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军事胜利”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概念。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役若能击败敌人，往往被视作为丰厚回报可承受的代价。曾几何时，普京的空降部队占领乌克兰首都基辅国际机场，其坦克和装甲车组成的钢铁洪流也疾驰在乌东通往基辅的公路。俄罗斯总统普京认定，他2022年发起的俄乌战事能在军事迅速击败乌克兰。而俄军在乌克兰领土上的最初进展显示，俄军取得胜利似板上钉钉，仅仅时间早晚而已。同样，2026年2月美国轰炸德黑兰，一举消灭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降的几乎整个伊朗领导层。川普总统相信美国已经取得了军事胜利，剩下的就交给伊朗人民了 – 他在3月2日发布声明，号召伊朗人民接管伊朗政权，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队以及其他安全和警察部队中的许多人已经不再愿意参战，并寻求我们（美国）的豁免”。时间来到2026年10月，距俄罗斯发动的俄乌战争已4年又（近）8个月。俄罗斯这个连世界唯一超级大国都敬畏三分、拥有百万雄兵和世界最多核武器的战斗民族之国，竟然与人均GDP排在世界130位的乌克兰继续你来我往的厮打难分胜负。而美国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自己呢，也与被制裁了40多年、比乌克兰还要落后的伊朗难分难解的纠缠了快8个月。这就要回到我们对“胜利”的定义了。
“军事胜利”一词表明，最终目标是通过战斗而非谈判桌来实现的。战场上的胜利似乎能让敌人彻底屈服，使其别无选择，只能按胜利者的条件和时间表接受安排。正因如此，“军事胜利”不仅是军人心之向往且深得民心。但是，“胜利”的本义是实现发动战争时所设定的政治目标。然而，军事胜利的观念其实是一个危险的迷思。现代战争无一例外最终都以谈判达成的协议收场；谈判绝非不得已而为之的次优选择。要结束战争，交战双方都必须选择停战，而这种选择必然涉及实质性的讨价还价。当然，破坏力固然重要，它正是战争区别于和平时期政治活动的特征所在；但破坏的作用在于塑造谈判条件，而非彻底消灭敌人--后者在现实中几乎从未发生过。那为何优势方尽量回避谈判呢？因为谈判往往伴随着妥协，且容易陷入拖延，进而耗尽政治意志。逼敌人签城下之盟，那是何等的快意恩仇啊。
但现实却十分骨感，“军事胜利”的迷思屡屡误导各国政府，使其基于对战争结局的错误预判而发动或延长战争。川普政府曾坚信武力能迫使伊朗无条件投降，结果美国现在陷入了僵局。普京对在乌克兰战场取得胜利的预期，已使两国陷入一场前景不明、看不到终局的战争之中。这说明什么？当局者迷。人们（包括国家）往往自视甚高 – 看到和听到（马屁精们）的，全是自己如何一天天好起来，敌人/对手如何一天天烂下去。而置身事外的第三方，包括智库和学院的专家学者，却能客观冷静地分析相关国家/团体/人员的优/劣。比德尔（Stephen Biddle）、温特-利维（Sam Winter-Levy）和茹科夫（Yuri Zhukov）便是抱客观态度的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三位就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争的僵持现状，讨论分析对军事胜利的定义，并引经据典地论证美（俄）应如何打破僵局。
三人还特别在文章后面部分（下）讨论了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的攻击的可能，以及如果美国自以为能在与中国的战争中取得军事胜利，它也可能面临的局面。这篇题为《The Myth of military victory》登载于2026年10月6日一期的《外交事务》网页上。以下为该文主要内容。因篇幅原因，本文分上、下两部分分别在今、明两天发出。
军事胜利与谈判
现代战争中的交战双方，没有任何一方能通过战斗彻底摧毁另一方的抵抗能力。即便己方已将敌方武装力量逐出战场或攻占了敌方首都，若敌方若绝不认输，则战争仍会继续下去。要赢得战争，优势方得向幸存（和潜在）的敌方战斗员提供一个方案，使其认为接受该方案优于继续抵抗。此类方案虽可能带有单方面强加的性质，但具体条款与博弈过程至关重要：只有为双方接受的停战和解条款，方能终结战争。
唯一的另一种选择便是从肉体上消灭敌人 – 军事胜利。然而，没有任何一场现代战争达到这一标准，甚至鲜有接近者。自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在国家间战争中，战败方损失的兵力中位数仅为8%；在三分之二的案例中，这一比例甚至低于10%。唯一损失超过90%兵力的国家是巴拉圭，发生在三国同盟战争（1864–1870年）期间。大多数交战方在抵抗能力耗尽之前，便已接受了战败--即接受不利条件的和解。
