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讲到我在加拿大温莎“第一个家”的主要活动。从本篇开始，讲我在加拿大温莎的“第二个家”。由于我的第一个家是多人合租，家属到来之后住不下。所以我搬到第二个家。我在第一个家居住了将近三年，从1986年10月到1989年8月。
第二个家，德裔房东
1989年8月，我去机场接人之前，已经租下一套房子，租金每月400，人来之后立即入住。下面是温莎市地图，地图中的第2点（在中间）是我在加拿大的“第二个家”，离温莎大学较远，每天上班开车要十多分钟。地址是：1118 Chatham St E，Windsor, Ontario, Canada。
图1. 温莎市地图
下图是我妻在“第二个家”楼梯前的留影。
图2. 我妻在“第二个家”楼梯前的留影（1989.9.2）
我在温莎的“第二个家”，是一座白色的二层小楼，面对街道。楼下是房东的库房，楼上是我们的住房：一室一厅一厨一浴。我与我妻住卧室，我儿在厅里放一张单人床。客厅里放一张餐桌和椅子，还很宽敞。楼梯在房外，房外还有草坪，可以安放野餐桌和椅子。
房东是个加籍德裔老头子，身强力壮，除草铲雪都自己干，从不雇人，讲英语带有浓重的德语口音。房东太太是英国后裔，讲话是标准的美式英语。房东太太开玩笑说，二战时，两人是敌对双方。其实他们都是平民百姓，为逃避战祸才移民到加拿大。
我们在温莎的“第二个家”，享受大半年的美好时光。每天下班回来，都有香甜可口的饭菜。周末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秋季是丰收的季节，我们摘草莓，摘苹果。我妻经常在草坪上舞剑。周末到郊外观光。下图是我妻与我儿在果园里摘草莓，再下图是我妻在草坪上舞剑。
图3. 我妻与我儿在果园里摘草莓（1989.9.20）
图4. 我妻在草坪上舞剑（1989.10.1）
下图是我妻在郊外花室里买花。
图5. 我妻在郊外花室里买花（1989.10.22）
下图是我们在果园里摘苹果。
图6. 我们在果园里摘苹果（1989.10.28）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到来了，我们照例参加圣诞节的庆祝活动。1989年12月28日，大部分中国留学学生都到塞蒙斯家参加圣诞节宴会。下图是我们与塞蒙斯夫妇（Mr. & Mrs. Salmons）在圣诞节宴会上的合影。
图7. 我们与塞蒙斯夫妇的合影（1989.12.28）
下图是我们与莱莫尔夫妇（Mr. & Mrs. Reimer）在圣诞宴会上的合影。
图8. 我们妻与莱莫尔夫妇的合影（1989.12.28）
圣诞节（1989.12.25）后就是新年（1990.1.1），我们数学系的中国留学生到黄起常教授家里欢度新年。下图是我们在黄教授家里参加晚宴。
图9. 我们在黄教授家里参加晚宴（1990.1.1）
新年之后不久就是中国传统的春节。1990年1月27日晚上，中国留学生联谊会在学校大礼堂举办春节晚会，大家都盛装出席。我妻向来都是文娱活动积极份子，很高兴地在晚会上唱歌，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下图是我与我妻我儿在春节晚会上的合影。
图10. 我与我妻我儿在春节晚会上的合影（1990.1.27）
下图是我妻在春节晚会上唱歌。
图11. 我妻在春节晚会上唱歌（1990.1.27）
下图（左）是我们在春节晚会上的合影，下图（右）是我们与方伟夫妻在春节晚会上的合影。
正当我们沉浸在幸福欢乐生活的时候，突然发现“钱不够化了”。原先我到温莎大学读博的时候，财务来源有三条：第一是“奖学金”（Scholarship），第二是“助教”（Teaching Assistant, TA），第三是“助研”（Research Assistant, RA）。
“奖学金”不是给现金，而是付“学费“（Tuition）。外国人的学费很高，是本国人的四倍。“助教”的工作在秋季和春季八个月，每周给本科生批改作业，期中和期末考试，监考和阅卷评分。“助研”在夏季四个月，本科生没课。但是导师出钱，做研究，写论文。
这三年下来，学费生活费全都解决了。如果勤俭一点，计划一下，不仅够用，还有剩余。但是，家属来了之后，财务状况大不一样。原先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过期食品，市场烂菜”，都可充饥。现在是“全家到来，生活正常”，现有收入，难以为继。
