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的实验室或者社区接连曝出六起华裔所涉及的投毒案，美国人都发推说：“这不是个别疯子的孤立行为，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不是“a lone nut”，而是“a pattern of behavior”。

这六起投毒案可以从北大校友李天乐在美国新泽西州投毒杀夫案算起，他们是北大妻子投毒清华丈夫，这起案件成为华人留美群体中令人震惊的刑事案件之一。

李天乐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美国制药公司担任化学研究员，丈夫王晓晔则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一名软件工程师。2011年1月，王晓晔因铊中毒死亡。调查发现，夫妻关系当时已经恶化，王晓晔曾提出离婚。

检方指控李天乐利用自己的化学专业知识获取铊，并将其用于毒害丈夫。2013年7月，美国新泽西州陪审团裁定李天乐谋杀罪成立，同年9月，她被判处终身监禁，须服刑30年后才有资格申请假释。

他们似乎把清华朱令投毒的行为搬到了美国，朱令案的主要嫌疑人孙维仍然生活在澳洲。

我们再谈随后的五起美国华裔投毒案。

如果你的同事经常生病，却始终查不出病因，你会不会想到，有人可能正在你的饮用水里投毒？

如果你是一名大学研究生，每天都在实验室里工作，与同门分享研究成果，你会不会想到，那个和你朝夕相处、表面上看起来毫无异常的人，可能会偷偷破坏你的实验，甚至把有毒化学物质放进你的水杯？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美国过去十多年里，确实发生过多起这样的案件。从加州伯克利、斯坦福大学，到宾夕法尼亚州理海大学，再到佛罗里达大学和怀俄明大学，相关案件涉及同事、实验室研究人员、大学室友，甚至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这些案件的背景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同一种动机，也不能因为涉案者有相似的族裔背景，就把个别人的犯罪行为归咎于整个群体。但是，它们揭示了一个共同的危险：当有人利用实验室知识、化学品或日常饮水实施伤害时，受害者甚至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不知道，自己究竟遭遇了什么。

让我们来稍微仔细看看另外案件的经过，我们以时间顺序为准，最后谈谈教训。

第二案：欧阳湘玉（Xiangyu Ouyang）——斯坦福大学研究生向实验室同门的水瓶中加入化学品

这个案件发生在斯坦福大学。

2014年秋天，欧阳湘玉（Xiangyu Ouyang）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相关实验室从事研究。她当时是来自新加坡、原籍中国大陆的生物化学研究生，也是新加坡科技研究机构A*STAR的奖学金获得者。

根据法院材料及当时的媒体报道，实验室里接连出现异常情况。

有研究人员发现，自己的实验结果遭到破坏；另有两名研究生在饮用自己的水瓶中的水后，感觉口腔和喉咙出现灼烧感。

调查人员随后怀疑有人在水中加入了化学物质。

欧阳湘玉后来向警方承认，她曾在两名实验室同门的水瓶中加入多聚甲醛相关化学物质（paraformaldehyde）。S她还承认，自己曾破坏同事的实验，并在他人的水瓶中加入过这种物质。

多聚甲醛是一种具有刺激性和健康危害的化学物质，在实验室中可用于组织样本固定等用途。不应该将它当作普通饮用水中的成分。

2015年，欧阳湘玉被正式起诉，面临四项投毒重罪指控。

同年12月，她对四项指控作出不抗辩答辩。2016年1月，法院判处她三年缓刑，并要求完成176天社区服务。

当时的报道还提到，她曾向警方表示，自己经历严重失眠、头晕及心理健康问题，并声称无意伤害他人。

这些背景是理解案件时需要知道的情况，但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她承认实施了相关行为，并因此受到刑事处罚。

第三案：杨裕凯（Yukai Yang）——理海大学化学专业学生向室友投放铊

这起案件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也是这事件中后果非常严重的一起。

杨裕凯（Yukai Yang）曾是理海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学习化学。

2018年，他的非裔室友朱万·罗亚尔（Juwan Royal）开始出现严重的身体问题。

调查显示，罗亚尔遭到了铊中毒。

铊是一种毒性很强的重金属。人体接触后可能出现严重的神经系统损害，某些后遗症甚至可能长期存在。

检方指控杨裕凯将铊加入室友的食物和饮品中。案件调查还涉及他在室友桌上留下带有种族侮辱意味的文字。

案件曝光后，杨裕凯面临谋杀未遂等严重指控。

2020年11月，他对一级谋杀未遂罪作出认罪答辩。

2021年3月，法院判处他在州监狱服刑7年至20年，并要求支付1.9万美元，用于补偿受害者的部分医疗支出及相关诉讼费用。

罗亚尔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谈到，自己仍然担心铊中毒可能带来的长期健康影响。他的脚趾曾长期失去感觉。