以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为例，战争的结束源于美国领导的联军宣布单方面停火，而伊拉克方面也随之停止战斗。战事已让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意识到，继续抵抗将导致联军进一步推进，甚至可能直逼巴格达；而停火信号表明，只要伊拉克方面保持克制，美盟联军也将固守现有阵地。萨达姆领会了这一意图并作出了相应回应。随后，联军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指示巴格达派遣一个军事代表团前往萨夫万机场，就脱离接触事宜进行谈判。谈判结果极大地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国。他们实现了核心目标--解放科威特。萨达姆虽然保住了政权，却丧失了侵占的领土，并面临战后种种限制，其处境比入侵前更为糟糕。 这是一场毫无争议的胜利，但并非通过摧毁伊拉克的抵抗能力而取得。停火时，伊拉克军队保留了战前的大部分实力。在总兵力超过一百万的军队中，阵亡士兵多达5万人，受伤者7.5万人--这一比例不足15%。超过80万名士兵幸存，本可继续战斗。
萨达姆1991年决定停战，并非仅仅是出于对现实的接受。伊拉克在随后与美国的战争中的经历揭示了原因。2003年，伊拉克军队在仅仅七周的战斗后便土崩瓦解，士兵们弃守阵地、丢弃武器、抛下指挥官并脱去军装。到了5月中旬，萨达姆能调动的军事力量远不及1991年在萨夫万（Safwan）时。如果说真有一个国家能通过解除敌方武装来结束战争，那么美国本应在2003年5月在伊拉克做到这一点，但实践证明它做不到。当时的伊拉克军队无法守住阵地或阻挡联军推进，但许多士兵仍在继续战斗--在巴格达陷落后，他们选择采取非正规战术继续战斗。美军在2003年的伤亡人数不足3000人，但在随后的八年里，伤亡人数却超过了3.3万人。尽管反叛武装未能恢复萨达姆的政权，但战争并未在2003年巴格达陷落及正规军瓦解时宣告结束。
阿富汗的情况也提供了类似的例证。到2002年中期，美军的入侵行动已解除了塔利班的武装，占领了喀布尔，并将该组织领导人驱逐出境。塔利班当时面对的是一个控制了其本土的强大敌人，且要在短期内夺回首都毫无胜算。如果说“军事胜利”足以终结战争，那么阿富汗战争本应成为美国一场决定性的胜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处境远比1991年萨达姆的处境更为严峻的塔利班残部，拒绝了当时提出的条件--即组建一个将塔利班排除在外的阿富汗政府。他们坚持以非正规武装的形式继续战斗，并最终在2021年夺回喀布尔，将美军驱逐出境，恢复了统治。
因此，战斗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改变交战双方对未来代价的预期，从而影响彼此的谈判筹码，而非单纯为了消灭敌人。战场上的成功固然能为富有成效的谈判创造条件，却无法替代谈判本身。
给战败方留下活路
二战的结束并非仅仅因为战败方别无选择只能投降。战事本身并未完全解除德国或日本的武装；两国当时仍有能力给盟军造成巨大伤亡，且双方均未真正实现“无条件”投降。战胜国向两国提出了明确的条款--即具体的让步幅度。最终二战交战双方在各方仍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通过某种形式的博弈与妥协而结束的。
二战期间，大日本帝国投入了近八百万兵力，其中阵亡者不足两百万。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仍有六百多万装备齐全、身着军装并处于指挥体系之下的士兵在役。这些部队已无力收复失地——盟军自1942年中期以来已稳步扭转战局，夺回了日本此前的占领区。到了1945年夏，美军已将日本海军逼回港口，切断了东京对领空及海上交通线的控制，盟军已蓄势待发，准备登陆日本本土并废黜裕仁天皇。
然而，日本仍在继续抵抗，试图通过威胁造成超过盟军承受限度的伤亡，从而争取到更易于接受的停战条件。日本当时仍握有相当大的筹码。在1945年6月陷落的冲绳战役中，日军给美军造成了5万人的伤亡。同年8月，美国战争部估计，若入侵日本本土，还将付出数十万人的伤亡代价。日本领导人深知这一点，并寄望于这种惨重代价的前景能促使美方放宽条件。事实证明，这一策略确实奏效了。盟军曾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要求“无条件投降”，但从未明确界定其具体含义。东京方面的官员当时推测，这意味着必须废除天皇制并监禁天皇。为了避免这种结局，日本坚持抵抗了两年多。
1945年7月26日，在计划于同年11月对日本本土发动入侵之前，盟军发表了《波茨坦公告》。尽管公告再次要求“无条件”投降，但其中列出了多项明确的条件：日本将保留对本土四大岛屿的主权；军事人员可返回家园，无需遭受拘禁；国家将保留工业体系，民众免受强迫劳动；此外，日本还将获得获取原材料及开展贸易的途径。事实上，该公告并未要求真正意义上的无条件投降，而是明确了投降的具体条件。
最重要的是，该宣言对天皇的地位只字未提，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官员内部的激烈争论。以国务卿伯恩斯（James Byrnes）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明确要求以战争罪起诉裕仁天皇；而以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此举会延长战争，因此倾向于保留裕仁的皇位。最终的文件采取了折中方案，对这一问题保持沉默。史汀生希望日本能将这种沉默解读为一种保留君主制的含蓄暗示，而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东京方面确实将这种沉默解读为天皇可以留任的信号。裕仁天皇在位直至1989年去世。
