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常的观念里，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不管是作为西方国家和文化的代表、基督教文明产物，还是G7成员国家、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以及边境不设防的邻国，甚至因为很多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都具有两国的双重国籍，所以让世界以为两国一直都是特别盟友的关系。如果将这一观念作为思考问题的前提，那么当川普总统发起贸易战，甚至几次三番地说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以及多次挑衅地称加拿大总理卡尼是加拿大州长时，就显得很不正经、很冒犯、很粗暴，完全不配称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也成了美国和加拿大关税战、贸易战的麻烦制造者，而加拿大卡尼总理的多次义正言辞的反击，也就更加具有正当性、正义性。但如果深入历史，考察两国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在这些观念和表面现象外看到更多、更深层次的东西。
第一，前期的分合博弈
作为前美国和前加拿大时期，也就是在北美13州独立前，是不分美国和加拿大的，只分为英国和法国的领地或殖民地，但是随着1713年安妮女王战争（属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一部分）结束以及《乌德勒支和约》的签订，英国获得法国割让的现今属于加拿大的纽芬兰、新斯科舍和哈德逊湾周围地区；又因为1763年英法签订《巴黎条约》和英国颁布《1763年皇家宣言》，原属于法国的魁北克殖民地正式归属英国，并与佛罗里达以及北美13州，并列而成为隶属于大英帝国但又相对独立的北美各州。
1774年，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为安抚魁北克地区的法国人，议会出台了《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其中不但允许保留法国民法、法语，还承认了罗马天主教的合法地位，并将将五大湖以南、俄亥俄河以北、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广阔俄亥俄谷地全部划归魁北克省管辖。
这个法案，属于英国议会在1774年颁布的《强制法令》中的一个，也是被后世作为探讨独立战争起因最被低估的一个，因为相比于《波士顿港口法》《马萨诸塞政府法》《司法法》《驻营法》来说，它对13州的地域西扩、天主教合法化和扩大化并危及新教在北美的地位，都造成巨大挑战和损害，甚至遏制了富兰克林及其任新泽西总督的儿子等人在俄亥俄河南岸建立一个新殖民地——凡达利亚的计划，也直接将1773年波士顿那种倾茶报复事件，上升为北美13州是否要与母国政府作战和独立的重大军事、政治事件，并催生3个月后的第一届大陆会议的召开。
第一届大陆会议上，13州代表决定极力拉拢魁北克和大西洋西岸的几个省，但各省均以各自的理由或拒绝或中立。于是为了解放魁北克，也是为了防备英国会利用圣劳伦斯河、哈德逊河运送援军，大陆军在1775年9开始远征魁北克，结果在攻城中吃了败仗，也让魁北克成为北美第14州的愿望泡汤了。从此，魁北克转而坚定效忠英国、民兵积极协助英军防御；新斯科舍省议会和大多数民众同样选择向英王效忠，并加强了对阿卡迪亚地区以及哈利法克斯港口的防卫，使其成为英国海军在北美最重要的反攻基地；圣约翰岛（今爱德华王子岛）与纽芬兰完全倒向英国，并协助英国海军攻打大陆军；包括易洛魁联盟、阿贝纳基人等原住民，也由战争初期保持中立转向支持英国。
按说这一仗后，就注定了属于加拿大的这几个省就与13州或美利坚无缘了，但是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并未轻言放弃，1777年11月15日通过的《邦联条款》第十一条中明确写道：“加拿大如参加此邦联，并参与合众国行动，应予接受加入，并享有此联盟之一切权益；但除非有九个州同意，不得接受其他殖民地加入此邦联。”从这个条款内容上看，加拿大那时虽然已经作为敌对面而存在，但在13州代表那里，仍然具有其他殖民地不具有的“最惠国待遇”，仍然是被美国敞开大门免检式地随时欢迎加入的。
美国人的这个一厢情愿，在独立战争结束的《巴黎条约》仍有体现。比如谈判初期，美国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向英国提出，把整个魁北克让给美国，以此作为实现永久和平的条件，但遭到英国的坚决拒绝。最终，双方同意以圣劳伦斯河航道中心线、安大略湖、伊利湖、休伦湖和苏必利尔湖（即五大湖）以及北纬45度线作为美加边界。这一边界的划分，对于1774年的《魁北克法案》所划定的魁北克管辖的俄亥俄谷地或西北领地来说，大大被缩减。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想要全面接管加拿大的企图没有达成，但面积约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今天的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大部土地，还是如愿以偿了。当然这个如愿以偿，不是从加拿大拿走的，而是从英国那里分割出去的。同时，美国国民享有在纽芬兰大浅滩（Grand Banks）、圣劳伦斯湾以及加拿大其他海岸附近海域捕鱼的权利和自由，并允许美军在未定居的拉布拉多和新斯科舍海岸晾晒和腌制捕获的鱼类。还有就是美国获得了五大湖与密西西比河的通航权。这一条约的另一后果是，约有4-5万保王党人从美国逃往加拿大，并直接改变了加拿大的人口结构。于是，英国在1784年从新斯科舍省分出新不伦瑞克省，并在1791年将魁北克省分成了上加拿大（以英语为主，今安大略省）和下加拿大（以法语为主，今魁北克省），从此奠定了现代加拿大的国家雏形。还有原居住在美国东北部的大量亲英的原住民，被迫向北迁移至加拿大境内，比如很多易洛魁人，就在安大略省南部的格兰德河地区定居了。
1812年由于英法之间冲突，英国为了封锁法国，也强制搜查了美国船只。为了抗议和反制英国，美国试图通过攻打加拿大来逼迫英国让步。而且托马斯·杰斐逊等政客多认为，加拿大人深受英国压迫，只要美军踏上加拿大土地，当地人就会把美军当作“解放者”并顺理成章地加入美国。结果这一政治设想，经过底特律之围、昆斯顿高地战役、海狸水坝战役验证，完全失败，还催生出了加拿大历史上著名的家喻户晓的国家英雄。比如劳拉·西科德（Laura Secord），其形象被刻在纪念币、邮票和各地雕像上，老字号的高端巧克力及冰淇淋品牌就是Laura Secord。比如原住民领袖泰库姆塞（Tecumseh），被视为捍卫美洲原住民权益与尊严的传奇英雄，加拿大和美国的多处纪念碑、地名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比如2026年4月，因美方大幅加征关税等贸易摩擦而陷入外交僵局，加拿大总理在一次讲话中，手持英军指挥将领布洛克（Isaac Brock）雕像，意思是只要加拿大人像1812年战争中英语系、法语系居民及原住民那样团结，“就能抵御来自美国的经济威胁”。
几场败仗下来，被激怒的美军于1813年占领了上加拿大的首府约克（York，即今天的多伦多），焚毁了当地的议会大厦和公署。为了报复，1814年英军占领美国首都华盛顿时，也烧毁了白宫和国会大厦。这一仗，虽然后来在条约中恢复了战前的边界，但在加拿大人的心里埋下了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同时也增强了加拿大人的国家凝聚力。如果不懂得这些历史，不会理解为何在关税战中，多数加拿大人反美情愫那么高。
历史还没完。在1841年将上、下加拿大合并为“加拿大省”后的5年，也就是1846年，英国为了转向自由贸易，废除了《谷物法》。这意味着加拿大运往英国的小麦、面粉和木材等，不再享有保底的低关税优惠。蒙特利尔的商人们瞬间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萧条，他们认为加拿大太小、资本不足，于是民间自发成立“兼并协会”（Annexation Association），1849年10月该协会发表《蒙特利尔并吞宣言》，呼吁加拿大与美国进行和平、合法的政治合并，以便刺激运河和铁路建设、吸引美国资本、提高土地价值、解决困扰殖民地的法裔与英裔之间的政治僵局。
面对这一“向美国投诚”的举动，时任美国总统、辉格党人扎卡里·泰勒，采取严守中立、不主动干涉的政策。国会中的南方议会成员普遍反对，北方议员中支持的也不多。《纽约时报》《纽约先驱报》甚至发表社论指出：加拿大应该先向英国争取独立，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后，再来谈加入美国的事。
历史的另一面是，这一运动未获得大多数普通加拿大人，尤其是“保皇党”（Loyalists）后代的支持，大多数法裔天主教徒担心自己文化和语言保不住，还会受到新教的同化。这场由加拿大人发起的“投怀送抱”，最终在1854年签订的自由贸易的《加美互惠条约》（Reciprocity Treaty）中落幕。
二、美加互惠与贸易冲突的历史
