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爸爸落难时挺身直言的真朋友
在五、六十年代常来我家的亲朋中，有一对夫妻的穿着打扮和我们周围的人距离有些大，他们是丁健民叔叔和艾娜阿姨，来自北京。那时候，我还分不清亲戚和朋友的关系,不知道这二者有什么区别,以为凡是到我家来的人都是名目繁多的亲戚呢。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专案人员叫爸爸交待他和丁健民的关系，我才听爸爸妈妈讲明白他们和丁叔叔关系的来龙去脉。
事情还是发生在崇慈医院里，1946年春，一天深夜，一位高烧40℃的患者被担架抬到了崇慈医院，他是国民党青年军207师的准尉文书丁健民，送他来的是不满20岁的上士白耀武，他请求住在医院的厨师去找爸爸，收下他们。
他们住在名为合发同的中药铺里，因巨流河一带发生大规模的传染病，他又发高烧，所以被药铺老板介绍来到崇慈医院,经爸爸检查后确诊为大叶性肺炎，需要住院治疗。此时他们所在部队已经离开新民，进驻沈阳了。爸爸给予免费治疗，并安排他住单间病房，由白耀武陪护他。
经半个多月的治疗，丁叔叔基本痊愈了。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和爸爸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爸爸每天工作之余都会到他的病房里和他聊天，谈读书，谈国家局势，谈他们的理想，
丁健民叔叔是河南人，毕业于师范专科，是厌恶内战的“亲共”分子。他给爸爸讲他在部队的见闻，说毛泽东飞重庆时,不少知名人士、老相识到机场迎接，他说：“我原来还是个匪”。他说蒋介石一面和谈，一面向军队下发《剿共手册》，他见到过这种手册。丁健民叔叔告诉爸爸，在军队行进时他曾企图在沟帮子附近投奔共军，但由于没有找到接洽人，没能成功。
当时爸爸也正在如饥似渴的读着进步书刊，寻找着投向光明的路途，他们越谈越投机，丁健民叔叔再也不想回到他的青年军了。已经痊愈的他在我家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一年多。陪同他的白耀武一个人回到沈阳去找部队了。1947年秋，丁建民叔叔回到已驻本溪的部队，在一个深夜和几个伙伴一起离开驻地，投向了解放军。他成为了解放军的一员，于五十年代初转业到东北人民政府林业部，当了杂志社编辑。1954年，东北人民政府撤消，丁叔叔去了北京林业部工作，在《中国林业》杂志社做编辑工作。
从爸爸妈妈和丁健民叔叔相识，直到爸爸妈妈离去，五十六年的岁月中，他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每次丁叔叔来我家都和爸爸住在一个房间里，白天黑夜的谈话，就像是亲兄弟。丁叔叔的来信很频繁，他的信都是用竖行小楷写的，像字帖一样，大概是常年做编辑工作练就的吧。丁叔叔每次来锦州都邀请我们放假时去他家玩，可是爸爸妈妈没发话，我们一直没有去。
我第一次去丁叔叔家，已是1979年夏天。单位派我去北京参加卫生系统编写卫生志的学习班，爸爸妈妈说，艾娜阿姨已经去世很久了，丁叔叔又找了一个老伴，不知生活得怎么样，嘱咐我一定去看看。我在学习班开班之前找到了位于和平里林业部住宅区的丁叔叔家，受到了盛情款待。丁叔叔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爸爸妈妈，阿姨对我也是一见如故，她告诉我，丁叔叔最记挂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虽然有别的亲朋来，但丁叔叔最希望的是我们能来。阿姨还在上班，她的工作是在锅炉房烧热水，她和我聊天时说，每天的工作环境像火烤一样的热，她因为太胖，买不到合适的衬衫，我记在心里了。回到家的第二天，我用在北京买回的丝绸布料给阿姨做了两件短袖衫寄走了。很快收到丁叔叔的来信，他说我做的衣服阿姨穿着特别合适，高兴极了，一直在说，这个孩子心真好。丁叔叔也说我做事像爸爸妈妈。
我最后一次去丁叔叔家是1987年的夏天，回国探亲的姐姐要带走可可，我和爸爸一起去北京送她们，四个人都住在了丁叔叔家，那种感觉真像是久别重逢的亲人。当我和爸爸离开北京的时候，丁叔叔给我们买好车票，送我们去车站，一再叮嘱让我们再来，可是，我们那一次分别就再也没有见面。虽然我又去过北京几次，但每次都来去匆匆，没来得及去丁叔叔家，还总是想着来日方长。