这一让步虽小，却绝非无足轻重。尽管更迭政权始终是盟军的核心目标，但这并非其唯一目标。整个美国战时内阁都重视起诉天皇这一问题。内阁成员中，有人愿意为了结束冲突而放弃这一目标，也有人则不愿如此。保留裕仁意味着放弃一个虽不及政权更迭重要、但仍有相当分量的目标。为了争取这一让步，日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果能早几个月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前的条件，本可挽救数十万人的生命，并避免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然而，东京确实迫使盟军修改了条件，其最终投降也因此并非“无条件”投降。日本的战败是一场带有某种“讨价还价”性质的单方面结果，而非强加给一个毫无自主权对手的纯粹军事胜利。
德国的情况与之类似。1945年5月德国投降时，德军（国防军）仍有超过300万武装且仍在积极抵抗的士兵。自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德军节节败退；到了1945年初，盟军已深入德国本土。尽管如此，德军仍在继续战斗，直至最后一刻仍给盟军造成了惨重伤亡。在4月和5月进行的柏林战役中，苏军伤亡及失踪人数超过了36万人。在柏林陷落后，德国国防军数百万幸存官兵本可以转入乡村、开展叛乱并继续抵抗——正如几十年后的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拉克复兴党人所做的那样。希特勒的核心幕僚曾考虑过这一方案，并制定了开展游击抵抗的书面计划。然而，他的继任者们选择了结束战争，并于5月7日签署了投降书。正如日本的情况一样，这是一种选择；德国人本可以做出不同的抉择。但最终，德国领导层认定，接受既定条件要优于付出长期抗争的代价--尽管德国完全有能力进行这种持久战。
尽管德国接受的条款极不平等，但这并不等同于无条件投降。盟国提出了明确的条件，并于1945年初放宽了这些条件，以促使德国放下武器。那年秋天，美国决策者针对战后德国提出了“摩根索计划”（Morgenthau Plan）。该计划最初由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拟定，旨在通过去工业化、解除武装以及将德国分裂为贫困的残余小国，使其丧失未来发动侵略的能力。该计划主张拆除德国工厂、将工业重镇鲁尔区实行国际共管、重新安置该地区劳动力、摧毁矿山、强迫德国平民赴海外服劳役，并没收德国资产。
1944年9月，当该计划泄露时，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以此动员德国民众。他声称，如果盟国意欲如此，德国人就必须抵抗到底，直至打光最后一发子弹。他下令当时正遭美军进攻的亚琛（Aachen）守军将“每一所房屋……都变成堡垒”。盟国官员将该市的狂热抵抗归咎于“摩根索计划”，随即公开否认了该计划并软化了立场。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声明：“我们的目的并非毁灭德国人民。”最终的投降条款剔除了去工业化、强迫劳动以及永久性经济破坏等内容。在战争的最后几周，盟国增加了明确条件：德国将免于被吞并，保持独立，并依靠德国公民维持治安。这些条件相对温和。盟国显然取得了胜利。德国放弃了所有战争目标，遭受了军事占领，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长达45年。然而，结束战争的各项条款绝非无关紧要。对于德国人和美国人而言，后纳粹时代德国的地位至关重要。
罗斯福倾向于一种惩罚性的和平方案，旨在挫败德国锐气并使其永久衰弱；他最终接受了一个更为宽厚的方案，因为他最初倾向的模式显然无法为德国人所接受。这一决定是在经过反复权衡后作出的，体现了盟国领导人有意放宽那些被认为过于苛刻的条件。一旦各方意识到盟国已无意将德国彻底废黜，德国便接受了那些至少能提供一定战后保障的条款。尽管这一结果本质上是一场单方面且带有隐性强制色彩的交易，但它终究还是一场交易。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Biddle, S. Winter-Levy, S. and Zhukov, Y. (2026). The Myth of military victory.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myth-military-victory
军事胜利的迷思（上）
国华P (2026-10-15 07:56:25) 评论 (0)
前言