尽管1854年时，距离《英属北美法案》（安大略、魁北克、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四个省合并为一个自治领）通过的加拿大内政自治的1867年，还有十几年，但具有摆脱英国性质的《加美互惠条约》的签订，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加拿大已经作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开始独立门户。
当然，我在这里要强调的《加美互惠条约》，并非是出于政治、经济层面的意义，而是作为如今美加贸易战、关税战的历史参考。也就是，我们今天到底该怎么评判两国贸易、关税战的政策及其是非、利弊，以及价值判断背后的学理依据？
《加美互惠条约》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美国向加拿大开放了市场，打破了美、加之间的贸易壁垒，实现了“土地、矿产和海洋”产品的自由流动。作为互惠的一面，美国也得到了加拿大的资源。为了更具体地呈现这一条约的内容，我分列几类来说一下：
在条约的核心条款上规定，两国间的大部分初级产品和天然资源互免进口关税。免税清单中的农产品包括：谷物、面粉、蔬菜、水果、牲畜、肉类、黄油和奶酪等；自然资源包括：木材、煤炭、非加工矿产和原油等。工业制造品被排除在免税清单之外，其中加拿大对美国制造品征收大约12.5% 至15%的从价税，美国依据1846年的《沃克关税法案》（Walker Tariff Act）征收，平均税率在20%至30%左右。这个税率，虽然是美国已经调低原来更高关税的结果，但还高于加拿大，看上去不大公平，不过由于当时加拿大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所以做比较也没有太大意义。
条约的第二项内容涉及渔业权互相开放，加拿大允许美国渔民进入英属北美（如新斯科舍、纽芬兰等大西洋沿岸）的近海渔场捕鱼。作为对等，加拿大渔民也被允许进入美国大西洋沿岸（北纬36°以北，约至北卡罗来纳州）的水域自由捕捞。这不仅是一个渔业捕捞的问题，实质还化解了两国此前因大西洋渔场捕捞权几乎要爆发的武装冲突。
第三项是打破了过去的水路主权限制，开启主要水路的共同自由通航，比如加拿大的圣劳伦斯河及相关运河向美国船只完全开放，允许其自由通航。作为五大湖唯一属于美国的密歇根湖，也向加拿大船只开放，两国共同利用五大湖到大西洋的黄金航道。
作为北美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由贸易协定，自签订后就让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额爆发式增长，也解救了因为英国废除《谷物法》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造成的加拿大的经济危机。
按说这样一个双边互惠的条约，如果一直持续下去，两国真的就可以冰释前嫌，成为绝对的盟友关系。不幸的是，1857年全球性的经济大恐慌也席卷了加拿大。为了缓解财政，包括筹集资金修建横贯东西的大铁路，加拿大为了刺激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在1858年单方面通过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凯利-加尔特关税法案》（Cayley-Galt Tariff），连续大幅提高未被纳入《互惠条约》的制造品税率。比如完全加工的制造品，税率直接被提高到了20%；半加工的制造品，税率提高到了10%。这项关税，立即引起了英国的强烈不满，美国的制造商，特别是五大湖地区的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的轻工业和钢铁厂，感到被出卖了。他们愤怒地向国会控诉：“加拿大靠着条约把他们的农产品和木材免税倒卖到美国赚大钱，却反手对美国运往加拿大的火车、服装、靴鞋和农具加征20%的重税！”
为了应对1857年的经济大恐慌，为了保护美国国内产业，也是为了报复加拿大，美国国会于1861年通过了《莫里尔关税法案》（Morrill Tariff），将美国的进口关税大幅拉高。具体如何提高的呢？我列举一些数据做个对比：1857至1860年美国的平均税率约为17%（从价税），在当时是世界上最低的之一，新税法实行后，这些平均税率提高到约26%（从价税），应税商品的税率从此前的21%上涨到36%。到1865年，税率进一步提高，分别达到38%和48%。这让当时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遭受巨大打击，也让加拿大制造品对美出口遭遇灭顶之灾。
公平地说，在这场关税战中，加拿大是理亏的，无怪乎国会争论时，美国北方议员明确表达了对加拿大“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不满。或者，当时如果不是因为民主党控制参议院，该法案会更早通过。而且，因为存在这样的不满，美国内战临近尾声的1864年12月，也是《互惠条约》签署第十年的届期，美国众议院、参议员先后以85:57、33:8高票通过解除《互惠条约》的联合决议案。1865年1月18日，时任总统林肯签署，正式向英国及加拿大殖民地发出了为期一年的终止条约通知。
《莫里尔关税法案》及1866年《互惠条约》被废除，无异于一次“经济断奶”，让加拿大陷入巨大的经济阵痛和全面的产业危机中，尤其是木材、农业、大西洋渔业等核心支柱产业瞬间陷入萧条，资本大量外逃，人才大量外流，包括太平洋大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停滞。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经济分析显示：从1866到1890年代加拿大西部大开发（草原定居潮）之前，整个加拿大经济都处于相对缓慢、低迷的增长期。
当然，加拿大各省的领导人，也不想陷在低迷期拔不出来，于是决定消除内部壁垒，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内”共同市场，并在废约后一年的1867年7月1日，加拿大联邦正式宣告诞生。1871年，格兰特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与英国签署了《华盛顿条约》，正式承认加拿大联邦的合法性，也等于放弃了一百多年的“占有”加拿大的政治诉求。
加拿大联邦在艰难中诞生，也在艰难中恢复发展了十二年，也就是等新国家喘过一口气之后，加拿大开国首相约翰·麦克唐纳（John A. Macdonald）在1879年推出了一项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的“国家政策”的宏大战略。
这一战略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对抗美国《莫里尔关税法案》的高关税，反击美国的经济封锁，也为了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具体手段包括大幅增加关税，比如将纺织品、棉织物、钢铁、机械、靴鞋和农具等大部分工业制造品的进口关税直接提升至 20% 到 35% 之间，以阻止廉价的美国制造品涌入并摧毁加拿大本土脆弱的萌芽工业；倾尽国力，全力推进大平洋大铁路，打通此前孤立的各省间的物流通道，改变此前加拿大各省分别从北向南进行跨国商贸的经济轴线，而为东西互换（东部的工厂可以将制造品卖到西部，西部的粮食和资源可以运往东部）的内循环国家经济轴线。这一政治远景，在1885年铁路全线贯通后变为事实。
作为这一战略的另一内容，就是联邦政府出台诱人的政策，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西部土地，吸引来自欧洲、加拿大东部的大量移民，从而打造出今天的曼尼托巴、萨斯喀彻温和阿尔伯塔省。
麦克唐纳的国家政策，从负面来说，埋下了加西与加东的百年恩怨，也就是该政策偏向东部的制造业企业家，西部的农民和渔民，必须以高昂的保护税价格，去购买东部生产的昂贵农具和生活用品，而他们生产的粮食，却要在国际市场上经受自由竞争带来的挑战。这种“东部吃肉、西部买单”的格局，至今仍是加拿大政治中“西部疏离感”的经济根源；从正面来说，此前各奔“东西”的加拿大，开始形成现今国土面积广大的领土；奠定了加拿大的工业与独立基础，并成功地让多伦多、蒙特利尔等东部城市崛起，建立起加拿大自己的工业化体系。同时，也让加拿大在最危险的时期，顶住了美国的经济吞并压力，维持了政治主权的独立。
还有一点很难评说，甚至可以说是黑色幽默，就是本来高关税会扼杀美国出口企业，却反向催生了美国跨国企业在全球最早的“分厂经济”（Branch Plant Economy），也就是高关税下，美国企业跑到加拿大各地设立分厂。这种经济模式，一方面为加拿大提供大量廉价商品，另一方面也让加拿大在工业技术及其标准和资本等方面，反而越来越依赖美国。
尽管一部分美国商人藉分厂经济在加拿大如鱼得水，包括利用加拿大的身份赚得英国的免税利益，但对于其他利益受损害的美国人则难免耿耿于怀。1888年11月，美国大选，推崇保护主义、主张提高关税的共和党赢得大选，国会在各种拖延中于1890年颁布450多项修正案的《麦金利关税法》，将应税商品的平均关税调高至49.5%，其中对钢铁、玻璃、呢绒、棉花、麻布等工业品的课税尤为严苛，涉及加拿大的大麦、小麦、羊毛、鸡蛋和木材，不但不给任何免税优惠，还对大麦关税提高了两倍多，鸡蛋首次被加征惩罚性关税。
这一法案还首次引入对等互惠条款，即在第3章第12条，赋予总统在特定条件下的关税制裁权。这是美国关税史上的重大创新，也是时下美国总统川普，所谓绕开国会对一些“不平等且不合理”对待美国的国家，行使惩罚性关税的法理依据之一。