丁叔叔的信还是照常来，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高血压、糖尿病、腰腿疼都缠上身，不能出远门了。在爸爸妈妈病危期间，我接到了丁叔叔的电话，问我他的来信爸妈收到没有，怎么未见回信，我当时不知怎么对他说，告诉他过几天再给他打电话。可是这个电话我再也没打，不敢打了。因为我知道他已经严重得终日卧床了，不久，我又收到了他直接写给我的信，写着他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一定给他打电话。
可是，我一直也没拨过那个号码，我主动失去了联系。那时候，我已经承受不了父辈亲人相继离去的打击，我怕再听到噩耗。直到两年后他逝去。
没有了上一代的余荫，我才知道这一生中错过了多少值得珍惜的人和事，才知道我多想了解父母的一生，了解与他们有关的历史。
在爸爸的档案中写证明材料最多的人就是丁健民叔叔，每当爸爸受到一次冲击，他就会成为外调对象，每次他都要写上很多页，不厌其烦的叙述他们相识过程，交往经历，更多篇幅介绍爸爸的为人，一件件他永不忘怀的小事。他写的根本不像给一个审查对象的证明，倒象一篇篇表扬稿。最让我震惊的是在爸爸因“反党集团”事件遭受处分时他写的证明材料上居然这样落款：”他的同志（也是最好的朋友）丁健民。”那是人人自危的年代，爸爸是犯了“反党”错误的人，他居然主动宣称“最好的朋友”。
在爸爸落难时挺身直言的真朋友
旭子 (2026-10-11 09:16:56) 评论 (0)
在爸爸落难时挺身直言的真朋友
在五、六十年代常来我家的亲朋中，有一对夫妻的穿着打扮和我们周围的人距离有些大，他们是丁健民叔叔和艾娜阿姨，来自北京。那时候，我还分不清亲戚和朋友的关系,不知道这二者有什么区别,以为凡是到我家来的人都是名目繁多的亲戚呢。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专案人员叫爸爸交待他和丁健民的关系，我才听爸爸妈妈讲明白他们和丁叔叔关系的来龙去脉。
事情还是发生在崇慈医院里，1946年春，一天深夜，一位高烧40℃的患者被担架抬到了崇慈医院，他是国民党青年军207师的准尉文书丁健民，送他来的是不满20岁的上士白耀武，他请求住在医院的厨师去找爸爸，收下他们。
他们住在名为合发同的中药铺里，因巨流河一带发生大规模的传染病，他又发高烧，所以被药铺老板介绍来到崇慈医院,经爸爸检查后确诊为大叶性肺炎，需要住院治疗。此时他们所在部队已经离开新民，进驻沈阳了。爸爸给予免费治疗，并安排他住单间病房，由白耀武陪护他。
经半个多月的治疗，丁叔叔基本痊愈了。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和爸爸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爸爸每天工作之余都会到他的病房里和他聊天，谈读书，谈国家局势，谈他们的理想，
丁健民叔叔是河南人，毕业于师范专科，是厌恶内战的“亲共”分子。他给爸爸讲他在部队的见闻，说毛泽东飞重庆时,不少知名人士、老相识到机场迎接，他说：“我原来还是个匪”。他说蒋介石一面和谈，一面向军队下发《剿共手册》，他见到过这种手册。丁健民叔叔告诉爸爸，在军队行进时他曾企图在沟帮子附近投奔共军，但由于没有找到接洽人，没能成功。
当时爸爸也正在如饥似渴的读着进步书刊，寻找着投向光明的路途，他们越谈越投机，丁健民叔叔再也不想回到他的青年军了。已经痊愈的他在我家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一年多。陪同他的白耀武一个人回到沈阳去找部队了。1947年秋，丁建民叔叔回到已驻本溪的部队，在一个深夜和几个伙伴一起离开驻地，投向了解放军。他成为了解放军的一员，于五十年代初转业到东北人民政府林业部，当了杂志社编辑。1954年，东北人民政府撤消，丁叔叔去了北京林业部工作，在《中国林业》杂志社做编辑工作。
从爸爸妈妈和丁健民叔叔相识，直到爸爸妈妈离去，五十六年的岁月中，他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每次丁叔叔来我家都和爸爸住在一个房间里，白天黑夜的谈话，就像是亲兄弟。丁叔叔的来信很频繁，他的信都是用竖行小楷写的，像字帖一样，大概是常年做编辑工作练就的吧。丁叔叔每次来锦州都邀请我们放假时去他家玩，可是爸爸妈妈没发话，我们一直没有去。