“军事胜利”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概念。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役若能击败敌人，往往被视作为丰厚回报可承受的代价。曾几何时，普京的空降部队占领乌克兰首都基辅国际机场，其坦克和装甲车组成的钢铁洪流也疾驰在乌东通往基辅的公路。俄罗斯总统普京认定，他2022年发起的俄乌战事能在军事迅速击败乌克兰。而俄军在乌克兰领土上的最初进展显示，俄军取得胜利似板上钉钉，仅仅时间早晚而已。同样，2026年2月美国轰炸德黑兰，一举消灭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降的几乎整个伊朗领导层。川普总统相信美国已经取得了军事胜利，剩下的就交给伊朗人民了 – 他在3月2日发布声明，号召伊朗人民接管伊朗政权，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队以及其他安全和警察部队中的许多人已经不再愿意参战，并寻求我们（美国）的豁免”。时间来到2026年10月，距俄罗斯发动的俄乌战争已4年又（近）8个月。俄罗斯这个连世界唯一超级大国都敬畏三分、拥有百万雄兵和世界最多核武器的战斗民族之国，竟然与人均GDP排在世界130位的乌克兰继续你来我往的厮打难分胜负。而美国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自己呢，也与被制裁了40多年、比乌克兰还要落后的伊朗难分难解的纠缠了快8个月。这就要回到我们对“胜利”的定义了。
“军事胜利”一词表明，最终目标是通过战斗而非谈判桌来实现的。战场上的胜利似乎能让敌人彻底屈服，使其别无选择，只能按胜利者的条件和时间表接受安排。正因如此，“军事胜利”不仅是军人心之向往且深得民心。但是，“胜利”的本义是实现发动战争时所设定的政治目标。然而，军事胜利的观念其实是一个危险的迷思。现代战争无一例外最终都以谈判达成的协议收场；谈判绝非不得已而为之的次优选择。要结束战争，交战双方都必须选择停战，而这种选择必然涉及实质性的讨价还价。当然，破坏力固然重要，它正是战争区别于和平时期政治活动的特征所在；但破坏的作用在于塑造谈判条件，而非彻底消灭敌人--后者在现实中几乎从未发生过。那为何优势方尽量回避谈判呢？因为谈判往往伴随着妥协，且容易陷入拖延，进而耗尽政治意志。逼敌人签城下之盟，那是何等的快意恩仇啊。
但现实却十分骨感，“军事胜利”的迷思屡屡误导各国政府，使其基于对战争结局的错误预判而发动或延长战争。川普政府曾坚信武力能迫使伊朗无条件投降，结果美国现在陷入了僵局。普京对在乌克兰战场取得胜利的预期，已使两国陷入一场前景不明、看不到终局的战争之中。这说明什么？当局者迷。人们（包括国家）往往自视甚高 – 看到和听到（马屁精们）的，全是自己如何一天天好起来，敌人/对手如何一天天烂下去。而置身事外的第三方，包括智库和学院的专家学者，却能客观冷静地分析相关国家/团体/人员的优/劣。比德尔（Stephen Biddle）、温特-利维（Sam Winter-Levy）和茹科夫（Yuri Zhukov）便是抱客观态度的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三位就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争的僵持现状，讨论分析对军事胜利的定义，并引经据典地论证美（俄）应如何打破僵局。
三人还特别在文章后面部分（下）讨论了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的攻击的可能，以及如果美国自以为能在与中国的战争中取得军事胜利，它也可能面临的局面。这篇题为《The Myth of military victory》登载于2026年10月6日一期的《外交事务》网页上。以下为该文主要内容。因篇幅原因，本文分上、下两部分分别在今、明两天发出。
军事胜利与谈判
现代战争中的交战双方，没有任何一方能通过战斗彻底摧毁另一方的抵抗能力。即便己方已将敌方武装力量逐出战场或攻占了敌方首都，若敌方若绝不认输，则战争仍会继续下去。要赢得战争，优势方得向幸存（和潜在）的敌方战斗员提供一个方案，使其认为接受该方案优于继续抵抗。此类方案虽可能带有单方面强加的性质，但具体条款与博弈过程至关重要：只有为双方接受的停战和解条款，方能终结战争。
唯一的另一种选择便是从肉体上消灭敌人 – 军事胜利。然而，没有任何一场现代战争达到这一标准，甚至鲜有接近者。自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在国家间战争中，战败方损失的兵力中位数仅为8%；在三分之二的案例中，这一比例甚至低于10%。唯一损失超过90%兵力的国家是巴拉圭，发生在三国同盟战争（1864–1870年）期间。大多数交战方在抵抗能力耗尽之前，便已接受了战败--即接受不利条件的和解。