恰在此时，我的导师休年假，是大学教授的“带薪离开”（Sabbatical Leave）。他到欧洲和印度去讲学。我趁机到校外打工。所谓“校外打工”，实际上，是到中餐馆洗碗端盘子，到杂货店干零活，到洋人快餐店送外卖，到赌场停车场监督泊车。
这些都是“打黑工”，不合法。但是政府对此“睁眼闭眼”不认真，所以，多年来已成习惯。我曾经“洗过几天碗”，累的直不起腰，不干了。也曾经“送过一次披萨”，但找不到地址，顾客投诉，老板另派人。我的那份自己买了。干了一晚，没挣到钱，只挣一披萨给妻儿。
我在报纸上偶然发现一份工作“送报纸”，是美国“底特律新闻”（Detroit News）和“自由出版报”（Free Press）这两种报纸。于是，我与老板（美国人）联系。他对应征者提出三条要求：
第一，必须有车。第二，能起早，5点拿报，7点送完。第三，在校学生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工作。我回答，前两条绝对没问题。第三条也没有问题，因为我的课程全部结束，现在正撰写论文，时间很机动，保证不会耽误读者早晨读报。于是，我开始了“报童”生涯。
当时，我妻已经考上驾照，为了加快送报速度，我又再买了一辆二手车，给我妻开。每天早5点，在固定的路线上，我从头，她从尾，两人对着开，到中间会合，然后回家。上午睡觉，下午工作。一干就是一年，解决了全家的生活费问题。
全家生活费的问题解决了，日子还要正常过。我妻参加英语补习班，下午或者晚上，每次两三个小时。同时她还可以有融入社会和提高英语的机会。下图是我妻与英语补习班老师的合影。
图13. 我妻与英语补习班老师的合影（1990.3.7）
有一次，我们到霹雳角国家公园游玩了一天，下图是我妻在霹雳角的“龙摆尾”处“抓鱼”。我们不会钓鱼，是别人“钓而不吃”，我妻向人家要来的。当天晚上，全家饱餐了一顿“红烧鱼”。
图14. 我妻在霹雳角的龙摆尾处“抓鱼”（1990.6.9）
1990年6月10日，又是温莎大学的毕业典礼日。我系黄美玲获得博士学位，大家为她庆祝。下图是我们在大礼堂外的合影，（左6）是黄美玲，（左5）是我妻，（右1）是我。
图15. 庆祝黄美玲（左6）博士毕业的合影（1990.6.10）
1990年6月10日，为了庆祝黄美玲博士毕业，我与我妻特地在餐馆里设宴，并邀请我系的全体中国留学生参加。下图是我们在餐馆里举行会餐。图中（左1，2）是黄美玲与女儿，（右1，2）是我与我妻。
图16. 为了庆祝黄美玲博士毕业的宴会（1990.6.10）
1990年9月29日，是传统的中秋节，这是除了春节和新年之外最重要的节日，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照例举办中秋晚会。大家都兴高采烈，积极参加。我妻也照例为大家唱歌，增添节日气氛。下图是我妻在中秋晚会上唱歌。
图17. 我妻在中秋晚会上唱歌（1990.9.29）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又到来了，我们照例参加庆祝活动。下图是我们与莱莫尔夫妇（Mr. & Mrs. Reimer）的合影。（右1）是我，（右2，3）是莱莫尔夫妇，（左3）是我妻，（左1，2）是赵雅生夫妻，前排的两个小女孩，是赵雅生的两个孪生女儿，我一直分不清谁是谁。
图18. 我与我妻与莱莫尔夫妇的合影（1990.12.28）
1991年2月9日，一年一度的中国春节又来到了。我们依照惯例，参加春节晚会。下图是我妻在春节晚会上高歌一曲。
图19. 我妻在春节晚会上高歌一曲（1991.2.9）
我在温莎的第二个家，毕竟离学校较远。步行至少40分钟，开车虽然十几分钟，但是泊车困难。学校附近的几条街，可以免费泊车，但是非常拥挤。每天早晨必须很早出发抢泊位，晚了找不到免费车位。花钱泊车又不合算，所以想起了校园内的已婚学生宿舍。
第三个家，学生宿舍
刚好此时已婚学生宿舍有空位，于是我们搬到了我在温莎的“第三个家”。第三个家是一座黄色的三层楼（见下图），楼外有免费停车场。我们住二层一个单元，一室一厅一厨一浴，房租每月450加元。我们还和以前一样，我与我妻住卧室，我儿在客厅角落放一张床。
图20. 我在温莎的“第三个家”- 已婚学生宿舍
