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文章中，提及（包括政治领袖在内的）人类弱点， 那就是偏听偏信，犹好那些顺耳的，正向的、有利的拍马屁的话。战争决策容易受到既有信念、政治压力和信息偏差的影响。领导人身边的人可能更愿意报告好消息，淡化不利迹象。久而久之，决策者听到的便是自己希望听到的声音：己方日益强大，敌方即将崩溃，只需再施加一点压力，胜利便会到来。然而，弱者往往拥有更强烈的生存动机、更熟悉的本土环境，以及超出强者预期的承受能力。对强国而言，战争可能是一种可以选择和调整的政策工具；对面临国家存亡威胁的一方而言，抵抗却可能是一场不能轻易放弃的生存之战。双方对战争成本、时间和风险的判断截然不同，正是战争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是超级大国、战斗民族、新兴大国，还是名列菜谱之上的弱势一方，都有必要兼听则明，审时度势地见好就收。下面为昨天发出的《军事胜利的迷思》一文的剩余部分。
和平协议需要双方
无论一方的武装力量多么强大，或者战局多么一边倒，若没有敌方能够接受的条件，战争便无法终结。交战方几乎总能继续战斗--正如塔利班在2002年、2003年伊拉克复兴党人失去了首都和常规军事力量之后那样，也正如德国和日本在1945年本可以做到的那样。这种持续的抵抗有时能戏剧性地扭转局势，塔利班在2021年的境况便是明证。选择继续战斗或许代价高昂，但未必徒劳无功。
如果决策者将谈判视为仅次于军事胜利的次优选择，他们可能会拒绝那些本能缩短战争甚至扭转最终结局的外交试探。喀布尔陷落后，前政权的代表曾接触美国，寻求达成一项能赋予其合法地位并在新阿富汗政局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协议。布什政府认定自己已取得军事胜利，无需与战败之敌讨价还价，因而拒绝了这些提议，并建立了一个将塔利班及其支持者排除在外的政府。其结果是长达二十年的战争、数万人的伤亡、数万亿美元的耗费，以及塔利班的卷土重来--结局远不如2002年达成妥协方案那样符合美国的利益。
川普政府与伊朗的冲突提供了另一个例证。撕毁既有协议、在谈判进行期间发动突袭、以及杀害那些华盛顿认定更愿意谈判的官员--这些都是美国在冲突爆发后的最初几周内采取的行动，而这些手段显然无助于促成协议。对军事胜利的预期导致该政府缺乏结束战事的策略，结果却是不断攀升的代价：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开支、武器库存吃紧以及经济动荡。
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普京发动了一场无法以低成本或快速方式结束的战争。当俄罗斯的这场豪赌在2022年4月宣告失败时，他选择了升级战事，而非谈判。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四个地区的大部地区后；莫斯科自身的妥协空间既被大大压缩。这时的克里姆林宫非但没有认真谈判，反而一再扩大战争规模：轰炸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动员更多兵力，并针对欧洲工业发动了一场破坏行动。所有战争最终都会在谈判桌上结束，但交战方无法随心所欲地促成协议 - 这需要双方都做好达成和解的准备。因此，美国和欧洲采取的任何可行策略都无法结束俄罗斯发动的这场战争。
军事胜利的代价
由于所有战争最终都以某种协议告终，交战的唯一理性目的在于改善停战协议条款，使其对自己有利。然而，美国的决策者却很少将谈判策略与战役规划结合起来。以2009年至2013年美国在阿富汗的作战计划为例，这些计划不仅将负责政治解决方案的国务院官员排除在外，也从未阐明持续的军事行动将如何创造谈判筹码。相反，美军主要被束缚在固定据点，以保障当地民众的安全。这种做法削弱了美国的谈判地位，因为它限制了美军重新部署兵力的能力，也无法根据塔利班各派别谈判意愿的强弱，对其进行可信的威胁或给予奖赏。
如今，美军的体制构建是基于“短期、决定性战争”这一假设的。其弹药储备有限，重建高素质职业化军队的准备工作严重不足，武器装备的储备维护状况也堪忧。这些政策以牺牲长期持久作战能力为代价，换取了短期的杀伤力，并预设美国能够通过摧毁敌方军事力量来迅速结束冲突。然而，如果战争的终结本质上是一场强制性博弈，而敌人往往总能继续抵抗，那么华盛顿便无法仅凭一纸指令就促成短期战争。
面临这一问题的不仅仅是美国的规划者。这种基于军事胜利的“短期战争”假设对各方而言都充满风险。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就不应假定一场速战速决的战役就能结束台海战争。此类战争的持续时间将取决于台北和华盛顿的抉择--北京虽能施加影响，却无法完全掌控。发动一场只有在敌人迅速屈服时才有利可图的战争无异于一场豪赌，极易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最终付出的代价将远超所争夺利益本身的价值。
美国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仅凭少量先进武器的储备就能迅速击败中国军队。如果中国坚持作战，无论美国投入多大的火力，战争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结束。如果台湾选择接受不利条件而非继续抵抗，那么无论华盛顿提供多少援助，最终达成的解决方案都将是糟糕的。美国的军事力量固然能塑造谈判空间，但若无法达成各方均接受且能维护美国利益的协议，仅靠武力便无法赢得战争。