以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为例，战争的结束源于美国领导的联军宣布单方面停火，而伊拉克方面也随之停止战斗。战事已让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意识到，继续抵抗将导致联军进一步推进，甚至可能直逼巴格达；而停火信号表明，只要伊拉克方面保持克制，美盟联军也将固守现有阵地。萨达姆领会了这一意图并作出了相应回应。随后，联军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指示巴格达派遣一个军事代表团前往萨夫万机场，就脱离接触事宜进行谈判。谈判结果极大地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国。他们实现了核心目标--解放科威特。萨达姆虽然保住了政权，却丧失了侵占的领土，并面临战后种种限制，其处境比入侵前更为糟糕。 这是一场毫无争议的胜利，但并非通过摧毁伊拉克的抵抗能力而取得。停火时，伊拉克军队保留了战前的大部分实力。在总兵力超过一百万的军队中，阵亡士兵多达5万人，受伤者7.5万人--这一比例不足15%。超过80万名士兵幸存，本可继续战斗。
萨达姆1991年决定停战，并非仅仅是出于对现实的接受。伊拉克在随后与美国的战争中的经历揭示了原因。2003年，伊拉克军队在仅仅七周的战斗后便土崩瓦解，士兵们弃守阵地、丢弃武器、抛下指挥官并脱去军装。到了5月中旬，萨达姆能调动的军事力量远不及1991年在萨夫万（Safwan）时。如果说真有一个国家能通过解除敌方武装来结束战争，那么美国本应在2003年5月在伊拉克做到这一点，但实践证明它做不到。当时的伊拉克军队无法守住阵地或阻挡联军推进，但许多士兵仍在继续战斗--在巴格达陷落后，他们选择采取非正规战术继续战斗。美军在2003年的伤亡人数不足3000人，但在随后的八年里，伤亡人数却超过了3.3万人。尽管反叛武装未能恢复萨达姆的政权，但战争并未在2003年巴格达陷落及正规军瓦解时宣告结束。
阿富汗的情况也提供了类似的例证。到2002年中期，美军的入侵行动已解除了塔利班的武装，占领了喀布尔，并将该组织领导人驱逐出境。塔利班当时面对的是一个控制了其本土的强大敌人，且要在短期内夺回首都毫无胜算。如果说“军事胜利”足以终结战争，那么阿富汗战争本应成为美国一场决定性的胜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处境远比1991年萨达姆的处境更为严峻的塔利班残部，拒绝了当时提出的条件--即组建一个将塔利班排除在外的阿富汗政府。他们坚持以非正规武装的形式继续战斗，并最终在2021年夺回喀布尔，将美军驱逐出境，恢复了统治。
因此，战斗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改变交战双方对未来代价的预期，从而影响彼此的谈判筹码，而非单纯为了消灭敌人。战场上的成功固然能为富有成效的谈判创造条件，却无法替代谈判本身。
给战败方留下活路
二战的结束并非仅仅因为战败方别无选择只能投降。战事本身并未完全解除德国或日本的武装；两国当时仍有能力给盟军造成巨大伤亡，且双方均未真正实现“无条件”投降。战胜国向两国提出了明确的条款--即具体的让步幅度。最终二战交战双方在各方仍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通过某种形式的博弈与妥协而结束的。
二战期间，大日本帝国投入了近八百万兵力，其中阵亡者不足两百万。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仍有六百多万装备齐全、身着军装并处于指挥体系之下的士兵在役。这些部队已无力收复失地——盟军自1942年中期以来已稳步扭转战局，夺回了日本此前的占领区。到了1945年夏，美军已将日本海军逼回港口，切断了东京对领空及海上交通线的控制，盟军已蓄势待发，准备登陆日本本土并废黜裕仁天皇。
然而，日本仍在继续抵抗，试图通过威胁造成超过盟军承受限度的伤亡，从而争取到更易于接受的停战条件。日本当时仍握有相当大的筹码。在1945年6月陷落的冲绳战役中，日军给美军造成了5万人的伤亡。同年8月，美国战争部估计，若入侵日本本土，还将付出数十万人的伤亡代价。日本领导人深知这一点，并寄望于这种惨重代价的前景能促使美方放宽条件。事实证明，这一策略确实奏效了。盟军曾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要求“无条件投降”，但从未明确界定其具体含义。东京方面的官员当时推测，这意味着必须废除天皇制并监禁天皇。为了避免这种结局，日本坚持抵抗了两年多。
1945年7月26日，在计划于同年11月对日本本土发动入侵之前，盟军发表了《波茨坦公告》。尽管公告再次要求“无条件”投降，但其中列出了多项明确的条件：日本将保留对本土四大岛屿的主权；军事人员可返回家园，无需遭受拘禁；国家将保留工业体系，民众免受强迫劳动；此外，日本还将获得获取原材料及开展贸易的途径。事实上，该公告并未要求真正意义上的无条件投降，而是明确了投降的具体条件。
最重要的是，该宣言对天皇的地位只字未提，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官员内部的激烈争论。以国务卿伯恩斯（James Byrnes）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明确要求以战争罪起诉裕仁天皇；而以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此举会延长战争，因此倾向于保留裕仁的皇位。最终的文件采取了折中方案，对这一问题保持沉默。史汀生希望日本能将这种沉默解读为一种保留君主制的含蓄暗示，而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东京方面确实将这种沉默解读为天皇可以留任的信号。裕仁天皇在位直至1989年去世。