面对严苛的《麦金利关税法》，时任加拿大总理麦克唐纳急忙跑到白宫寻求和解，结果被时任国务卿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严厉拒绝：“我彻底、完全反对给予加拿大人这种感性的满足——让他们一边挥舞着英国国旗、缴纳着英国税款，一边却在美利坚的市场里享受着实实在在的现金报酬。”碰了一鼻子灰的麦克唐纳，回国后声称：“你不可能通过亲吻美国人民的脚得到任何东西。”美国人正“蓄意策划，以武力、欺诈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手段，强迫加拿大加入美国联邦”。加拿大的民族主义者和《环球报》等报纸，纷纷发文控诉，谴责麦金利关税是“一场企图通过财政战争进行的征服”，是一场逼迫加拿大变节并吞的阴谋。在随后的大选中，76岁的麦克唐纳，大打“亲英反美”牌，再次成功赢得大选。这个历史，可以说是提前为2025、2026年加拿大大选和国会议员改选拟写了剧本。
1892年，尽管美国民主党赢得大选，2年后也通过取代《麦金利关税法》的《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案》，一时间对于加拿大产生利好消息，但一届任期后的1896年，麦金利代表共和党赢回大选，然后马上推出《麦金利关税法》的升级版《丁立关税法案》：税率飙升至 52% 的历史极值，其中羊毛、亚麻、丝绸、瓷器、香烟以及各种金属制品的关税大幅拉高，高级毛织品的实际税率超过100%。加拿大赖以生存的农产品、畜牧产品、木材和矿产等，在一夜之间完全无法卖进美国，两国边境的贸易大门几乎被死死关上。
当时的加拿大，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彻底放弃对美“互惠”的幻想。1896年新上台的加拿大自由党首相威尔弗里德·劳雷尔（Wilfrid Laurier），原本是一位自由贸易派，曾希望派代表去华盛顿求情，为加拿大争取豁免，但最后发表了著名的政策转向宣言：“我们不会再去华盛顿乞求互惠了，加拿大必须走自己的路。”结果就是1897年，加拿大单方面推出《英国优惠关税法》（British Preferential Tariff），对从英国及大英帝国其他殖民地进口的商品直接削减 25%（后扩大到 33.3%）的关税。这一政策，让加拿大在巨大损失中熬过了危机，巩固了经济独立，还利用地缘优势，吸引了更多美国资本建立分厂，让加拿大与美国资本、经济捆绑得更紧。
1909年共和党总统塔夫脱，凭借降低关税的竞选口号上任后，推出《佩恩-阿尔德里奇关税法案》（Payne–Aldrich Tariff Act）取代了《丁立关税法案》。这个被誉为“明降暗升”的新关税法案，虽然整体上降低了5%的关税，但事实是降低了650项商品的关税，却调高了220项，另有1150项维持不变。涉及加拿大的新闻纸和木浆，征收了重税。
作为总理，劳雷尔不忍心加拿大受伤害，也因为自己执政15年振兴了加拿大经济，所以在1911年1月与美国达成一项旨在降低农产品等原材料关税的《美加互惠协议》（Reciprocity Agreement）。
按说这个协议算是两国商贸和关税的进一步缓和，是个好的开始，但在美国国会讨论时，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钱普·克拉克（Champ Clark）公开宣称：“我希望看到有一天，美利坚的国旗在英属北美（加拿大）的每一平方英尺土地上飘扬，直到北极！”两天后，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向众议院提交了《吞并决议案》，要求美国总统向主导加拿大外交的英国发起官方交涉，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将加拿大整体并入美利坚合众国。
这种不合时宜的言论，迅速成为外交风波，心有余悸的加拿大人瞬间警觉起来。加拿大保守党和商业界，纷纷谴责互惠协议是美国试图在经济上控制并最终促成政治吞并加拿大的“特洛伊木马”。尽管美国总统努力降低外交影响，但在加拿大的提前大选中，自由党失去多数席位，新上任的保守党党魁罗伯特·博登（Robert Borden）不但竞选时打出“效忠英王，还是效忠塔夫脱总统？”的口号，还在胜选后随即废除了互惠协议。
历史惊人地相似，保守党的博登靠反美赢得大选，此前自由党的麦克唐纳也是靠反美成功连任，而劳雷尔曾主张“加拿大第一”（既不对英国盲从，也不对美国屈服）赢得大选，最终也在反美舆论中倒台。这个外交事件，还有一个负面后果，就是在此后的大半个世纪里，自由贸易在加拿大政治中成为了“出卖国家”的代名词。理解了这两点，就能看明白加拿大现任总理卡尼以及安省省长福特，为何明明实力不济，却非要说出那些视死如归的口水话。
1913年，民主党威尔逊总统上台后，推动了真正大幅减税的《安德伍德关税法案》。不久，又因为一战的爆发，美加两国作为盟国在粮食与谷物、燃料与电力、交通与运输、金融与军工、劳动力与农业互助等多领域签署了很多专项商贸协议，建立了高度一体化的战时经济同盟，美国在1918年取代自顾不暇的英国而成为加拿大最大投资国（1918年时，从战前外国投资占比的23%升至36%）。
1928年，美国共和党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上任后开始兑现竞选承诺——调高关税，结果1929年10月美股暴跌，大萧条来临，失业率飙升，工商业和农业陷入恐慌。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国会议员们迫切希望通过极端保护主义，将危机“阻挡在国门之外”，于是《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在1930年出台。其中修改了2万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平均有效税率直接拉高到约60%，不管是农产品、原材料，还是工业制成品，只要是美国之外的商品，几乎全部被征收惩罚性重税。川普在2026年对加拿大提出50%的惩罚性关税，也是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第338条：美国总统有权针对对美国商业实施“歧视性”、“不平等”或“不合理”限制的外国政府采取最高可达50%的从价关税，甚至可以完全禁止特定商品的进口，无需国会事先批准。
面对这一法案，英国、法国、德国等25个主要贸易伙伴立即对美展开强烈报复，纷纷大幅提高针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关税。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迅速出台了新关税政策，对大量美国产品征税，并倒向大英帝国的“帝国特惠制”，导致美加贸易额在短短几年内暴跌超60%，世界贸易彻底陷入瘫痪。统计资料显示，从1929年到1933年，全球贸易总额在短短四年内缩水了约三分之二。
1934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后，推行“新政”，美国政府认为保护主义的关税危害很大。国会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案》（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赋予总统直接与其他国家谈判削减关税的权力，美国由此开始逐步拆除《斯穆特-霍利法案》建起的高墙。看到时机转变，新上台的加拿大自由党总理麦肯齐·金与罗斯福一拍即合，并于1935年11月签署了《美加贸易协定》。美国大幅降低了对加拿大木材、纸浆、乳制品和某些矿产的进口关税。作为回报，加拿大降低了对美国工业制成品、机械和农产品的关税。协定于1936年生效后，两国贸易额瞬间迎来报复性反弹，两国的工商业和农业开始从大萧条的窒息状态中复苏。随着1938年欧洲局势的不稳定，两国与英国签署了内容更广泛的自贸协定，进一步扩大了关税减免的商品范围，美国对加拿大核心出口商品的关税限制降至历史低点，并实际上打破了英国通过“帝国特惠制”对加拿大经济的垄断，大萧条时期的美加关税大战正式宣告终结。二战中，美加并肩作战，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努力争取罗斯福签署了《奥格登斯堡协议》（Ogdensburg Agreement）、《海德公园宣言》（Hyde Park Declaration），达成战时防务合作和经济与军工一体化协定。
我们通常在观念中认为美加是铁板一块的盟友关系，主要是基于这段时期。
三、二战后的贸易格局与美加关系的调整
二战后，为了吸取教训，也为了防止极端保护主义毁灭世界经济，西方国家试图建立一套成熟的关贸总协定。其中包括1947年建立了影响世界金融和经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与黄金直接挂钩的世界货币。但二十年后，随着欧洲国家和日本被输血后的快速繁荣，对储备货币的需求激增，以法国为首的各国开始大规模向美国财政部挤兑黄金（1965年一次性兑换22亿美元），使得美国的黄金储备由战后初期占全球的近 70%（2万吨，约 250 亿美元），暴跌至 1971 年的不足 100 亿美元（约9000吨），而海外持有的美元负债已高达 500 多亿美元。加之韩战、越战导致军费开支庞大，1970年代初的全球石油危机。战后的美国开始追随欧洲、加拿大，大搞社会主义的福利，财政支出加大。各方综合因素导致美国财政赤字剧增。这期间，随着欧共体的诞生，造成美国商品被区别对待，高额关税导致出口下降。