“第三个家”在温莎的位置，见前面温莎市地图中的第3点（校园北端）。地址是：26-270 Patricia Rd., Windsor, Ontario, Canada。
我的导师已经休假回来，我也集中精力撰写毕业论文。每天的生活，又恢复成“三点一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完成博士论文的主体部分。我与导师联名投稿到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研究生院可以资助我的旅行费用，条件是：文章内容必须是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会议的时间是：1991年10月24-25日，地点是：华盛顿的“奥姆尼大酒店”（Omni Hotel）。真巧了，正是我四年前随团游在华盛顿的住处。于是，我开始了华盛顿会议的长途之旅。这次我决定开车前往，带上我妻一起旅游。首先，我们在纽约停留，住两晚，玩一天。
下图是1991年10月22日（我出国5周年），我与我妻在纽约的一个广场里，在一个老鹰雕像下留影纪念。
图21. 我与我妻在纽约老鹰雕像下留影纪念（1991.10.22）
1991年10月24日，上午10点，该轮到我作报告。我对报告的内容，早已“瓜滚烂熟”，我的英语口语，比起四年前的多伦多会议，已经大有长进。讲完之后，听众提出的问题，我也对达如流，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下图是我在华盛顿会议上做报告。
图22. 我在华盛顿会议上做报告（1991.10.24）
下图（左）是华盛顿会议论文集的封面，下图（右）我们论文的首页。
图23. 华盛顿会议论文集的封面（左），与我们论文的首页1991.10.24）
当天晚上，大会主席举行招待酒会。新老朋友，欢聚一堂，频频举杯，祝贺成功。下图是我（右）与大会主席（中）的合影。大会主席杜利克波维奇博士（Dr.Dulicbovich），美国宾州州立大学（Penn State University）教授，也是我明年博士论文的校外审稿人。
图24. 我与大会主席（中）的合影（1991.10.24）
图中左边的那个人是中国西北工业大学教授谷传纲，开会头一天晚上来到我的房间，互递名片，聊了一个多小时。会后一个多月，还曾经给我来过信。再到后来，就断了联系。下图是我与我妻，同一个参会的德国教授施耐德（Dr. Schneider）的合影。他在德国的一个航空研究院工作，称为德国的“太空总署”（NASA）。会后，我把这张照片寄给他，他回信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都是用英文。
图25. 我与我妻同德国教授的合影（1991.10.24）
1991年10月25日，我与我妻在华盛顿游玩了一整天，下图是我们在白宫后门外的合影。
图26. 我与我妻在白宫后门外的合影（1991.10.25）
下图是我与我妻以华盛顿纪念碑（颜色太浅看不清）为背景的合影。
图27. 我与我妻以华盛顿纪念碑为背景的合影（1991.10.25）
下图是我妻在越战纪念碑前与两个小女孩的合影。在纪念碑的黑色大理石表面上，镌刻着越战阵亡美军官兵的名字。我妻常常临时“拉郎配“，看来两个小女孩不是很乐意合作，但是被临时拉来照相，表现得也很无奈。
图28. 我妻在越战纪念碑前与两个小女孩的合影（1991.10.25）
下图（左）是我与我妻在国会大厦前面的合影。下图（右）是我与我妻在阿灵顿国家公墓里的合影。后方的“人字形”建筑物，是肯尼迪总统的陵墓，门前有不灭的“长明火”。在我中学的认知里，肯尼迪是个“大坏蛋”，但在美国人的认知里，肯尼迪是个“大英雄”。
图29. 我与我妻在国会大厦前（左），与阿灵顿公墓里（右）的合影（1991.10.25）
我在温莎的同学和朋友不少。但是交往多的没留下照片，留下照片的交往不多。符合这两条的只有郭东升了。他是在校园草坪上见到我妻舞剑，上前攀谈时认识的。听说丈夫是哈军工的，顿时来了兴趣，常到我家做客，下图是我（右）与郭东升（左）在我家的合影。
图30. 我与郭东升在我家的合影（1992.4.7）
郭东升是我在哈军工的同学，比我低一级。他在飞机系，我在导弹系，两系在同一栋大楼。但在哈军工的时候，我们没有私人交往。文化大革命时，不知什么原因，说他是“小特务”，拉到舞台上批斗。所以他在哈军工很出名，连我都知道他的名字。