这一让步虽小，却绝非无足轻重。尽管更迭政权始终是盟军的核心目标，但这并非其唯一目标。整个美国战时内阁都重视起诉天皇这一问题。内阁成员中，有人愿意为了结束冲突而放弃这一目标，也有人则不愿如此。保留裕仁意味着放弃一个虽不及政权更迭重要、但仍有相当分量的目标。为了争取这一让步，日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果能早几个月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前的条件，本可挽救数十万人的生命，并避免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然而，东京确实迫使盟军修改了条件，其最终投降也因此并非“无条件”投降。日本的战败是一场带有某种“讨价还价”性质的单方面结果，而非强加给一个毫无自主权对手的纯粹军事胜利。
德国的情况与之类似。1945年5月德国投降时，德军（国防军）仍有超过300万武装且仍在积极抵抗的士兵。自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德军节节败退；到了1945年初，盟军已深入德国本土。尽管如此，德军仍在继续战斗，直至最后一刻仍给盟军造成了惨重伤亡。在4月和5月进行的柏林战役中，苏军伤亡及失踪人数超过了36万人。在柏林陷落后，德国国防军数百万幸存官兵本可以转入乡村、开展叛乱并继续抵抗——正如几十年后的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拉克复兴党人所做的那样。希特勒的核心幕僚曾考虑过这一方案，并制定了开展游击抵抗的书面计划。然而，他的继任者们选择了结束战争，并于5月7日签署了投降书。正如日本的情况一样，这是一种选择；德国人本可以做出不同的抉择。但最终，德国领导层认定，接受既定条件要优于付出长期抗争的代价--尽管德国完全有能力进行这种持久战。
尽管德国接受的条款极不平等，但这并不等同于无条件投降。盟国提出了明确的条件，并于1945年初放宽了这些条件，以促使德国放下武器。那年秋天，美国决策者针对战后德国提出了“摩根索计划”（Morgenthau Plan）。该计划最初由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拟定，旨在通过去工业化、解除武装以及将德国分裂为贫困的残余小国，使其丧失未来发动侵略的能力。该计划主张拆除德国工厂、将工业重镇鲁尔区实行国际共管、重新安置该地区劳动力、摧毁矿山、强迫德国平民赴海外服劳役，并没收德国资产。
1944年9月，当该计划泄露时，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以此动员德国民众。他声称，如果盟国意欲如此，德国人就必须抵抗到底，直至打光最后一发子弹。他下令当时正遭美军进攻的亚琛（Aachen）守军将“每一所房屋……都变成堡垒”。盟国官员将该市的狂热抵抗归咎于“摩根索计划”，随即公开否认了该计划并软化了立场。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声明：“我们的目的并非毁灭德国人民。”最终的投降条款剔除了去工业化、强迫劳动以及永久性经济破坏等内容。在战争的最后几周，盟国增加了明确条件：德国将免于被吞并，保持独立，并依靠德国公民维持治安。这些条件相对温和。盟国显然取得了胜利。德国放弃了所有战争目标，遭受了军事占领，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长达45年。然而，结束战争的各项条款绝非无关紧要。对于德国人和美国人而言，后纳粹时代德国的地位至关重要。
罗斯福倾向于一种惩罚性的和平方案，旨在挫败德国锐气并使其永久衰弱；他最终接受了一个更为宽厚的方案，因为他最初倾向的模式显然无法为德国人所接受。这一决定是在经过反复权衡后作出的，体现了盟国领导人有意放宽那些被认为过于苛刻的条件。一旦各方意识到盟国已无意将德国彻底废黜，德国便接受了那些至少能提供一定战后保障的条款。尽管这一结果本质上是一场单方面且带有隐性强制色彩的交易，但它终究还是一场交易。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Biddle, S. Winter-Levy, S. and Zhukov, Y. (2026). The Myth of military victory.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myth-military-victory
