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29年，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收到了一部书。这部书并不是什么新写的史书，而是一部旧书的注释，原书叫《三国志》，作者陈寿，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如今，有个叫裴松之的人，奉皇帝之命，为这部《三国志》重新作注。宋文帝读完之后，大为赞赏，说了五个字：“此为不朽矣！”
这话可不是一般的赞美。中国古人讲究立德、立功、立言，能够不朽，那可是读书人一辈子的追求。裴松之做了一辈子官，虽然没有位极人臣，也没有留下赫赫战功，最后却凭着给一部旧史作注，得到了皇帝‘不朽’的评价。
更有意思的是，这位后来获得不朽之名的人，年轻时却干过一件颇为煞风景的事：他上书朝廷，要求禁止官员随便给自己立碑歌功颂德。
这裴松之，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一、石头上的功德，未必是真的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人，生于公元372年。河东裴氏，是中国中古时期的著名士族，家学渊源深厚。裴松之的祖父裴昧，曾任光禄大夫；父亲裴珪，曾任正员外郎。裴松之八岁便熟悉《论语》《毛诗》，成年之后博览典籍，算得上一个典型的士族子弟。
不过，裴松之并不是一个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他年轻时便进入仕途，先后在殿中将军、员外散骑侍郎等职位上任职。东晋末年，他曾经上书朝廷，反对一件当时颇为流行的事情：给官员立碑。
这立碑，本来是为了纪念有功德的人。一个地方官做出了政绩，百姓感念他的恩德，立一块碑，把他的事迹刻在石头上，留给后人瞻仰，原本无可厚非。可到了东晋末年，事情却渐渐变了味道。官员不论政绩如何，都有人为他们树碑立传，颂扬功德。碑文越写越漂亮，功绩越吹越大，至于事情究竟是不是真的，反倒没人关心了。
裴松之看不下去了。他在奏疏中说：“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这话说得相当不客气：如今的碑文，很少能够依据真实可信的事迹，刻在石头上的虚假赞美，反倒成了常态。
石头本来比纸张更耐久，立碑的目的，就是让后人记住。如果刻在石头上的都是假话，那么流传得越久，岂不是欺骗后人越多？
裴松之提出，今后官员想要立碑，应该先将事迹上报朝廷，经过审议，确实有值得表彰的功德，才允许刻石纪念。《宋书》记载，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禁止了当时随意立碑的风气。
这件事看起来不大，却很能体现裴松之的性格。他不是反对立碑，而是反对没有事实依据的歌功颂德。至于那些写在石头上的漂亮话，他似乎从来就不怎么相信。
有趣的是，几十年之后，他为《三国志》作注，面对的仍然是同一个问题：那些已经写进史书、准备留给后人的故事，究竟有多少是真的？
二、刘裕说，这个人不该留在边地
裴松之生活的年代，距离三国已经过去近百年，但天下并没有因为三国归晋而太平。西晋短暂统一之后，中原再次陷入战乱，晋室南渡，东晋偏安江南。北方则政权更迭，战争不断。
裴松之的仕途，也因此与一位改变时代的人物发生了交集，这个人就是刘裕。
公元416年，刘裕发动北伐，进攻后秦。晋军当年收复洛阳，次年攻入关中，收复长安。裴松之就在这场北伐期间，担任刘裕所领司州的主簿，后来又任治中从事史。
当然，史书没有记载裴松之亲自带兵冲锋陷阵。他在军政机构中担任的是文职，处理州府事务。不过，这段经历至少说明，裴松之并不是一个远离政治和战争、只会在书斋里谈论天下的人。他曾经身处北伐的政治军事体系之中，亲眼见证的时代，仍然是一个兵戈不息的时代。
刘裕对裴松之颇为欣赏。《宋书》记载，刘裕认为：“裴松之廊庙之才，不宜久尸边务。”
所谓廊庙之才，就是有能力在朝廷中参与国家大政的人才。刘裕认为，让裴松之长期留在边地处理事务，未免有些大材小用，于是将他调任世子洗马，与殷景仁一起辅佐世子。