因此，针对此类冲突进行规划时，不能仅仅着眼于舰船、导弹和飞机的数量对比。台海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多重因素：台湾是否有意愿承受轰炸与封锁；北京如何权衡持久战的政治代价与退缩的风险；以及中国军队在半个世纪以来首次面临大规模冲突时的士气与战意。这些变量虽难以像硬件参数那样量化评估，却同样可能决定战争的最终走向。军事力量永远无法完全抹杀对手的主观能动性。忽视这一事实的决策者，往往会发动难以圆满收场的战争，其制定的计划与部署的兵力，也将难以适应实际爆发的冲突。执迷于“军事胜利”的迷思，代价往往极其高昂。
结语
或许，俄罗斯与美国都应换位思考：如果自己面临灭顶之灾，又会如何抉择？同样，乌克兰与伊朗也应审时度势：当对手已经投入天文数字的资金、付出大量生命代价，甚至押上领导人的政治前途时，自己是否应该考虑接受次优的妥协方案？由于太过悬殊的实力，杀戮主要发生在弱势一方自己的土地上，本国是生灵涂炭、承受最大苦难与损失的的一方。
弱者固然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但中国人同样深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当战争摧毁家园，甚至使百姓的基本生存都难以为继时，玉碎又有何意义？捍卫尊严固然重要，但保存生命、延续文明，难道不也是更值得珍视的目标吗？
这不仅是俄罗斯、美国、乌克兰和伊朗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中国大陆，尤其是台湾，不能回避的现实考量。（本段为译者补充。）
* 本文作者之一斯蒂芬·比德尔（Stephen Biddle）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教授，并兼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国防政策兼职高级研究员。本文另一作者萨姆·温特-利维（Sam Winter-Levy）现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技术与国际事务高级研究员。本文第三位作者尤里·茹科夫（Yuri Zhukov）在乔治城大学担任外交与政府学副教授，并兼任该校欧亚、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主任。
参考资料
Biddle, S. Winter-Levy, S. and Zhukov, Y. (2026). The Myth of military victory.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myth-military-victory
军事胜利的迷思（下）
国华P (2026-10-16 07:54:10) 评论 (0)昨天的文章中，提及（包括政治领袖在内的）人类弱点， 那就是偏听偏信，犹好那些顺耳的，正向的、有利的拍马屁的话。战争决策容易受到既有信念、政治压力和信息偏差的影响。领导人身边的人可能更愿意报告好消息，淡化不利迹象。久而久之，决策者听到的便是自己希望听到的声音：己方日益强大，敌方即将崩溃，只需再施加一点压力，胜利便会到来。然而，弱者往往拥有更强烈的生存动机、更熟悉的本土环境，以及超出强者预期的承受能力。对强国而言，战争可能是一种可以选择和调整的政策工具；对面临国家存亡威胁的一方而言，抵抗却可能是一场不能轻易放弃的生存之战。双方对战争成本、时间和风险的判断截然不同，正是战争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是超级大国、战斗民族、新兴大国，还是名列菜谱之上的弱势一方，都有必要兼听则明，审时度势地见好就收。下面为昨天发出的《军事胜利的迷思》一文的剩余部分。
和平协议需要双方
无论一方的武装力量多么强大，或者战局多么一边倒，若没有敌方能够接受的条件，战争便无法终结。交战方几乎总能继续战斗--正如塔利班在2002年、2003年伊拉克复兴党人失去了首都和常规军事力量之后那样，也正如德国和日本在1945年本可以做到的那样。这种持续的抵抗有时能戏剧性地扭转局势，塔利班在2021年的境况便是明证。选择继续战斗或许代价高昂，但未必徒劳无功。
如果决策者将谈判视为仅次于军事胜利的次优选择，他们可能会拒绝那些本能缩短战争甚至扭转最终结局的外交试探。喀布尔陷落后，前政权的代表曾接触美国，寻求达成一项能赋予其合法地位并在新阿富汗政局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协议。布什政府认定自己已取得军事胜利，无需与战败之敌讨价还价，因而拒绝了这些提议，并建立了一个将塔利班及其支持者排除在外的政府。其结果是长达二十年的战争、数万人的伤亡、数万亿美元的耗费，以及塔利班的卷土重来--结局远不如2002年达成妥协方案那样符合美国的利益。
川普政府与伊朗的冲突提供了另一个例证。撕毁既有协议、在谈判进行期间发动突袭、以及杀害那些华盛顿认定更愿意谈判的官员--这些都是美国在冲突爆发后的最初几周内采取的行动，而这些手段显然无助于促成协议。对军事胜利的预期导致该政府缺乏结束战事的策略，结果却是不断攀升的代价：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开支、武器库存吃紧以及经济动荡。