“军事胜利”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概念。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役若能击败敌人，往往被视作为丰厚回报可承受的代价。曾几何时，普京的空降部队占领乌克兰首都基辅国际机场，其坦克和装甲车组成的钢铁洪流也疾驰在乌东通往基辅的公路。俄罗斯总统普京认定，他2022年发起的俄乌战事能在军事迅速击败乌克兰。而俄军在乌克兰领土上的最初进展显示，俄军取得胜利似板上钉钉，仅仅时间早晚而已。同样，2026年2月美国轰炸德黑兰，一举消灭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降的几乎整个伊朗领导层。川普总统相信美国已经取得了军事胜利，剩下的就交给伊朗人民了 – 他在3月2日发布声明，号召伊朗人民接管伊朗政权，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队以及其他安全和警察部队中的许多人已经不再愿意参战，并寻求我们（美国）的豁免”。时间来到2026年10月，距俄罗斯发动的俄乌战争已4年又（近）8个月。俄罗斯这个连世界唯一超级大国都敬畏三分、拥有百万雄兵和世界最多核武器的战斗民族之国，竟然与人均GDP排在世界130位的乌克兰继续你来我往的厮打难分胜负。而美国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自己呢，也与被制裁了40多年、比乌克兰还要落后的伊朗难分难解的纠缠了快8个月。这就要回到我们对“胜利”的定义了。
“军事胜利”一词表明，最终目标是通过战斗而非谈判桌来实现的。战场上的胜利似乎能让敌人彻底屈服，使其别无选择，只能按胜利者的条件和时间表接受安排。正因如此，“军事胜利”不仅是军人心之向往且深得民心。但是，“胜利”的本义是实现发动战争时所设定的政治目标。然而，军事胜利的观念其实是一个危险的迷思。现代战争无一例外最终都以谈判达成的协议收场；谈判绝非不得已而为之的次优选择。要结束战争，交战双方都必须选择停战，而这种选择必然涉及实质性的讨价还价。当然，破坏力固然重要，它正是战争区别于和平时期政治活动的特征所在；但破坏的作用在于塑造谈判条件，而非彻底消灭敌人--后者在现实中几乎从未发生过。那为何优势方尽量回避谈判呢？因为谈判往往伴随着妥协，且容易陷入拖延，进而耗尽政治意志。逼敌人签城下之盟，那是何等的快意恩仇啊。
但现实却十分骨感，“军事胜利”的迷思屡屡误导各国政府，使其基于对战争结局的错误预判而发动或延长战争。川普政府曾坚信武力能迫使伊朗无条件投降，结果美国现在陷入了僵局。普京对在乌克兰战场取得胜利的预期，已使两国陷入一场前景不明、看不到终局的战争之中。这说明什么？当局者迷。人们（包括国家）往往自视甚高 – 看到和听到（马屁精们）的，全是自己如何一天天好起来，敌人/对手如何一天天烂下去。而置身事外的第三方，包括智库和学院的专家学者，却能客观冷静地分析相关国家/团体/人员的优/劣。比德尔（Stephen Biddle）、温特-利维（Sam Winter-Levy）和茹科夫（Yuri Zhukov）便是抱客观态度的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三位就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争的僵持现状，讨论分析对军事胜利的定义，并引经据典地论证美（俄）应如何打破僵局。
三人还特别在文章后面部分（下）讨论了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的攻击的可能，以及如果美国自以为能在与中国的战争中取得军事胜利，它也可能面临的局面。这篇题为《The Myth of military victory》登载于2026年10月6日一期的《外交事务》网页上。以下为该文主要内容。因篇幅原因，本文分上、下两部分分别在今、明两天发出。
军事胜利与谈判
现代战争中的交战双方，没有任何一方能通过战斗彻底摧毁另一方的抵抗能力。即便己方已将敌方武装力量逐出战场或攻占了敌方首都，若敌方若绝不认输，则战争仍会继续下去。要赢得战争，优势方得向幸存（和潜在）的敌方战斗员提供一个方案，使其认为接受该方案优于继续抵抗。此类方案虽可能带有单方面强加的性质，但具体条款与博弈过程至关重要：只有为双方接受的停战和解条款，方能终结战争。
唯一的另一种选择便是从肉体上消灭敌人 – 军事胜利。然而，没有任何一场现代战争达到这一标准，甚至鲜有接近者。自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在国家间战争中，战败方损失的兵力中位数仅为8%；在三分之二的案例中，这一比例甚至低于10%。唯一损失超过90%兵力的国家是巴拉圭，发生在三国同盟战争（1864–1870年）期间。大多数交战方在抵抗能力耗尽之前，便已接受了战败--即接受不利条件的和解。
以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为例，战争的结束源于美国领导的联军宣布单方面停火，而伊拉克方面也随之停止战斗。战事已让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意识到，继续抵抗将导致联军进一步推进，甚至可能直逼巴格达；而停火信号表明，只要伊拉克方面保持克制，美盟联军也将固守现有阵地。萨达姆领会了这一意图并作出了相应回应。随后，联军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指示巴格达派遣一个军事代表团前往萨夫万机场，就脱离接触事宜进行谈判。谈判结果极大地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国。他们实现了核心目标--解放科威特。萨达姆虽然保住了政权，却丧失了侵占的领土，并面临战后种种限制，其处境比入侵前更为糟糕。 这是一场毫无争议的胜利，但并非通过摧毁伊拉克的抵抗能力而取得。停火时，伊拉克军队保留了战前的大部分实力。在总兵力超过一百万的军队中，阵亡士兵多达5万人，受伤者7.5万人--这一比例不足15%。超过80万名士兵幸存，本可继续战斗。
