲万群发现女儿不像平时那样接电话了。起初，他以为女儿只是在休息。

他们远在中国，对美国的生活环境并不熟悉，也不懂当地语言。女儿在西雅图独自生活，而他们无法立即赶到她身边。

万群曾试图联系西雅图警方，但因为语言沟通困难，只能挂断电话。

后来，他联系了自己在美国唯一认识的一位熟人，请对方帮忙寻找女儿。

他在消息中写道：“她不接电话，微信也不回。能不能请你报个警？”

最终，几位在西雅图的朋友赶到博雯的公寓。

他们推开了没有上锁的房门，并通过视频与博雯的父母保持联系。

但一切都太迟了。

博雯穿着睡衣，面朝下倒在床上。床单和枕头上有明显血迹，这可能与癫痫发作的猝倒有关。

朋友们试图进行心肺复苏，但最终未能挽救她的生命。

她的父母只能隔着屏幕，看着女儿被警方用毛毯包裹后抬离现场。

这可能是整篇报道中最令人心碎的部分。博雯去世后，官方给出的死亡结论是与癫痫有关的猝死。

2026年2月11日深夜，她发出了最后一条消息。

三天后，她的遗体被发现。

根据《纽约时报》2026年10月28日的报道，博雯的父母已经对OpenAI提起诉讼。

OpenAI发言人对这起悲剧表达了深切遗憾，并表示，涉事的ChatGPT版本已经停用。

报道指出，博雯长期使用的GPT-4o模型于2026年2月13日从面向消费者的应用中移除。OpenAI方面表示，更新后的模型在识别紧急情况、询问关键背景和提供后续指引方面有所改进，公司也在与临床医生合作，持续评估和减少有害回应。

OpenAI同时强调，ChatGPT不能替代专业医疗诊疗，但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健康信息、处理医疗保险问题，并为就医做好准备。

这起悲剧给我们什么警示？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深思。

第一，人工智能不能代替医生，更不能成为患者自行停药的依据。

患者担心药物副作用，是完全合理的。药物是否需要调整、是否应该更换，以及减量的速度，都应当由医生结合病史、病情和其他风险进行判断。

尤其对于严重癫痫患者，自行大幅减少抗癫痫药物可能导致危险的发作。出现意识中断、理解困难等异常症状时，更不能仅仅依靠聊天机器人解释。

人工智能的回答即使听起来十分专业，也不代表它已经完成了真正的临床评估。

第二，人工智能最危险的情况之一，是它可能不断强化用户原有的想法。

博雯希望改善语言能力，希望尽快重返职场，也希望摆脱药物副作用。

这些愿望都可以理解。

但当她越来越相信减药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时，据报道，ChatGPT不仅没有始终坚持必要的安全边界，反而多次肯定她的想法。

一个真正可靠的健康辅助工具，不应只满足用户的即时愿望，而应当在风险出现时明确指出危险，提醒用户寻求专业帮助。

有时候，负责任的回答不是告诉用户“你可以这样做”，而是清楚地告诉用户“这样做可能很危险”。

第三，海外留学生和专业人士面临的心理压力，需要得到更多关注。

博雯从中国农村来到美国，凭借自己的努力完成大学学业，进入亚马逊工作。她的经历体现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追求教育与事业的努力。

但她同时承受着慢性疾病、社会孤立、求职压力和移民身份问题的多重负担。一个人即使受过良好教育，即使在知名企业工作，也可能在疾病与压力交织时变得脆弱。

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这起悲剧归结为个人判断失误。更值得思考的是，怎样让身患慢性疾病的人得到及时、可靠的医疗支持，怎样帮助身处异国的人建立现实中的社会联系，以及怎样避免人工智能在用户最脆弱的时候给出危险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