这是一份相当不错的评价。要知道，刘裕是一个在战争与政治斗争中崛起的人物，识人用人，向来注重实际能力。裴松之能够得到他的赏识，说明他在行政事务方面确实有自己的本事。
后来，刘裕代晋建宋，裴松之继续在新朝任职。他没有成为叱咤风云的权臣，却也不是一个仕途失意、不得已才转向著书立说的人。
三、皇帝派他去湘州，回来交了二十四条意见
刘裕去世之后，刘宋朝廷经历了一番政治动荡，最终由宋文帝刘义隆掌握政权。
公元426年，宋文帝诛杀徐羡之、傅亮等权臣之后，开始整顿政治，派遣使者巡察各地，了解地方治理的实际情况。
裴松之被派往湘州。
这次出使，并不是让他去游山玩水，而是代表朝廷巡视地方，调查政治得失、社会风俗，看看地方官员究竟做得怎么样，百姓又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裴松之完成使命，回到朝廷之后，依照奉行的条目，将有关事项逐一整理成文，计二十四条，又依诏上报地方礼俗与政治得失。
《宋书》对此评价很高，说他“甚得奉使之义，论者美之”。意思是，裴松之很好地履行了使者的职责，得到了当时舆论的赞许。
这段经历，或许比他做过什么官更值得注意。裴松之并不是只凭书本判断事情的人，他曾经受命调查地方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史书没有完整保存这二十四条意见的内容，我们也无从知道他究竟提出了哪些改革建议，但可以确定的是，宋文帝对他的工作颇为满意。
后来，裴松之还担任过永嘉太守。《宋书》称他勤于抚恤百姓，当地官民都认为他的治理得当。
从这些经历来看，裴松之本来完全可以沿着一条士族官僚的道路走下去。他出身名门，少年博学，得到过刘裕的赏识，又受到宋文帝的信任，地方行政也颇有成绩。
然而，真正让他的名字留在历史上的，却是另一件事。
四、陈寿已经写完了三国，裴松之为什么还要再写？
宋文帝认为，陈寿的《三国志》虽然是一部优秀的史书，却过于简略，于是命裴松之为其作注。
陈寿写《三国志》，距离三国时代并不遥远。他本人经历过蜀汉灭亡，又在西晋为官，能够接触到不少三国时期的文献材料。他写史讲究简洁，许多事情只记结果，不写过程；许多人物虽然重要，却没有留下多少事迹。
这种写法有好处。全书结构清楚，文字精练，人物与事件的主线非常明晰。但是，也留下了大量空白。
裴松之决定把这些空白补起来。
他广泛搜集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各种史书、人物传记、私人著述，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将陈寿没有记载的事情补充进去。遇到不同史书说法不一的地方，他往往不急着作出取舍，而是将不同记载一并列出；遇到明显不合理的说法，他又会提出自己的批评。
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明了自己的做法。后人通常将其概括为补阙、备异、惩妄、论辩。
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备异。
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可能留下不同的记载。曹魏有曹魏的说法，孙吴有孙吴的说法，蜀汉也有蜀汉的说法。即便同属一方，不同史书也可能彼此矛盾。裴松之并不认为，必须把这些矛盾全部消除，才能写出一部好书。
有些事情，他能够判断是非，便直接提出意见；有些事情，他无法确定，便把不同说法保存下来，留给后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裴松之所引用的材料都可靠。他保存的史料中，也有传闻、轶事，甚至神怪故事。后人批评他征引过于繁杂，并非全无道理。但正是因为他广泛保存材料，许多后来失传的史书，才得以通过《三国志注》留下片段。
陈寿要做的，是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材料中，写出一部简明的三国史；裴松之要做的，却是把陈寿没有采用的材料重新找回来，让读者知道，同一段历史，原来还有其他说法。
一个在取舍，一个在保存。
两个人相隔百余年，却共同完成了我们今天所读的《三国志》。
五、此为不朽矣
公元429年，裴松之完成《三国志注》，将书呈交宋文帝。