我第一次去丁叔叔家，已是1979年夏天。单位派我去北京参加卫生系统编写卫生志的学习班，爸爸妈妈说，艾娜阿姨已经去世很久了，丁叔叔又找了一个老伴，不知生活得怎么样，嘱咐我一定去看看。我在学习班开班之前找到了位于和平里林业部住宅区的丁叔叔家，受到了盛情款待。丁叔叔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爸爸妈妈，阿姨对我也是一见如故，她告诉我，丁叔叔最记挂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虽然有别的亲朋来，但丁叔叔最希望的是我们能来。阿姨还在上班，她的工作是在锅炉房烧热水，她和我聊天时说，每天的工作环境像火烤一样的热，她因为太胖，买不到合适的衬衫，我记在心里了。回到家的第二天，我用在北京买回的丝绸布料给阿姨做了两件短袖衫寄走了。很快收到丁叔叔的来信，他说我做的衣服阿姨穿着特别合适，高兴极了，一直在说，这个孩子心真好。丁叔叔也说我做事像爸爸妈妈。
我最后一次去丁叔叔家是1987年的夏天，回国探亲的姐姐要带走可可，我和爸爸一起去北京送她们，四个人都住在了丁叔叔家，那种感觉真像是久别重逢的亲人。当我和爸爸离开北京的时候，丁叔叔给我们买好车票，送我们去车站，一再叮嘱让我们再来，可是，我们那一次分别就再也没有见面。虽然我又去过北京几次，但每次都来去匆匆，没来得及去丁叔叔家，还总是想着来日方长。
丁叔叔的信还是照常来，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高血压、糖尿病、腰腿疼都缠上身，不能出远门了。在爸爸妈妈病危期间，我接到了丁叔叔的电话，问我他的来信爸妈收到没有，怎么未见回信，我当时不知怎么对他说，告诉他过几天再给他打电话。可是这个电话我再也没打，不敢打了。因为我知道他已经严重得终日卧床了，不久，我又收到了他直接写给我的信，写着他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一定给他打电话。
可是，我一直也没拨过那个号码，我主动失去了联系。那时候，我已经承受不了父辈亲人相继离去的打击，我怕再听到噩耗。直到两年后他逝去。
没有了上一代的余荫，我才知道这一生中错过了多少值得珍惜的人和事，才知道我多想了解父母的一生，了解与他们有关的历史。
在爸爸的档案中写证明材料最多的人就是丁健民叔叔，每当爸爸受到一次冲击，他就会成为外调对象，每次他都要写上很多页，不厌其烦的叙述他们相识过程，交往经历，更多篇幅介绍爸爸的为人，一件件他永不忘怀的小事。他写的根本不像给一个审查对象的证明，倒象一篇篇表扬稿。最让我震惊的是在爸爸因“反党集团”事件遭受处分时他写的证明材料上居然这样落款：”他的同志（也是最好的朋友）丁健民。”那是人人自危的年代，爸爸是犯了“反党”错误的人，他居然主动宣称“最好的朋友”。
在五、六十年代常来我家的亲朋中，有一对夫妻的穿着打扮和我们周围的人距离有些大，他们是丁健民叔叔和艾娜阿姨，来自北京。那时候，我还分不清亲戚和朋友的关系,不知道这二者有什么区别,以为凡是到我家来的人都是名目繁多的亲戚呢。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专案人员叫爸爸交待他和丁健民的关系，我才听爸爸妈妈讲明白他们和丁叔叔关系的来龙去脉。
事情还是发生在崇慈医院里，1946年春，一天深夜，一位高烧40℃的患者被担架抬到了崇慈医院，他是国民党青年军207师的准尉文书丁健民，送他来的是不满20岁的上士白耀武，他请求住在医院的厨师去找爸爸，收下他们。
他们住在名为合发同的中药铺里，因巨流河一带发生大规模的传染病，他又发高烧，所以被药铺老板介绍来到崇慈医院,经爸爸检查后确诊为大叶性肺炎，需要住院治疗。此时他们所在部队已经离开新民，进驻沈阳了。爸爸给予免费治疗，并安排他住单间病房，由白耀武陪护他。
经半个多月的治疗，丁叔叔基本痊愈了。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和爸爸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爸爸每天工作之余都会到他的病房里和他聊天，谈读书，谈国家局势，谈他们的理想，