出国后，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Norte Dame University）物理系博士毕业，到温莎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想一下，飞机系的基础，物理系的博士，难度可想而知。但是不仅如此，他的目标是“诺贝尔奖”，他的同学说他是“诺贝尔迷”。
2003年，哈军工校友在北京召开纪念哈军工成立50周年校友会，他也参加了。他与我大谈哈军工校友会如何热闹，闭口不谈当年哈军工的生活。他讲得“头头是道”，我听得“莫名其妙”。我们都“心照不宣”，四十多年前哈军工的日子，好似上一辈子的事情。
1992年，是我入学哈军工三十周年。我在温莎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终于顺利地通过了。1992年10月17日，温莎大学在校体育馆举行毕业典礼，全校师生都盛装出席。我也穿上礼服，带上礼帽，参加毕业典礼。
下图（左）是博士毕业论文的封面，下图（右）是博士毕业论文的封二。
图31. 博士毕业论文的封面（左），与封二（右）（1992.10.17）
下图是我在温莎大学毕业典礼上的留影。
图32. 我在温莎大学毕业典礼上的留影（1992.10.17）
下图是我与导师在温莎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合影。
图33. 我与导师在毕业典礼上的合影（1992.10.17）
下是我与我妻在温莎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合影。
图34. 我与我妻在毕业典礼上的合影（1992.10.17）
博士毕业后，我没有到外边找工作，而是留在温莎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我的另外两个儿子即将到来与我们团聚。一方面，我不再是学生，校园内的已婚学生宿舍，我的资格不够了。另一方面，一室一厅的房子，全家五口人也不够用。于是，我开始寻找新家。
第四个家，两室一厅
恰好，有几个中国人毕业回国，腾出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于是，我就租下了这套房子。地址是：2-191 Askin St，Windsor，Ontario，Canada。房租每月400，与现住址隔两条街。这是我在温莎的“第四个家”，第四个家的位置，见前面温莎市地图中的第4点。
我在“第四个家”一直住到1995年。因为我在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Calgary, Alberta）找到了新工作，所以离开温莎。在此之后，我妻与我儿仍然住在“第四个家”。下图是我与我妻在温莎“第四个家”门前的合影。
图35. 我与我妻在温莎“第四个家”门前合影（1994.4.16）
1993年秋，我在国内的两个儿子来到加拿大与家庭团聚。我的“第四个家”刚好够用，我与我妻住一室，三个儿子住一室。两个儿子在国内上大学，英语“读与写”没问题，但是“听与说”有问题，语言环境不够，口语吃力。所以先上英语补习班，然后进大学。
老大在中国科技大学念机械工程，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拿到毕业证书。所以安排他在温莎大学念机械工程念本科。看起来有点吃亏，但是读起来容易，而且本科生与社会相容性高，毕业后就业也容易。
老二在国防科技大学念计算机，由于环境较好，顺利拿到毕业证书。所以安排他在温莎大学念计算机硕士，导师是我的朋友李力武教授。这样，他可以获得“助教”和“助研”的工作，学费和生活费都可以自理。
老三是四年前来到加拿大，当时真正在念中学。现在已经毕业，考进伦敦的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UWO, or just Western）。西安大略大学位于伦敦（London），在多伦多与温莎之间，距离温莎两个小时的车程。