这一年，裴松之已经五十七岁。一个做过州府官员、巡察过地方、治理过郡县的人，终于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宋文帝读后大为赞赏，说：“此为不朽矣！”
这五个字，恐怕是裴松之一生得到的最高评价。
想想也很有意思。裴松之年轻时曾经上书朝廷，反对官员随意立碑。他认为，功德应该建立在真实的事迹之上，不能靠漂亮文章把虚名刻在石头上，欺骗后人。
几十年之后，他自己却获得了不朽之名。
只不过，他没有为自己立碑，也没有写一部歌颂自己功德的传记，而是花费大量心力，为一部别人写的史书补充材料、辨析异同。
裴松之于公元451年去世，享年八十岁。他的儿子裴骃后来又为司马迁的《史记》作注，撰成《史记集解》。父亲注《三国志》，儿子注《史记》，裴氏父子都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了名字。
今天我们研究三国，许多熟悉的故事，其实并不见于陈寿的正文，而是来自裴松之所保存的其他史料。尤其是赤壁之战，曹操、孙权、刘备三方留下的记载，有些彼此抵牾。倘若没有裴松之广泛征引，我们可能只会读到其中的一种说法，却不知道还有其他记载存在。
裴松之当然不是一个永远正确的史学家。他也会判断失误，也会引用不可靠的材料。但他为后人留下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可能：当历史出现不同说法的时候，我们不必只听其中一种声音。
陈寿为三国写下了一部历史，裴松之则让我们看到，这部历史之外，还有多少未被写入正文的故事。
回头再看他年轻时反对立碑的那件事，倒也颇有意味。
那些急着把功德刻在石头上的官员，如今大多已经无人记得。裴松之没有替自己刻碑，却把名字留在了《三国志》的每一卷中。
他曾经反对别人用石头制造不朽，最后却用一部注释，真正做到了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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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松之：为别人作注，也能不朽
瀚海箫声 (2026-10-20 03:08:25) 评论 (0) 公元429年，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收到了一部书。这部书并不是什么新写的史书，而是一部旧书的注释，原书叫《三国志》，作者陈寿，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如今，有个叫裴松之的人，奉皇帝之命，为这部《三国志》重新作注。宋文帝读完之后，大为赞赏，说了五个字：“此为不朽矣！”
这话可不是一般的赞美。中国古人讲究立德、立功、立言，能够不朽，那可是读书人一辈子的追求。裴松之做了一辈子官，虽然没有位极人臣，也没有留下赫赫战功，最后却凭着给一部旧史作注，得到了皇帝‘不朽’的评价。
更有意思的是，这位后来获得不朽之名的人，年轻时却干过一件颇为煞风景的事：他上书朝廷，要求禁止官员随便给自己立碑歌功颂德。
这裴松之，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一、石头上的功德，未必是真的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人，生于公元372年。河东裴氏，是中国中古时期的著名士族，家学渊源深厚。裴松之的祖父裴昧，曾任光禄大夫；父亲裴珪，曾任正员外郎。裴松之八岁便熟悉《论语》《毛诗》，成年之后博览典籍，算得上一个典型的士族子弟。
不过，裴松之并不是一个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他年轻时便进入仕途，先后在殿中将军、员外散骑侍郎等职位上任职。东晋末年，他曾经上书朝廷，反对一件当时颇为流行的事情：给官员立碑。
这立碑，本来是为了纪念有功德的人。一个地方官做出了政绩，百姓感念他的恩德，立一块碑，把他的事迹刻在石头上，留给后人瞻仰，原本无可厚非。可到了东晋末年，事情却渐渐变了味道。官员不论政绩如何，都有人为他们树碑立传，颂扬功德。碑文越写越漂亮，功绩越吹越大，至于事情究竟是不是真的，反倒没人关心了。