为了应对欧共体的挑战，美国总统肯尼迪出台了《1962年贸易扩展法》，赋予总统前所未有的大幅削减关税的谈判权，将关税问题从过去的逐项谈判变为线性减税，并最终达成关贸总协定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减税，工业品关税平均降低了约 35%。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肯尼迪回合”（Kennedy Round）。1971年，美国出现了自1888年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然后开始长期的贸易赤字，结果是尼克松总统强行终止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国会出台《1974年贸易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对外国政府的“不合理、不公正或歧视性”的贸易政策、行为实施调查，并在认定的情况下，美国总统有权单方面采取报复措施。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加征高额惩罚性关税、撤销贸易优惠或限制外资及服务进入美国，这就是著名的“超级301条款（Super 301），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东京回合”（Tokyo Round），因为是尼克松总统推动，也因此叫“尼克松回合”（还包括《补贴和反补贴税守则》《反倾销守则》《技术性贸易壁垒守则》《政府采购协议》以及《海关估价协议》等）。直接的结果是，全球主要工业国的工业制成品平均关税税率被削减约33%，平均税率从约7% 降至4.7%。虽然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后，推出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要求成员国不得直接单边加征关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301条款的运用，但WTO之前的里根和之后的川普任上，都启用过。
美加两国在二战后始终维持着特别盟友关系，包括商贸关系。比如1947年日内瓦GATT第一轮谈判后，美加两国与其他核心成员国率先大幅下调了关税。在“肯尼迪回合”中，加拿大认为自己的工业基础较弱，如果参与无差别的线性大降税，国内产业会受到严重冲击，因此获得了特殊结构（Special Structure）国家的地位，没有遵循统一的线性降税公式，而采取了逐项让步的政策。等到“肯尼迪回合”协议全面落实后，两国间绝大多数工业制成品的最惠国关税税率被压低到了10%以下。这中间还包括1965年签订的《美加汽车协定》（Auto Pact），两国间的大多数工业制造品的平均关税降到了低于5%–10%的水平，汽车及其零配件的跨国关税被取消，庞大的北美汽车供应链体系开始建立。在这个协定的基础上，有了1989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CUSFTA）的签订，10年内完全取消两国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关税，取消出口补贴，包括绝大多数普通农产品、食品。该协定随后在1994年演变为美加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在看上去挺好的美加系列商贸和关税协定中，始终存在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
一个是文化产业，加拿大为防止美国的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出版物，对本国的文化产业的冲击，丧失独特的国家凝聚力，所以政府对本国电影和电视产业进行财政补贴、限制外资进入广播电视网、强制规定电台和电视台，必须播放一定比例的“加拿大本土内容”。
第二个是农产品中的奶制品、家禽和鸡蛋。加拿大拥有极为独特的计划供应管理体制：控制国内产量（配额制）、政府设定保证低价、严格控制国外进口配额。在1989年的自贸协定中，美国允许加拿大继续维持针对美国奶制品进口的严格限制，即征收超过 200%–300% 的报复性保护关税。川普第一任期的谈判中，通常说迫使加拿大做出重大让步，也不过是允许美国免税乳制品占据加拿大约3.6% 的市场份额，超出部分仍要征收200-250%的关税，而且在实际执行中被指责为在进口配额上变相限制美国成品奶进入加拿大。了解这个背景，才会懂得为何2026年川普政府，再度将加拿大的乳制品作为核心靶子，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而加拿大在这方面也绝不妥协，于9月8日实施报复性反击，不惜遭受美国更严厉的制裁。
第三个是软木（房屋建筑的松木、杉木等轻质木材）贸易，成为美加之间持续时间最长、涉及金额最高、火药味最浓的产业恶战，从1982年一直延续至今。期间，为了不影响其他商品的自由贸易，也为了平息美国木材商持续发起的诉讼，两国特意采取剥离特殊处理模式，并在1996年签署了为期5年的《软木协议》，设定了出口限额等措施。协议到期日，美国开始加征27%的关税，加拿大则利用自贸协定和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提起长达数年的诉讼（多数胜诉）。之后两国于2006年签订了为期10年的《软木协议》，美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退还此前课征的数十亿美元税款。这个原本不应该成为贸易争端的案例，背后的原因是美国的山林私人所有，加拿大的绝大部分山林属于国有（王室所有）、省有，所以联邦或省可以廉价租给个人采伐，从而在木材市场上占据价格优势，而美国能采取的措施就是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和综合税率。
单就美加之间软木和奶制品的贸易冲突来说，可以说是体制之争、意识形态，也就是自由市场与半自由半计划市场之争，也可以说是古典资本主义和欧美社会主义之争。这个话题，需要展开来进一步论证，今天只能点到为止。
需要补充一点的是，1994年的北美三国自由贸易协定，增加了第11章，允许美国和墨西哥的私营企业、跨国投资者，直接跨过政府，在国际仲裁法庭上起诉加拿大政府，因为它的环保政策、健康法规或公共政策“变相剥夺”了他们预期的利润。加拿大为此赔付了不少钱。
当然不管加拿大如何倍感受欺负、被霸凌，过去30年来每年都能维持对美国贸易顺差，总额约在1.5万亿美元，即使是川普当政的2025年，仍能实现近500亿美元的顺差。
如今，美加之间的贸易、关税战，随着9月8日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而变得更加紧张。不过，如果对美加两国的历史，尤其是贸易、关税史有所了解，应该不会太惊奇。当下的美加关系、贸易和关税，不过是历史剧本的正常推进，包括因为贸易和关税而引发的两国的国内政治，比如明显的大选和议员选举，都没有超过剧本发展的轨道。当然，如果两国在体制、意识形态上分歧越来越大，关系就会越走越远，那某种程度上的政治盟友关系，可能不仅仅会因为商贸、关税战而破裂。未来会不会由对手变成敌人？我只能说拭目以待。
至于当下，因为美国拥有的强大科技、人工智能、企业竞争力、低税率、人均GDP、高工资、对加拿大贸易量占比约70%，GDP总量是加拿大的15倍，会保证在竞争和惩罚中占有绝对优势，所以8月22日美国对加拿大乳制品、酒类、建材家具等276亿美元的商品征收50%的惩罚性重税，9月15日又新增110项商品。劣势在于：加拿大9月8日的276亿美元对等反制，精准定位于西弗吉尼亚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等几个边界州（对加贸易额超过一半），不但给这几个州造成直接经济影响，还会影响到美国的中期选举。
加拿大方面呢？竞争的优势在于，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原油和能源供应国，且具有物理和技术上的绝对不可替代性，比如绿铝与清洁钢材、电力、锂、钴、镍、石墨以及稀土资源等。劣势在于：加拿大的社会主义及其福利制度、审批制度拖累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半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制约自由市场和竞争活力，2014-2024年实际人均 GDP 仅增加约1.1%（美国约16%，根据OECD数据），在G7中排名均垫底；无原则的全球化战略，激进的身份政治导致不公平竞争，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政府、大学、中学和媒体畸形发展，导致国民思想扭曲，失去基本价值判断；各省之间的贸易壁垒比各省与美国之间还多，连跨省买卖酒都涉嫌违法，何况一条输油管道都不能做到东西贯通。卡尼总理和自由党，可以公开对抗美国，像历史上那些时刻、那些总理们一样，也会继续因此赢得选举等政治上的胜利，还能促进加拿大人的国家凝聚力，代价是不会再有每年约500亿美元以上的对美贸易顺差，一批高精尖人才和企业将外迁至美国，另一批企业即使拿到联邦的补贴，也不得不面临破产的死局，失业人群将更大（8月份流失4万工作岗位），整个加拿大的经济复苏和社会调整，会在很长时间内处于艰难度日中。
回到讲座的开头，美国和加拿大到底是绝对的特别盟友关系，还是在单一命题下存在着特别对手的关系？如果能辨析好这个问题，涉及川普总统多次声称要将加拿大纳入美国成为第51个州、称加拿大总理为州长以及眼下正进行的贸易、关税战，可能就不会简单地、情绪化地下判断了。
盟友还是对手：历史和现实中的美国和加拿大