丁健民叔叔是河南人，毕业于师范专科，是厌恶内战的“亲共”分子。他给爸爸讲他在部队的见闻，说毛泽东飞重庆时,不少知名人士、老相识到机场迎接，他说：“我原来还是个匪”。他说蒋介石一面和谈，一面向军队下发《剿共手册》，他见到过这种手册。丁健民叔叔告诉爸爸，在军队行进时他曾企图在沟帮子附近投奔共军，但由于没有找到接洽人，没能成功。
当时爸爸也正在如饥似渴的读着进步书刊，寻找着投向光明的路途，他们越谈越投机，丁健民叔叔再也不想回到他的青年军了。已经痊愈的他在我家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一年多。陪同他的白耀武一个人回到沈阳去找部队了。1947年秋，丁建民叔叔回到已驻本溪的部队，在一个深夜和几个伙伴一起离开驻地，投向了解放军。他成为了解放军的一员，于五十年代初转业到东北人民政府林业部，当了杂志社编辑。1954年，东北人民政府撤消，丁叔叔去了北京林业部工作，在《中国林业》杂志社做编辑工作。
从爸爸妈妈和丁健民叔叔相识，直到爸爸妈妈离去，五十六年的岁月中，他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每次丁叔叔来我家都和爸爸住在一个房间里，白天黑夜的谈话，就像是亲兄弟。丁叔叔的来信很频繁，他的信都是用竖行小楷写的，像字帖一样，大概是常年做编辑工作练就的吧。丁叔叔每次来锦州都邀请我们放假时去他家玩，可是爸爸妈妈没发话，我们一直没有去。
我第一次去丁叔叔家，已是1979年夏天。单位派我去北京参加卫生系统编写卫生志的学习班，爸爸妈妈说，艾娜阿姨已经去世很久了，丁叔叔又找了一个老伴，不知生活得怎么样，嘱咐我一定去看看。我在学习班开班之前找到了位于和平里林业部住宅区的丁叔叔家，受到了盛情款待。丁叔叔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爸爸妈妈，阿姨对我也是一见如故，她告诉我，丁叔叔最记挂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虽然有别的亲朋来，但丁叔叔最希望的是我们能来。阿姨还在上班，她的工作是在锅炉房烧热水，她和我聊天时说，每天的工作环境像火烤一样的热，她因为太胖，买不到合适的衬衫，我记在心里了。回到家的第二天，我用在北京买回的丝绸布料给阿姨做了两件短袖衫寄走了。很快收到丁叔叔的来信，他说我做的衣服阿姨穿着特别合适，高兴极了，一直在说，这个孩子心真好。丁叔叔也说我做事像爸爸妈妈。
我最后一次去丁叔叔家是1987年的夏天，回国探亲的姐姐要带走可可，我和爸爸一起去北京送她们，四个人都住在了丁叔叔家，那种感觉真像是久别重逢的亲人。当我和爸爸离开北京的时候，丁叔叔给我们买好车票，送我们去车站，一再叮嘱让我们再来，可是，我们那一次分别就再也没有见面。虽然我又去过北京几次，但每次都来去匆匆，没来得及去丁叔叔家，还总是想着来日方长。
丁叔叔的信还是照常来，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高血压、糖尿病、腰腿疼都缠上身，不能出远门了。在爸爸妈妈病危期间，我接到了丁叔叔的电话，问我他的来信爸妈收到没有，怎么未见回信，我当时不知怎么对他说，告诉他过几天再给他打电话。可是这个电话我再也没打，不敢打了。因为我知道他已经严重得终日卧床了，不久，我又收到了他直接写给我的信，写着他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一定给他打电话。
可是，我一直也没拨过那个号码，我主动失去了联系。那时候，我已经承受不了父辈亲人相继离去的打击，我怕再听到噩耗。直到两年后他逝去。
没有了上一代的余荫，我才知道这一生中错过了多少值得珍惜的人和事，才知道我多想了解父母的一生，了解与他们有关的历史。
在爸爸的档案中写证明材料最多的人就是丁健民叔叔，每当爸爸受到一次冲击，他就会成为外调对象，每次他都要写上很多页，不厌其烦的叙述他们相识过程，交往经历，更多篇幅介绍爸爸的为人，一件件他永不忘怀的小事。他写的根本不像给一个审查对象的证明，倒象一篇篇表扬稿。最让我震惊的是在爸爸因“反党集团”事件遭受处分时他写的证明材料上居然这样落款：”他的同志（也是最好的朋友）丁健民。”那是人人自危的年代，爸爸是犯了“反党”错误的人，他居然主动宣称“最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