试想一下，大学本来应该是年轻人学习知识、建立友谊、准备未来人生的地方。室友之间共享生活空间，有时也会共享食物和饮料。

但在这起案件中，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信任，却成为受害者无法轻易防范的风险。

而且，与一些仅仅涉及怀疑或尚待审理的案件不同，杨裕凯已经对谋杀未遂罪作出认罪答辩，并因此被判处长期监禁。

第四案：李旭明（Xuming Li）——佛罗里达博士生涉嫌向邻居家注入药物混合物。

第四起案件发生在佛罗里达州。

2023年，南佛罗里达大学的一名化学博士生李旭明（Xuming Li）被控对楼上邻居一家实施投毒。

需要说明的是，这起案件发生在大学研究生的住所附近，并不是已知的校园实验室同事投毒案。

据相关调查报道，李旭明与楼上的阿卜杜拉一家存在邻里矛盾。

2023年5月底至6月期间，住在楼上的阿卜杜拉, 他的妻子以及年幼的女儿，陆续出现令人困惑的身体不适。

他们起初并不知道原因。

印度裔便放了摄像头后发现，李旭明曾多次来到这家人的公寓门口，使用注射器，将含有美沙酮和氢可酮等阿片类药物的混合液体注入门下。

这意味着，受害者可能在自己的家中，在不知道有人接近门口的情况下，接触到危险物质。

监控录像成为调查中的关键证据。

李旭明于2023年被捕，面临多项重罪指控。此后，他在案件尚未经过完整审判的情况下被遣返回中国。相关报道指出，如果他再次返回美国，仍可能面临逮捕。

这起案件与校园实验室中的投毒事件有所不同，但它同样说明了一种危险：具有化学专业知识的人，如果决定利用这些知识伤害别人，受害者可能很难在第一时间识别危险来源。

第五案：徐大卫（David Xu）——从伯克利毕业的工程师被拍到向女同事的水瓶投放重金属

这起案件发生于2017年至2019年。

涉案者徐大卫曾在加州伯克利一家工程公司工作，是一名具有专业技术背景的工程师。他的同事袁蓉也是一名工程师, 他们是师出伯克利美国院士的实验室，然后又在同一个公司工作，为师弟向师姐的投毒。

从2017年开始，袁蓉陆续出现身体异常，包括恶心、呕吐、干呕和脱发。她多次就医，却始终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更奇怪的是，她逐渐注意到，自己放在办公室里的饮水和食物，有时会出现奇怪的气味或味道。

她开始怀疑，有人正在暗中对自己下手。

于是，她在办公桌附近安装了隐藏摄像设备。

2019年3月4日，摄像机拍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徐大卫走到她的办公桌旁，将某种物质倒入她的水瓶，然后盖上瓶盖，迅速离开。

警方调查后发现，涉案水样中含有有毒重金属镉（cadmium）。根据当时公布的警方材料，袁蓉的两名亲属也曾饮用瓶中的水，他们的血液检测同样显示镉暴露异常。

袁蓉的遭遇由此从一场不明原因的疾病，变成了刑事投毒调查。

徐大卫于2019年被捕，最初面临预谋谋杀未遂和投毒等严重指控。

2023年，他对一项投毒重罪指控作出不抗辩答辩（no contest）。这意味着他接受该项指控的司法处理，但在法律意义上不等同于普通的认罪答辩。其他指控则根据协议被撤销。

2024年，他被判处两年缓刑。2026年10月，一名法官又批准了他申请撤销该项定罪记录的请求。

这项决定让袁蓉非常愤怒。她担心，记录被撤销后，未来的雇主可能更难在背景调查中发现这段经历。

她最近向媒体公开了当年的监控视频，希望人们了解自己经历了什么。

案件最终的司法结果，也让她对自己能否获得充分的法律保护产生了深深的失望。因为法官在徐大卫的请求下撤销了对他的重罪指控，他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只坐了一天的牢，加州自由派把持的法院真是让我们涨见识了。

第六案：怀俄明大学研究生王爱丽——同事中毒后，她涉嫌试图逃回中国

2026年10月，美国又曝出一起令人震惊的校园投毒案。

据美联社10月13日报道，32岁的中国籍研究生王爱丽（Aili Wang）在怀俄明大学攻读微生物学相关研究。她被指控向一名同校研究生的茶水中加入有毒化学物质丙烯酰胺。

根据报道，越南裔受害者与王爱丽之间存在矛盾。受害者从事与癌症治疗技术有关的研究，并拥有正在申请专利的研究成果。调查人员还怀疑，王爱丽曾拍摄对方的研究笔记，并进入对方的办公区域。

受害者出现身体异常后，开始怀疑自己的饮品遭到了污染。其妻子和其他同事也参与寻找原因。报道指出，调查人员称，实验室调查和监控录像提供了相关证据。

更让人关注的是案件后续。

警方调查期间，王爱丽在受到大学警方谈后的第二天，她就2026年10月6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检方指称，她当时正准备离开美国返回中国，警方还扣押了与案件有关的电子设备和文件。