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普京发动了一场无法以低成本或快速方式结束的战争。当俄罗斯的这场豪赌在2022年4月宣告失败时，他选择了升级战事，而非谈判。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四个地区的大部地区后；莫斯科自身的妥协空间既被大大压缩。这时的克里姆林宫非但没有认真谈判，反而一再扩大战争规模：轰炸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动员更多兵力，并针对欧洲工业发动了一场破坏行动。所有战争最终都会在谈判桌上结束，但交战方无法随心所欲地促成协议 - 这需要双方都做好达成和解的准备。因此，美国和欧洲采取的任何可行策略都无法结束俄罗斯发动的这场战争。
军事胜利的代价
由于所有战争最终都以某种协议告终，交战的唯一理性目的在于改善停战协议条款，使其对自己有利。然而，美国的决策者却很少将谈判策略与战役规划结合起来。以2009年至2013年美国在阿富汗的作战计划为例，这些计划不仅将负责政治解决方案的国务院官员排除在外，也从未阐明持续的军事行动将如何创造谈判筹码。相反，美军主要被束缚在固定据点，以保障当地民众的安全。这种做法削弱了美国的谈判地位，因为它限制了美军重新部署兵力的能力，也无法根据塔利班各派别谈判意愿的强弱，对其进行可信的威胁或给予奖赏。
如今，美军的体制构建是基于“短期、决定性战争”这一假设的。其弹药储备有限，重建高素质职业化军队的准备工作严重不足，武器装备的储备维护状况也堪忧。这些政策以牺牲长期持久作战能力为代价，换取了短期的杀伤力，并预设美国能够通过摧毁敌方军事力量来迅速结束冲突。然而，如果战争的终结本质上是一场强制性博弈，而敌人往往总能继续抵抗，那么华盛顿便无法仅凭一纸指令就促成短期战争。
面临这一问题的不仅仅是美国的规划者。这种基于军事胜利的“短期战争”假设对各方而言都充满风险。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就不应假定一场速战速决的战役就能结束台海战争。此类战争的持续时间将取决于台北和华盛顿的抉择--北京虽能施加影响，却无法完全掌控。发动一场只有在敌人迅速屈服时才有利可图的战争无异于一场豪赌，极易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最终付出的代价将远超所争夺利益本身的价值。
美国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仅凭少量先进武器的储备就能迅速击败中国军队。如果中国坚持作战，无论美国投入多大的火力，战争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结束。如果台湾选择接受不利条件而非继续抵抗，那么无论华盛顿提供多少援助，最终达成的解决方案都将是糟糕的。美国的军事力量固然能塑造谈判空间，但若无法达成各方均接受且能维护美国利益的协议，仅靠武力便无法赢得战争。
因此，针对此类冲突进行规划时，不能仅仅着眼于舰船、导弹和飞机的数量对比。台海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多重因素：台湾是否有意愿承受轰炸与封锁；北京如何权衡持久战的政治代价与退缩的风险；以及中国军队在半个世纪以来首次面临大规模冲突时的士气与战意。这些变量虽难以像硬件参数那样量化评估，却同样可能决定战争的最终走向。军事力量永远无法完全抹杀对手的主观能动性。忽视这一事实的决策者，往往会发动难以圆满收场的战争，其制定的计划与部署的兵力，也将难以适应实际爆发的冲突。执迷于“军事胜利”的迷思，代价往往极其高昂。
结语
或许，俄罗斯与美国都应换位思考：如果自己面临灭顶之灾，又会如何抉择？同样，乌克兰与伊朗也应审时度势：当对手已经投入天文数字的资金、付出大量生命代价，甚至押上领导人的政治前途时，自己是否应该考虑接受次优的妥协方案？由于太过悬殊的实力，杀戮主要发生在弱势一方自己的土地上，本国是生灵涂炭、承受最大苦难与损失的的一方。
弱者固然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但中国人同样深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当战争摧毁家园，甚至使百姓的基本生存都难以为继时，玉碎又有何意义？捍卫尊严固然重要，但保存生命、延续文明，难道不也是更值得珍视的目标吗？
这不仅是俄罗斯、美国、乌克兰和伊朗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中国大陆，尤其是台湾，不能回避的现实考量。（本段为译者补充。）
* 本文作者之一斯蒂芬·比德尔（Stephen Biddle）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教授，并兼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国防政策兼职高级研究员。本文另一作者萨姆·温特-利维（Sam Winter-Levy）现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技术与国际事务高级研究员。本文第三位作者尤里·茹科夫（Yuri Zhukov）在乔治城大学担任外交与政府学副教授，并兼任该校欧亚、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主任。
参考资料
Biddle, S. Winter-Levy, S. and Zhukov, Y. (2026). The Myth of military victory.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myth-military-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