裴松之看不下去了。他在奏疏中说：“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这话说得相当不客气：如今的碑文，很少能够依据真实可信的事迹，刻在石头上的虚假赞美，反倒成了常态。
石头本来比纸张更耐久，立碑的目的，就是让后人记住。如果刻在石头上的都是假话，那么流传得越久，岂不是欺骗后人越多？
裴松之提出，今后官员想要立碑，应该先将事迹上报朝廷，经过审议，确实有值得表彰的功德，才允许刻石纪念。《宋书》记载，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禁止了当时随意立碑的风气。
这件事看起来不大，却很能体现裴松之的性格。他不是反对立碑，而是反对没有事实依据的歌功颂德。至于那些写在石头上的漂亮话，他似乎从来就不怎么相信。
有趣的是，几十年之后，他为《三国志》作注，面对的仍然是同一个问题：那些已经写进史书、准备留给后人的故事，究竟有多少是真的？
二、刘裕说，这个人不该留在边地
裴松之生活的年代，距离三国已经过去近百年，但天下并没有因为三国归晋而太平。西晋短暂统一之后，中原再次陷入战乱，晋室南渡，东晋偏安江南。北方则政权更迭，战争不断。
裴松之的仕途，也因此与一位改变时代的人物发生了交集，这个人就是刘裕。
公元416年，刘裕发动北伐，进攻后秦。晋军当年收复洛阳，次年攻入关中，收复长安。裴松之就在这场北伐期间，担任刘裕所领司州的主簿，后来又任治中从事史。
当然，史书没有记载裴松之亲自带兵冲锋陷阵。他在军政机构中担任的是文职，处理州府事务。不过，这段经历至少说明，裴松之并不是一个远离政治和战争、只会在书斋里谈论天下的人。他曾经身处北伐的政治军事体系之中，亲眼见证的时代，仍然是一个兵戈不息的时代。
刘裕对裴松之颇为欣赏。《宋书》记载，刘裕认为：“裴松之廊庙之才，不宜久尸边务。”
所谓廊庙之才，就是有能力在朝廷中参与国家大政的人才。刘裕认为，让裴松之长期留在边地处理事务，未免有些大材小用，于是将他调任世子洗马，与殷景仁一起辅佐世子。
这是一份相当不错的评价。要知道，刘裕是一个在战争与政治斗争中崛起的人物，识人用人，向来注重实际能力。裴松之能够得到他的赏识，说明他在行政事务方面确实有自己的本事。
后来，刘裕代晋建宋，裴松之继续在新朝任职。他没有成为叱咤风云的权臣，却也不是一个仕途失意、不得已才转向著书立说的人。
三、皇帝派他去湘州，回来交了二十四条意见
刘裕去世之后，刘宋朝廷经历了一番政治动荡，最终由宋文帝刘义隆掌握政权。
公元426年，宋文帝诛杀徐羡之、傅亮等权臣之后，开始整顿政治，派遣使者巡察各地，了解地方治理的实际情况。
裴松之被派往湘州。
这次出使，并不是让他去游山玩水，而是代表朝廷巡视地方，调查政治得失、社会风俗，看看地方官员究竟做得怎么样，百姓又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裴松之完成使命，回到朝廷之后，依照奉行的条目，将有关事项逐一整理成文，计二十四条，又依诏上报地方礼俗与政治得失。
《宋书》对此评价很高，说他“甚得奉使之义，论者美之”。意思是，裴松之很好地履行了使者的职责，得到了当时舆论的赞许。
这段经历，或许比他做过什么官更值得注意。裴松之并不是只凭书本判断事情的人，他曾经受命调查地方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史书没有完整保存这二十四条意见的内容，我们也无从知道他究竟提出了哪些改革建议，但可以确定的是，宋文帝对他的工作颇为满意。
后来，裴松之还担任过永嘉太守。《宋书》称他勤于抚恤百姓，当地官民都认为他的治理得当。
从这些经历来看，裴松之本来完全可以沿着一条士族官僚的道路走下去。他出身名门，少年博学，得到过刘裕的赏识，又受到宋文帝的信任，地方行政也颇有成绩。
然而，真正让他的名字留在历史上的，却是另一件事。
四、陈寿已经写完了三国，裴松之为什么还要再写？
宋文帝认为，陈寿的《三国志》虽然是一部优秀的史书，却过于简略，于是命裴松之为其作注。
陈寿写《三国志》，距离三国时代并不遥远。他本人经历过蜀汉灭亡，又在西晋为官，能够接触到不少三国时期的文献材料。他写史讲究简洁，许多事情只记结果，不写过程；许多人物虽然重要，却没有留下多少事迹。