歌珊人 (2026-10-16 16:56:46) 评论 (0)在通常的观念里，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不管是作为西方国家和文化的代表、基督教文明产物，还是G7成员国家、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以及边境不设防的邻国，甚至因为很多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都具有两国的双重国籍，所以让世界以为两国一直都是特别盟友的关系。如果将这一观念作为思考问题的前提，那么当川普总统发起贸易战，甚至几次三番地说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以及多次挑衅地称加拿大总理卡尼是加拿大州长时，就显得很不正经、很冒犯、很粗暴，完全不配称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也成了美国和加拿大关税战、贸易战的麻烦制造者，而加拿大卡尼总理的多次义正言辞的反击，也就更加具有正当性、正义性。但如果深入历史，考察两国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在这些观念和表面现象外看到更多、更深层次的东西。
第一，前期的分合博弈
作为前美国和前加拿大时期，也就是在北美13州独立前，是不分美国和加拿大的，只分为英国和法国的领地或殖民地，但是随着1713年安妮女王战争（属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一部分）结束以及《乌德勒支和约》的签订，英国获得法国割让的现今属于加拿大的纽芬兰、新斯科舍和哈德逊湾周围地区；又因为1763年英法签订《巴黎条约》和英国颁布《1763年皇家宣言》，原属于法国的魁北克殖民地正式归属英国，并与佛罗里达以及北美13州，并列而成为隶属于大英帝国但又相对独立的北美各州。
1774年，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为安抚魁北克地区的法国人，议会出台了《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其中不但允许保留法国民法、法语，还承认了罗马天主教的合法地位，并将将五大湖以南、俄亥俄河以北、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广阔俄亥俄谷地全部划归魁北克省管辖。
这个法案，属于英国议会在1774年颁布的《强制法令》中的一个，也是被后世作为探讨独立战争起因最被低估的一个，因为相比于《波士顿港口法》《马萨诸塞政府法》《司法法》《驻营法》来说，它对13州的地域西扩、天主教合法化和扩大化并危及新教在北美的地位，都造成巨大挑战和损害，甚至遏制了富兰克林及其任新泽西总督的儿子等人在俄亥俄河南岸建立一个新殖民地——凡达利亚的计划，也直接将1773年波士顿那种倾茶报复事件，上升为北美13州是否要与母国政府作战和独立的重大军事、政治事件，并催生3个月后的第一届大陆会议的召开。
第一届大陆会议上，13州代表决定极力拉拢魁北克和大西洋西岸的几个省，但各省均以各自的理由或拒绝或中立。于是为了解放魁北克，也是为了防备英国会利用圣劳伦斯河、哈德逊河运送援军，大陆军在1775年9开始远征魁北克，结果在攻城中吃了败仗，也让魁北克成为北美第14州的愿望泡汤了。从此，魁北克转而坚定效忠英国、民兵积极协助英军防御；新斯科舍省议会和大多数民众同样选择向英王效忠，并加强了对阿卡迪亚地区以及哈利法克斯港口的防卫，使其成为英国海军在北美最重要的反攻基地；圣约翰岛（今爱德华王子岛）与纽芬兰完全倒向英国，并协助英国海军攻打大陆军；包括易洛魁联盟、阿贝纳基人等原住民，也由战争初期保持中立转向支持英国。
按说这一仗后，就注定了属于加拿大的这几个省就与13州或美利坚无缘了，但是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并未轻言放弃，1777年11月15日通过的《邦联条款》第十一条中明确写道：“加拿大如参加此邦联，并参与合众国行动，应予接受加入，并享有此联盟之一切权益；但除非有九个州同意，不得接受其他殖民地加入此邦联。”从这个条款内容上看，加拿大那时虽然已经作为敌对面而存在，但在13州代表那里，仍然具有其他殖民地不具有的“最惠国待遇”，仍然是被美国敞开大门免检式地随时欢迎加入的。
美国人的这个一厢情愿，在独立战争结束的《巴黎条约》仍有体现。比如谈判初期，美国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向英国提出，把整个魁北克让给美国，以此作为实现永久和平的条件，但遭到英国的坚决拒绝。最终，双方同意以圣劳伦斯河航道中心线、安大略湖、伊利湖、休伦湖和苏必利尔湖（即五大湖）以及北纬45度线作为美加边界。这一边界的划分，对于1774年的《魁北克法案》所划定的魁北克管辖的俄亥俄谷地或西北领地来说，大大被缩减。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想要全面接管加拿大的企图没有达成，但面积约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今天的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大部土地，还是如愿以偿了。当然这个如愿以偿，不是从加拿大拿走的，而是从英国那里分割出去的。同时，美国国民享有在纽芬兰大浅滩（Grand Banks）、圣劳伦斯湾以及加拿大其他海岸附近海域捕鱼的权利和自由，并允许美军在未定居的拉布拉多和新斯科舍海岸晾晒和腌制捕获的鱼类。还有就是美国获得了五大湖与密西西比河的通航权。这一条约的另一后果是，约有4-5万保王党人从美国逃往加拿大，并直接改变了加拿大的人口结构。于是，英国在1784年从新斯科舍省分出新不伦瑞克省，并在1791年将魁北克省分成了上加拿大（以英语为主，今安大略省）和下加拿大（以法语为主，今魁北克省），从此奠定了现代加拿大的国家雏形。还有原居住在美国东北部的大量亲英的原住民，被迫向北迁移至加拿大境内，比如很多易洛魁人，就在安大略省南部的格兰德河地区定居了。
1812年由于英法之间冲突，英国为了封锁法国，也强制搜查了美国船只。为了抗议和反制英国，美国试图通过攻打加拿大来逼迫英国让步。而且托马斯·杰斐逊等政客多认为，加拿大人深受英国压迫，只要美军踏上加拿大土地，当地人就会把美军当作“解放者”并顺理成章地加入美国。结果这一政治设想，经过底特律之围、昆斯顿高地战役、海狸水坝战役验证，完全失败，还催生出了加拿大历史上著名的家喻户晓的国家英雄。比如劳拉·西科德（Laura Secord），其形象被刻在纪念币、邮票和各地雕像上，老字号的高端巧克力及冰淇淋品牌就是Laura Secord。比如原住民领袖泰库姆塞（Tecumseh），被视为捍卫美洲原住民权益与尊严的传奇英雄，加拿大和美国的多处纪念碑、地名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比如2026年4月，因美方大幅加征关税等贸易摩擦而陷入外交僵局，加拿大总理在一次讲话中，手持英军指挥将领布洛克（Isaac Brock）雕像，意思是只要加拿大人像1812年战争中英语系、法语系居民及原住民那样团结，“就能抵御来自美国的经济威胁”。
几场败仗下来，被激怒的美军于1813年占领了上加拿大的首府约克（York，即今天的多伦多），焚毁了当地的议会大厦和公署。为了报复，1814年英军占领美国首都华盛顿时，也烧毁了白宫和国会大厦。这一仗，虽然后来在条约中恢复了战前的边界，但在加拿大人的心里埋下了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同时也增强了加拿大人的国家凝聚力。如果不懂得这些历史，不会理解为何在关税战中，多数加拿大人反美情愫那么高。
历史还没完。在1841年将上、下加拿大合并为“加拿大省”后的5年，也就是1846年，英国为了转向自由贸易，废除了《谷物法》。这意味着加拿大运往英国的小麦、面粉和木材等，不再享有保底的低关税优惠。蒙特利尔的商人们瞬间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萧条，他们认为加拿大太小、资本不足，于是民间自发成立“兼并协会”（Annexation Association），1849年10月该协会发表《蒙特利尔并吞宣言》，呼吁加拿大与美国进行和平、合法的政治合并，以便刺激运河和铁路建设、吸引美国资本、提高土地价值、解决困扰殖民地的法裔与英裔之间的政治僵局。
面对这一“向美国投诚”的举动，时任美国总统、辉格党人扎卡里·泰勒，采取严守中立、不主动干涉的政策。国会中的南方议会成员普遍反对，北方议员中支持的也不多。《纽约时报》《纽约先驱报》甚至发表社论指出：加拿大应该先向英国争取独立，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后，再来谈加入美国的事。
历史的另一面是，这一运动未获得大多数普通加拿大人，尤其是“保皇党”（Loyalists）后代的支持，大多数法裔天主教徒担心自己文化和语言保不住，还会受到新教的同化。这场由加拿大人发起的“投怀送抱”，最终在1854年签订的自由贸易的《加美互惠条约》（Reciprocity Treaty）中落幕。
二、美加互惠与贸易冲突的历史
尽管1854年时，距离《英属北美法案》（安大略、魁北克、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四个省合并为一个自治领）通过的加拿大内政自治的1867年，还有十几年，但具有摆脱英国性质的《加美互惠条约》的签订，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加拿大已经作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开始独立门户。