老大与老三的学费，第一年我给支付。由于他们都是合法的永久居民，所以是加拿大人的低学费。第二年，他们都获得了安大略省的免税学生贷款。至此，三个儿子的就学问题全都解决了，我也松了一口气，可以轻松一下，适当地游玩了。
每年的7月初，底特律河两岸的城市底特律（Detroit，USA）和温莎（Windsor，Canada）都会庆祝一个共同的节日“国际自由节”（International Freedom festival）。加拿大的国庆日是7月1日，美国的国庆日是7月4日，国际自由节从6月30日至7月5日。
国际自由节的一个重要项目是两个城市联合举行的“国际自由节大游行”（Grand Parade of International Freedom festival）。庆典每年都有，但我忙于别的事情，顾不上参观。今年（1994）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所以有时间，也有兴致参观游行了。
下图是1994年6月30日国际自由节大游行的队伍，横幅是国际自由节。
图36.“国际自由节大游行”的队伍 - 1（1994.6.30）
下图还是1994年6月30日国际自由节大游行的队伍，队伍前列是加拿大国旗和美国国旗。
图37.“国际自由节大游行”的队伍 - 2（1994.6.30）
我的第三个儿子考上伦敦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in London）。我曾经委托朋友叶鸿林（当时在那里读博）照顾他，但还是不太放心。1994年10月7日，我们开车到伦敦去看望老三。看到他已经进入正常的学习生活，我与我妻都非常高兴。
下图是三兄弟在伦敦西安大略大学校园里的合影。
图38. 三兄弟在伦敦西安大略校园里的合影（1994.10.7）
下图是我们在伦敦西安大略大学校园里的全家福。
图39. 我们在伦敦西安大略校园里的全家福（1994.10.7）
不久，我们全家都获得了加拿大公民的身份（Canadian Citizenship）。1994年5与13日，我与老三获得了加拿大公民的身份，我妻当时回国探望父母，错过了那次机会。下图是我（中）与老三（左2）在公民身份颁发仪式上与法官（右2）的合影。
图40. 我与老三在公民身分颁发仪式上与法官的合影（1994.5.13）
1994年10与13日，我妻获得了加拿大公民的身份，下图是我妻（中）在加拿大公民身份颁发仪式上与法官（左1）的合影。
图41. 我妻在加拿大公民身份颁发仪式上与法官的合影（1994.10.13）
老大老二在下一年也颁发了加拿大公民的身份。下图是兄弟三人于1994年9月16日在温莎大学校园里的合影。
图42. 三兄弟在温莎大学校园里的合影（1994.9.16）
1995年5月16日，是我51岁生日，也是我即将去新加坡开会，去日本学术交流的前夕。同时也是我即将离开温莎，到卡尔加里新工作就职的前夕。三个儿子暗中商量好了，要为我搞一个“与众不同，别开生面”的祝寿活动：到霹雳角玩一天，到中餐馆吃一顿。
下图是三兄弟在霹雳角公园北纬42度线标记旁的合影。
图43. 三兄弟在霹雳角公园北纬42度线标记旁的合影（1995.5.16）
下图是三兄弟在霹雳角公园龙摆尾处的合影。
图44. 三兄弟在霹雳角公园龙摆尾处的合影（1995.5.16）
看到孩子们这样孝顺，心中自然感到安慰。我几十年的奋斗，不就是为全家的幸福生活吗? 看起来，我的辛苦没有白费，他们的孝心就是最好的回报。但是细想起来，我的心中还是有些内疚，对于三个儿子的成长经历，有些“治家不力”的感慨。
他们上小学的时候，我却外出读研，只有春节才能回家过年，使得他们幼年时缺少“父爱”。他们上中学的时候，我却出国留学。在他们人生的关口，难以为他们严格把关，致使他们都出现过“青春叛逆”。现在他们来此团聚，我却又要远离，到新的地方继续奋斗。
此事虽然“情非得已”，但也“难以割舍”。对于他们的“婚恋”，我曾按照自己的观念，为他们“撮合”，但是不太懂得他们的想法。致使他们多次恋爱，结婚又离。现在的配偶，都不是初恋。在“结婚离婚”的事情上，他们都超过老爸，都曾经“离过婚”。
这次“别开生面”的庆生，既是孩子们的“孝道”，也是对老爸的“惜别”。更是对老爸的“鼓励”，让老爸免除“后顾之忧”继续奋斗。作为一个父亲，有这样的儿子们，值了。我很少当面表扬孩子们，但是“茶壶里煮饺子”，心中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