这种写法有好处。全书结构清楚，文字精练，人物与事件的主线非常明晰。但是，也留下了大量空白。
裴松之决定把这些空白补起来。
他广泛搜集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各种史书、人物传记、私人著述，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将陈寿没有记载的事情补充进去。遇到不同史书说法不一的地方，他往往不急着作出取舍，而是将不同记载一并列出；遇到明显不合理的说法，他又会提出自己的批评。
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明了自己的做法。后人通常将其概括为补阙、备异、惩妄、论辩。
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备异。
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可能留下不同的记载。曹魏有曹魏的说法，孙吴有孙吴的说法，蜀汉也有蜀汉的说法。即便同属一方，不同史书也可能彼此矛盾。裴松之并不认为，必须把这些矛盾全部消除，才能写出一部好书。
有些事情，他能够判断是非，便直接提出意见；有些事情，他无法确定，便把不同说法保存下来，留给后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裴松之所引用的材料都可靠。他保存的史料中，也有传闻、轶事，甚至神怪故事。后人批评他征引过于繁杂，并非全无道理。但正是因为他广泛保存材料，许多后来失传的史书，才得以通过《三国志注》留下片段。
陈寿要做的，是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材料中，写出一部简明的三国史；裴松之要做的，却是把陈寿没有采用的材料重新找回来，让读者知道，同一段历史，原来还有其他说法。
一个在取舍，一个在保存。
两个人相隔百余年，却共同完成了我们今天所读的《三国志》。
五、此为不朽矣
公元429年，裴松之完成《三国志注》，将书呈交宋文帝。
这一年，裴松之已经五十七岁。一个做过州府官员、巡察过地方、治理过郡县的人，终于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宋文帝读后大为赞赏，说：“此为不朽矣！”
这五个字，恐怕是裴松之一生得到的最高评价。
想想也很有意思。裴松之年轻时曾经上书朝廷，反对官员随意立碑。他认为，功德应该建立在真实的事迹之上，不能靠漂亮文章把虚名刻在石头上，欺骗后人。
几十年之后，他自己却获得了不朽之名。
只不过，他没有为自己立碑，也没有写一部歌颂自己功德的传记，而是花费大量心力，为一部别人写的史书补充材料、辨析异同。
裴松之于公元451年去世，享年八十岁。他的儿子裴骃后来又为司马迁的《史记》作注，撰成《史记集解》。父亲注《三国志》，儿子注《史记》，裴氏父子都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了名字。
今天我们研究三国，许多熟悉的故事，其实并不见于陈寿的正文，而是来自裴松之所保存的其他史料。尤其是赤壁之战，曹操、孙权、刘备三方留下的记载，有些彼此抵牾。倘若没有裴松之广泛征引，我们可能只会读到其中的一种说法，却不知道还有其他记载存在。
裴松之当然不是一个永远正确的史学家。他也会判断失误，也会引用不可靠的材料。但他为后人留下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可能：当历史出现不同说法的时候，我们不必只听其中一种声音。
陈寿为三国写下了一部历史，裴松之则让我们看到，这部历史之外，还有多少未被写入正文的故事。
回头再看他年轻时反对立碑的那件事，倒也颇有意味。
那些急着把功德刻在石头上的官员，如今大多已经无人记得。裴松之没有替自己刻碑，却把名字留在了《三国志》的每一卷中。
他曾经反对别人用石头制造不朽，最后却用一部注释，真正做到了不朽。
更多三国故事在频道， 借荆州之八《荆州百年，那些倒在荆州的英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