当然，我在这里要强调的《加美互惠条约》，并非是出于政治、经济层面的意义，而是作为如今美加贸易战、关税战的历史参考。也就是，我们今天到底该怎么评判两国贸易、关税战的政策及其是非、利弊，以及价值判断背后的学理依据？
《加美互惠条约》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美国向加拿大开放了市场，打破了美、加之间的贸易壁垒，实现了“土地、矿产和海洋”产品的自由流动。作为互惠的一面，美国也得到了加拿大的资源。为了更具体地呈现这一条约的内容，我分列几类来说一下：
在条约的核心条款上规定，两国间的大部分初级产品和天然资源互免进口关税。免税清单中的农产品包括：谷物、面粉、蔬菜、水果、牲畜、肉类、黄油和奶酪等；自然资源包括：木材、煤炭、非加工矿产和原油等。工业制造品被排除在免税清单之外，其中加拿大对美国制造品征收大约12.5% 至15%的从价税，美国依据1846年的《沃克关税法案》（Walker Tariff Act）征收，平均税率在20%至30%左右。这个税率，虽然是美国已经调低原来更高关税的结果，但还高于加拿大，看上去不大公平，不过由于当时加拿大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所以做比较也没有太大意义。
条约的第二项内容涉及渔业权互相开放，加拿大允许美国渔民进入英属北美（如新斯科舍、纽芬兰等大西洋沿岸）的近海渔场捕鱼。作为对等，加拿大渔民也被允许进入美国大西洋沿岸（北纬36°以北，约至北卡罗来纳州）的水域自由捕捞。这不仅是一个渔业捕捞的问题，实质还化解了两国此前因大西洋渔场捕捞权几乎要爆发的武装冲突。
第三项是打破了过去的水路主权限制，开启主要水路的共同自由通航，比如加拿大的圣劳伦斯河及相关运河向美国船只完全开放，允许其自由通航。作为五大湖唯一属于美国的密歇根湖，也向加拿大船只开放，两国共同利用五大湖到大西洋的黄金航道。
作为北美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由贸易协定，自签订后就让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额爆发式增长，也解救了因为英国废除《谷物法》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造成的加拿大的经济危机。
按说这样一个双边互惠的条约，如果一直持续下去，两国真的就可以冰释前嫌，成为绝对的盟友关系。不幸的是，1857年全球性的经济大恐慌也席卷了加拿大。为了缓解财政，包括筹集资金修建横贯东西的大铁路，加拿大为了刺激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在1858年单方面通过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凯利-加尔特关税法案》（Cayley-Galt Tariff），连续大幅提高未被纳入《互惠条约》的制造品税率。比如完全加工的制造品，税率直接被提高到了20%；半加工的制造品，税率提高到了10%。这项关税，立即引起了英国的强烈不满，美国的制造商，特别是五大湖地区的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的轻工业和钢铁厂，感到被出卖了。他们愤怒地向国会控诉：“加拿大靠着条约把他们的农产品和木材免税倒卖到美国赚大钱，却反手对美国运往加拿大的火车、服装、靴鞋和农具加征20%的重税！”
为了应对1857年的经济大恐慌，为了保护美国国内产业，也是为了报复加拿大，美国国会于1861年通过了《莫里尔关税法案》（Morrill Tariff），将美国的进口关税大幅拉高。具体如何提高的呢？我列举一些数据做个对比：1857至1860年美国的平均税率约为17%（从价税），在当时是世界上最低的之一，新税法实行后，这些平均税率提高到约26%（从价税），应税商品的税率从此前的21%上涨到36%。到1865年，税率进一步提高，分别达到38%和48%。这让当时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遭受巨大打击，也让加拿大制造品对美出口遭遇灭顶之灾。
公平地说，在这场关税战中，加拿大是理亏的，无怪乎国会争论时，美国北方议员明确表达了对加拿大“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不满。或者，当时如果不是因为民主党控制参议院，该法案会更早通过。而且，因为存在这样的不满，美国内战临近尾声的1864年12月，也是《互惠条约》签署第十年的届期，美国众议院、参议员先后以85:57、33:8高票通过解除《互惠条约》的联合决议案。1865年1月18日，时任总统林肯签署，正式向英国及加拿大殖民地发出了为期一年的终止条约通知。
《莫里尔关税法案》及1866年《互惠条约》被废除，无异于一次“经济断奶”，让加拿大陷入巨大的经济阵痛和全面的产业危机中，尤其是木材、农业、大西洋渔业等核心支柱产业瞬间陷入萧条，资本大量外逃，人才大量外流，包括太平洋大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停滞。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经济分析显示：从1866到1890年代加拿大西部大开发（草原定居潮）之前，整个加拿大经济都处于相对缓慢、低迷的增长期。
当然，加拿大各省的领导人，也不想陷在低迷期拔不出来，于是决定消除内部壁垒，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内”共同市场，并在废约后一年的1867年7月1日，加拿大联邦正式宣告诞生。1871年，格兰特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与英国签署了《华盛顿条约》，正式承认加拿大联邦的合法性，也等于放弃了一百多年的“占有”加拿大的政治诉求。
加拿大联邦在艰难中诞生，也在艰难中恢复发展了十二年，也就是等新国家喘过一口气之后，加拿大开国首相约翰·麦克唐纳（John A. Macdonald）在1879年推出了一项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的“国家政策”的宏大战略。
这一战略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对抗美国《莫里尔关税法案》的高关税，反击美国的经济封锁，也为了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具体手段包括大幅增加关税，比如将纺织品、棉织物、钢铁、机械、靴鞋和农具等大部分工业制造品的进口关税直接提升至 20% 到 35% 之间，以阻止廉价的美国制造品涌入并摧毁加拿大本土脆弱的萌芽工业；倾尽国力，全力推进大平洋大铁路，打通此前孤立的各省间的物流通道，改变此前加拿大各省分别从北向南进行跨国商贸的经济轴线，而为东西互换（东部的工厂可以将制造品卖到西部，西部的粮食和资源可以运往东部）的内循环国家经济轴线。这一政治远景，在1885年铁路全线贯通后变为事实。
作为这一战略的另一内容，就是联邦政府出台诱人的政策，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西部土地，吸引来自欧洲、加拿大东部的大量移民，从而打造出今天的曼尼托巴、萨斯喀彻温和阿尔伯塔省。
麦克唐纳的国家政策，从负面来说，埋下了加西与加东的百年恩怨，也就是该政策偏向东部的制造业企业家，西部的农民和渔民，必须以高昂的保护税价格，去购买东部生产的昂贵农具和生活用品，而他们生产的粮食，却要在国际市场上经受自由竞争带来的挑战。这种“东部吃肉、西部买单”的格局，至今仍是加拿大政治中“西部疏离感”的经济根源；从正面来说，此前各奔“东西”的加拿大，开始形成现今国土面积广大的领土；奠定了加拿大的工业与独立基础，并成功地让多伦多、蒙特利尔等东部城市崛起，建立起加拿大自己的工业化体系。同时，也让加拿大在最危险的时期，顶住了美国的经济吞并压力，维持了政治主权的独立。
还有一点很难评说，甚至可以说是黑色幽默，就是本来高关税会扼杀美国出口企业，却反向催生了美国跨国企业在全球最早的“分厂经济”（Branch Plant Economy），也就是高关税下，美国企业跑到加拿大各地设立分厂。这种经济模式，一方面为加拿大提供大量廉价商品，另一方面也让加拿大在工业技术及其标准和资本等方面，反而越来越依赖美国。
尽管一部分美国商人藉分厂经济在加拿大如鱼得水，包括利用加拿大的身份赚得英国的免税利益，但对于其他利益受损害的美国人则难免耿耿于怀。1888年11月，美国大选，推崇保护主义、主张提高关税的共和党赢得大选，国会在各种拖延中于1890年颁布450多项修正案的《麦金利关税法》，将应税商品的平均关税调高至49.5%，其中对钢铁、玻璃、呢绒、棉花、麻布等工业品的课税尤为严苛，涉及加拿大的大麦、小麦、羊毛、鸡蛋和木材，不但不给任何免税优惠，还对大麦关税提高了两倍多，鸡蛋首次被加征惩罚性关税。
这一法案还首次引入对等互惠条款，即在第3章第12条，赋予总统在特定条件下的关税制裁权。这是美国关税史上的重大创新，也是时下美国总统川普，所谓绕开国会对一些“不平等且不合理”对待美国的国家，行使惩罚性关税的法理依据之一。