她目前面临严重袭击等刑事指控，保释金已提高至150万美元。

这里必须强调：截至相关报道发表时，这仍是一起处于司法程序中的案件，检方指控不能直接等同于法院定罪。

这起案件已经引发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大学实验室不仅是科研场所，也可能存在知识产权争夺、学术竞争和人际冲突。如果有人利用自己接触化学品和实验设备的机会实施伤害，受害者究竟应该如何保护自己？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受害者据报道至今仍有身体症状，能否完全康复尚不确定。

将这六起案件放在一起看，我们会发现几个共同点。首先实施伤害方可能来自受害者熟悉的人。他们不是在街头遭遇陌生人的突然袭击，而是在工作场所、实验室、宿舍，甚至自己的家中遭遇危险。

其次，有些投毒行为具有隐蔽性。受害者可能先出现身体异常，再花费很长时间寻找原因。直到发现可疑物质、监控录像或其他证据，才逐渐弄清事情的真相。

再者，专业知识和实验室资源一旦被滥用，可能给调查和防范带来额外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化学、生物医学等专业本身具有危险性。真正的问题在于个人如何使用自己的知识，以及机构能否及时发现和处理异常行为。

最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司法结果差别很大, 因为发生在美国的不同州。

王爱丽案截至相关报道发表时仍处于指控阶段；徐大卫曾对投毒指控作出不抗辩答辩，后来获准撤销相关定罪记录；李旭明在案件审判完成前被遣返回中国；杨裕凯因谋杀未遂罪被判处7年至20年监禁；欧阳湘玉则因四项投毒指控受到缓刑和社区服务处罚。

最后我们谈谈在 1995年美国NIH发生的一起放射性磷-32污染事件，当事人是华裔女博士后 Maryann Wenli Ma（马文丽）。1995年6月28日前后，马文丽在NIH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实验室工作，当时已经怀孕约17周。她声称，自己吃了存放在实验室冰箱里的食物后，遭到放射性磷-32污染。她怀疑有人故意投毒，并指称她老板和实验室主管曾因科研项目进度而向她施压，要求她终止妊娠。主管否认了这些指控，我当时看见电视上她的老板，觉得那老板好可怜。

调查人员随后在实验室的饮水机等位置发现磷-32污染。除马文丽之外，还有26名NIH工作人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放射性污染。由于马文丽怀有身孕，事件迅速引发媒体关注。当时是非网络的电视时代，美国三大电视台和《华盛顿邮报》曾经集中报道过这起事件，同位素加上胎儿是新闻的焦点。

1997年，《自然》杂志报道，NIH的相关调查未能查明污染事件的责任人。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的调查认为，污染事件涉及蓄意行为的可能性值得重视，但最终没有人因此被捕。该华裔博士后随后海归了中国南方的大学，但是知情的朋友告诉我，他选择不相信该博士后所陈述的投毒故事。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为什么近年来，一些中国籍人士在美国涉及投毒案或凶杀案，它们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与原因是什么。

我想从几个方面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原因，是成长环境中缺乏关爱，以及价值观的缺失。 我认为，一个人从小在什么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长大，对他成年后的行为有很大影响。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关爱，没有建立起对他人的尊重和基本的道德底线，就可能更容易在面对利益冲突时采取极端的做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缺乏关爱的孩子就一定会犯罪，而是说，成长环境可能是影响一个人行为的重要因素。

第二个原因，是社会竞争过于残酷。 中国社会长期存在激烈的竞争，一些人从小就被灌输一种观念：要成功，就必须胜过别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些人可能逐渐形成一种不惜代价追求成功的思维方式，甚至认为，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手段并不重要。

第三个原因，是缺乏共赢意识，容易产生嫉妒心理。 在我看来，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鼓励合作，让人们认识到，别人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自己的失败。但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零和竞争的环境中，就可能把别人的成功看成对自己的威胁，难以接受别人比自己优秀，更难以坦然面对自己的不足。

第四个原因，是移居美国以后，原有的社会地位和心理优势可能消失，导致巨大的心理落差。 有些人在中国时，可能拥有不错的学历、职业、家庭背景，甚至一直是周围人眼中的成功者。但来到美国以后，原来的社会关系和评价体系不复存在，过去的优势未必能够转化为新的成功。如果一个人无法接受这种落差，又缺乏调整自己的能力，就可能陷入挫败感、失落感，甚至做出极端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清华校友陈丹蕾在普度大学杀害自己丈夫陈磊的故事，陈丹蕾不能忍受可能的离婚等人生失败。她将丈夫残酷杀害后, 还肢解他的尸体后汽车的后备箱中，具体细节大家可以去读网上的贴子，非常之残忍。类似的案件提醒我们，学历高、能力强，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就一定具有成熟的心理素质，也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坦然面对失败。

当然，这些只是我对相关现象的个人分析，并不能据此认定中国籍犯罪嫌疑人都具有这些特点。不同案件有不同的背景，投毒案本身也不等同于其他犯罪行为。我们真正需要探讨的是：一个人的成长环境、社会竞争、价值观，以及面对人生落差时的心理状态，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