面对严苛的《麦金利关税法》，时任加拿大总理麦克唐纳急忙跑到白宫寻求和解，结果被时任国务卿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严厉拒绝：“我彻底、完全反对给予加拿大人这种感性的满足——让他们一边挥舞着英国国旗、缴纳着英国税款，一边却在美利坚的市场里享受着实实在在的现金报酬。”碰了一鼻子灰的麦克唐纳，回国后声称：“你不可能通过亲吻美国人民的脚得到任何东西。”美国人正“蓄意策划，以武力、欺诈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手段，强迫加拿大加入美国联邦”。加拿大的民族主义者和《环球报》等报纸，纷纷发文控诉，谴责麦金利关税是“一场企图通过财政战争进行的征服”，是一场逼迫加拿大变节并吞的阴谋。在随后的大选中，76岁的麦克唐纳，大打“亲英反美”牌，再次成功赢得大选。这个历史，可以说是提前为2025、2026年加拿大大选和国会议员改选拟写了剧本。
1892年，尽管美国民主党赢得大选，2年后也通过取代《麦金利关税法》的《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案》，一时间对于加拿大产生利好消息，但一届任期后的1896年，麦金利代表共和党赢回大选，然后马上推出《麦金利关税法》的升级版《丁立关税法案》：税率飙升至 52% 的历史极值，其中羊毛、亚麻、丝绸、瓷器、香烟以及各种金属制品的关税大幅拉高，高级毛织品的实际税率超过100%。加拿大赖以生存的农产品、畜牧产品、木材和矿产等，在一夜之间完全无法卖进美国，两国边境的贸易大门几乎被死死关上。
当时的加拿大，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彻底放弃对美“互惠”的幻想。1896年新上台的加拿大自由党首相威尔弗里德·劳雷尔（Wilfrid Laurier），原本是一位自由贸易派，曾希望派代表去华盛顿求情，为加拿大争取豁免，但最后发表了著名的政策转向宣言：“我们不会再去华盛顿乞求互惠了，加拿大必须走自己的路。”结果就是1897年，加拿大单方面推出《英国优惠关税法》（British Preferential Tariff），对从英国及大英帝国其他殖民地进口的商品直接削减 25%（后扩大到 33.3%）的关税。这一政策，让加拿大在巨大损失中熬过了危机，巩固了经济独立，还利用地缘优势，吸引了更多美国资本建立分厂，让加拿大与美国资本、经济捆绑得更紧。
1909年共和党总统塔夫脱，凭借降低关税的竞选口号上任后，推出《佩恩-阿尔德里奇关税法案》（Payne–Aldrich Tariff Act）取代了《丁立关税法案》。这个被誉为“明降暗升”的新关税法案，虽然整体上降低了5%的关税，但事实是降低了650项商品的关税，却调高了220项，另有1150项维持不变。涉及加拿大的新闻纸和木浆，征收了重税。
作为总理，劳雷尔不忍心加拿大受伤害，也因为自己执政15年振兴了加拿大经济，所以在1911年1月与美国达成一项旨在降低农产品等原材料关税的《美加互惠协议》（Reciprocity Agreement）。
按说这个协议算是两国商贸和关税的进一步缓和，是个好的开始，但在美国国会讨论时，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钱普·克拉克（Champ Clark）公开宣称：“我希望看到有一天，美利坚的国旗在英属北美（加拿大）的每一平方英尺土地上飘扬，直到北极！”两天后，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向众议院提交了《吞并决议案》，要求美国总统向主导加拿大外交的英国发起官方交涉，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将加拿大整体并入美利坚合众国。
这种不合时宜的言论，迅速成为外交风波，心有余悸的加拿大人瞬间警觉起来。加拿大保守党和商业界，纷纷谴责互惠协议是美国试图在经济上控制并最终促成政治吞并加拿大的“特洛伊木马”。尽管美国总统努力降低外交影响，但在加拿大的提前大选中，自由党失去多数席位，新上任的保守党党魁罗伯特·博登（Robert Borden）不但竞选时打出“效忠英王，还是效忠塔夫脱总统？”的口号，还在胜选后随即废除了互惠协议。
历史惊人地相似，保守党的博登靠反美赢得大选，此前自由党的麦克唐纳也是靠反美成功连任，而劳雷尔曾主张“加拿大第一”（既不对英国盲从，也不对美国屈服）赢得大选，最终也在反美舆论中倒台。这个外交事件，还有一个负面后果，就是在此后的大半个世纪里，自由贸易在加拿大政治中成为了“出卖国家”的代名词。理解了这两点，就能看明白加拿大现任总理卡尼以及安省省长福特，为何明明实力不济，却非要说出那些视死如归的口水话。
1913年，民主党威尔逊总统上台后，推动了真正大幅减税的《安德伍德关税法案》。不久，又因为一战的爆发，美加两国作为盟国在粮食与谷物、燃料与电力、交通与运输、金融与军工、劳动力与农业互助等多领域签署了很多专项商贸协议，建立了高度一体化的战时经济同盟，美国在1918年取代自顾不暇的英国而成为加拿大最大投资国（1918年时，从战前外国投资占比的23%升至36%）。
1928年，美国共和党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上任后开始兑现竞选承诺——调高关税，结果1929年10月美股暴跌，大萧条来临，失业率飙升，工商业和农业陷入恐慌。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国会议员们迫切希望通过极端保护主义，将危机“阻挡在国门之外”，于是《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在1930年出台。其中修改了2万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平均有效税率直接拉高到约60%，不管是农产品、原材料，还是工业制成品，只要是美国之外的商品，几乎全部被征收惩罚性重税。川普在2026年对加拿大提出50%的惩罚性关税，也是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第338条：美国总统有权针对对美国商业实施“歧视性”、“不平等”或“不合理”限制的外国政府采取最高可达50%的从价关税，甚至可以完全禁止特定商品的进口，无需国会事先批准。
面对这一法案，英国、法国、德国等25个主要贸易伙伴立即对美展开强烈报复，纷纷大幅提高针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关税。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迅速出台了新关税政策，对大量美国产品征税，并倒向大英帝国的“帝国特惠制”，导致美加贸易额在短短几年内暴跌超60%，世界贸易彻底陷入瘫痪。统计资料显示，从1929年到1933年，全球贸易总额在短短四年内缩水了约三分之二。
1934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后，推行“新政”，美国政府认为保护主义的关税危害很大。国会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案》（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赋予总统直接与其他国家谈判削减关税的权力，美国由此开始逐步拆除《斯穆特-霍利法案》建起的高墙。看到时机转变，新上台的加拿大自由党总理麦肯齐·金与罗斯福一拍即合，并于1935年11月签署了《美加贸易协定》。美国大幅降低了对加拿大木材、纸浆、乳制品和某些矿产的进口关税。作为回报，加拿大降低了对美国工业制成品、机械和农产品的关税。协定于1936年生效后，两国贸易额瞬间迎来报复性反弹，两国的工商业和农业开始从大萧条的窒息状态中复苏。随着1938年欧洲局势的不稳定，两国与英国签署了内容更广泛的自贸协定，进一步扩大了关税减免的商品范围，美国对加拿大核心出口商品的关税限制降至历史低点，并实际上打破了英国通过“帝国特惠制”对加拿大经济的垄断，大萧条时期的美加关税大战正式宣告终结。二战中，美加并肩作战，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努力争取罗斯福签署了《奥格登斯堡协议》（Ogdensburg Agreement）、《海德公园宣言》（Hyde Park Declaration），达成战时防务合作和经济与军工一体化协定。
我们通常在观念中认为美加是铁板一块的盟友关系，主要是基于这段时期。
三、二战后的贸易格局与美加关系的调整
二战后，为了吸取教训，也为了防止极端保护主义毁灭世界经济，西方国家试图建立一套成熟的关贸总协定。其中包括1947年建立了影响世界金融和经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与黄金直接挂钩的世界货币。但二十年后，随着欧洲国家和日本被输血后的快速繁荣，对储备货币的需求激增，以法国为首的各国开始大规模向美国财政部挤兑黄金（1965年一次性兑换22亿美元），使得美国的黄金储备由战后初期占全球的近 70%（2万吨，约 250 亿美元），暴跌至 1971 年的不足 100 亿美元（约9000吨），而海外持有的美元负债已高达 500 多亿美元。加之韩战、越战导致军费开支庞大，1970年代初的全球石油危机。战后的美国开始追随欧洲、加拿大，大搞社会主义的福利，财政支出加大。各方综合因素导致美国财政赤字剧增。这期间，随着欧共体的诞生，造成美国商品被区别对待，高额关税导致出口下降。
为了应对欧共体的挑战，美国总统肯尼迪出台了《1962年贸易扩展法》，赋予总统前所未有的大幅削减关税的谈判权，将关税问题从过去的逐项谈判变为线性减税，并最终达成关贸总协定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减税，工业品关税平均降低了约 35%。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肯尼迪回合”（Kennedy Round）。1971年，美国出现了自1888年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然后开始长期的贸易赤字，结果是尼克松总统强行终止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国会出台《1974年贸易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对外国政府的“不合理、不公正或歧视性”的贸易政策、行为实施调查，并在认定的情况下，美国总统有权单方面采取报复措施。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加征高额惩罚性关税、撤销贸易优惠或限制外资及服务进入美国，这就是著名的“超级301条款（Super 301），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东京回合”（Tokyo Round），因为是尼克松总统推动，也因此叫“尼克松回合”（还包括《补贴和反补贴税守则》《反倾销守则》《技术性贸易壁垒守则》《政府采购协议》以及《海关估价协议》等）。直接的结果是，全球主要工业国的工业制成品平均关税税率被削减约33%，平均税率从约7% 降至4.7%。虽然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后，推出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要求成员国不得直接单边加征关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301条款的运用，但WTO之前的里根和之后的川普任上，都启用过。
美加两国在二战后始终维持着特别盟友关系，包括商贸关系。比如1947年日内瓦GATT第一轮谈判后，美加两国与其他核心成员国率先大幅下调了关税。在“肯尼迪回合”中，加拿大认为自己的工业基础较弱，如果参与无差别的线性大降税，国内产业会受到严重冲击，因此获得了特殊结构（Special Structure）国家的地位，没有遵循统一的线性降税公式，而采取了逐项让步的政策。等到“肯尼迪回合”协议全面落实后，两国间绝大多数工业制成品的最惠国关税税率被压低到了10%以下。这中间还包括1965年签订的《美加汽车协定》（Auto Pact），两国间的大多数工业制造品的平均关税降到了低于5%–10%的水平，汽车及其零配件的跨国关税被取消，庞大的北美汽车供应链体系开始建立。在这个协定的基础上，有了1989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CUSFTA）的签订，10年内完全取消两国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关税，取消出口补贴，包括绝大多数普通农产品、食品。该协定随后在1994年演变为美加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在看上去挺好的美加系列商贸和关税协定中，始终存在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
一个是文化产业，加拿大为防止美国的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出版物，对本国的文化产业的冲击，丧失独特的国家凝聚力，所以政府对本国电影和电视产业进行财政补贴、限制外资进入广播电视网、强制规定电台和电视台，必须播放一定比例的“加拿大本土内容”。
第二个是农产品中的奶制品、家禽和鸡蛋。加拿大拥有极为独特的计划供应管理体制：控制国内产量（配额制）、政府设定保证低价、严格控制国外进口配额。在1989年的自贸协定中，美国允许加拿大继续维持针对美国奶制品进口的严格限制，即征收超过 200%–300% 的报复性保护关税。川普第一任期的谈判中，通常说迫使加拿大做出重大让步，也不过是允许美国免税乳制品占据加拿大约3.6% 的市场份额，超出部分仍要征收200-250%的关税，而且在实际执行中被指责为在进口配额上变相限制美国成品奶进入加拿大。了解这个背景，才会懂得为何2026年川普政府，再度将加拿大的乳制品作为核心靶子，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而加拿大在这方面也绝不妥协，于9月8日实施报复性反击，不惜遭受美国更严厉的制裁。
第三个是软木（房屋建筑的松木、杉木等轻质木材）贸易，成为美加之间持续时间最长、涉及金额最高、火药味最浓的产业恶战，从1982年一直延续至今。期间，为了不影响其他商品的自由贸易，也为了平息美国木材商持续发起的诉讼，两国特意采取剥离特殊处理模式，并在1996年签署了为期5年的《软木协议》，设定了出口限额等措施。协议到期日，美国开始加征27%的关税，加拿大则利用自贸协定和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提起长达数年的诉讼（多数胜诉）。之后两国于2006年签订了为期10年的《软木协议》，美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退还此前课征的数十亿美元税款。这个原本不应该成为贸易争端的案例，背后的原因是美国的山林私人所有，加拿大的绝大部分山林属于国有（王室所有）、省有，所以联邦或省可以廉价租给个人采伐，从而在木材市场上占据价格优势，而美国能采取的措施就是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和综合税率。
单就美加之间软木和奶制品的贸易冲突来说，可以说是体制之争、意识形态，也就是自由市场与半自由半计划市场之争，也可以说是古典资本主义和欧美社会主义之争。这个话题，需要展开来进一步论证，今天只能点到为止。
需要补充一点的是，1994年的北美三国自由贸易协定，增加了第11章，允许美国和墨西哥的私营企业、跨国投资者，直接跨过政府，在国际仲裁法庭上起诉加拿大政府，因为它的环保政策、健康法规或公共政策“变相剥夺”了他们预期的利润。加拿大为此赔付了不少钱。
当然不管加拿大如何倍感受欺负、被霸凌，过去30年来每年都能维持对美国贸易顺差，总额约在1.5万亿美元，即使是川普当政的2025年，仍能实现近500亿美元的顺差。
如今，美加之间的贸易、关税战，随着9月8日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而变得更加紧张。不过，如果对美加两国的历史，尤其是贸易、关税史有所了解，应该不会太惊奇。当下的美加关系、贸易和关税，不过是历史剧本的正常推进，包括因为贸易和关税而引发的两国的国内政治，比如明显的大选和议员选举，都没有超过剧本发展的轨道。当然，如果两国在体制、意识形态上分歧越来越大，关系就会越走越远，那某种程度上的政治盟友关系，可能不仅仅会因为商贸、关税战而破裂。未来会不会由对手变成敌人？我只能说拭目以待。
至于当下，因为美国拥有的强大科技、人工智能、企业竞争力、低税率、人均GDP、高工资、对加拿大贸易量占比约70%，GDP总量是加拿大的15倍，会保证在竞争和惩罚中占有绝对优势，所以8月22日美国对加拿大乳制品、酒类、建材家具等276亿美元的商品征收50%的惩罚性重税，9月15日又新增110项商品。劣势在于：加拿大9月8日的276亿美元对等反制，精准定位于西弗吉尼亚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等几个边界州（对加贸易额超过一半），不但给这几个州造成直接经济影响，还会影响到美国的中期选举。
加拿大方面呢？竞争的优势在于，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原油和能源供应国，且具有物理和技术上的绝对不可替代性，比如绿铝与清洁钢材、电力、锂、钴、镍、石墨以及稀土资源等。劣势在于：加拿大的社会主义及其福利制度、审批制度拖累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半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制约自由市场和竞争活力，2014-2024年实际人均 GDP 仅增加约1.1%（美国约16%，根据OECD数据），在G7中排名均垫底；无原则的全球化战略，激进的身份政治导致不公平竞争，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政府、大学、中学和媒体畸形发展，导致国民思想扭曲，失去基本价值判断；各省之间的贸易壁垒比各省与美国之间还多，连跨省买卖酒都涉嫌违法，何况一条输油管道都不能做到东西贯通。卡尼总理和自由党，可以公开对抗美国，像历史上那些时刻、那些总理们一样，也会继续因此赢得选举等政治上的胜利，还能促进加拿大人的国家凝聚力，代价是不会再有每年约500亿美元以上的对美贸易顺差，一批高精尖人才和企业将外迁至美国，另一批企业即使拿到联邦的补贴，也不得不面临破产的死局，失业人群将更大（8月份流失4万工作岗位），整个加拿大的经济复苏和社会调整，会在很长时间内处于艰难度日中。
回到讲座的开头，美国和加拿大到底是绝对的特别盟友关系，还是在单一命题下存在着特别对手的关系？如果能辨析好这个问题，涉及川普总统多次声称要将加拿大纳入美国成为第51个州、称加拿大总理为州长以及眼下正进行的贸易、关税战，可能就不会简单地、情绪化地下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