萨达姆1991年决定停战，并非仅仅是出于对现实的接受。伊拉克在随后与美国的战争中的经历揭示了原因。2003年，伊拉克军队在仅仅七周的战斗后便土崩瓦解，士兵们弃守阵地、丢弃武器、抛下指挥官并脱去军装。到了5月中旬，萨达姆能调动的军事力量远不及1991年在萨夫万（Safwan）时。如果说真有一个国家能通过解除敌方武装来结束战争，那么美国本应在2003年5月在伊拉克做到这一点，但实践证明它做不到。当时的伊拉克军队无法守住阵地或阻挡联军推进，但许多士兵仍在继续战斗--在巴格达陷落后，他们选择采取非正规战术继续战斗。美军在2003年的伤亡人数不足3000人，但在随后的八年里，伤亡人数却超过了3.3万人。尽管反叛武装未能恢复萨达姆的政权，但战争并未在2003年巴格达陷落及正规军瓦解时宣告结束。
阿富汗的情况也提供了类似的例证。到2002年中期，美军的入侵行动已解除了塔利班的武装，占领了喀布尔，并将该组织领导人驱逐出境。塔利班当时面对的是一个控制了其本土的强大敌人，且要在短期内夺回首都毫无胜算。如果说“军事胜利”足以终结战争，那么阿富汗战争本应成为美国一场决定性的胜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处境远比1991年萨达姆的处境更为严峻的塔利班残部，拒绝了当时提出的条件--即组建一个将塔利班排除在外的阿富汗政府。他们坚持以非正规武装的形式继续战斗，并最终在2021年夺回喀布尔，将美军驱逐出境，恢复了统治。
因此，战斗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改变交战双方对未来代价的预期，从而影响彼此的谈判筹码，而非单纯为了消灭敌人。战场上的成功固然能为富有成效的谈判创造条件，却无法替代谈判本身。
给战败方留下活路
二战的结束并非仅仅因为战败方别无选择只能投降。战事本身并未完全解除德国或日本的武装；两国当时仍有能力给盟军造成巨大伤亡，且双方均未真正实现“无条件”投降。战胜国向两国提出了明确的条款--即具体的让步幅度。最终二战交战双方在各方仍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通过某种形式的博弈与妥协而结束的。
二战期间，大日本帝国投入了近八百万兵力，其中阵亡者不足两百万。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仍有六百多万装备齐全、身着军装并处于指挥体系之下的士兵在役。这些部队已无力收复失地——盟军自1942年中期以来已稳步扭转战局，夺回了日本此前的占领区。到了1945年夏，美军已将日本海军逼回港口，切断了东京对领空及海上交通线的控制，盟军已蓄势待发，准备登陆日本本土并废黜裕仁天皇。
然而，日本仍在继续抵抗，试图通过威胁造成超过盟军承受限度的伤亡，从而争取到更易于接受的停战条件。日本当时仍握有相当大的筹码。在1945年6月陷落的冲绳战役中，日军给美军造成了5万人的伤亡。同年8月，美国战争部估计，若入侵日本本土，还将付出数十万人的伤亡代价。日本领导人深知这一点，并寄望于这种惨重代价的前景能促使美方放宽条件。事实证明，这一策略确实奏效了。盟军曾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要求“无条件投降”，但从未明确界定其具体含义。东京方面的官员当时推测，这意味着必须废除天皇制并监禁天皇。为了避免这种结局，日本坚持抵抗了两年多。
1945年7月26日，在计划于同年11月对日本本土发动入侵之前，盟军发表了《波茨坦公告》。尽管公告再次要求“无条件”投降，但其中列出了多项明确的条件：日本将保留对本土四大岛屿的主权；军事人员可返回家园，无需遭受拘禁；国家将保留工业体系，民众免受强迫劳动；此外，日本还将获得获取原材料及开展贸易的途径。事实上，该公告并未要求真正意义上的无条件投降，而是明确了投降的具体条件。
最重要的是，该宣言对天皇的地位只字未提，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官员内部的激烈争论。以国务卿伯恩斯（James Byrnes）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明确要求以战争罪起诉裕仁天皇；而以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认为，此举会延长战争，因此倾向于保留裕仁的皇位。最终的文件采取了折中方案，对这一问题保持沉默。史汀生希望日本能将这种沉默解读为一种保留君主制的含蓄暗示，而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东京方面确实将这种沉默解读为天皇可以留任的信号。裕仁天皇在位直至1989年去世。
这一让步虽小，却绝非无足轻重。尽管更迭政权始终是盟军的核心目标，但这并非其唯一目标。整个美国战时内阁都重视起诉天皇这一问题。内阁成员中，有人愿意为了结束冲突而放弃这一目标，也有人则不愿如此。保留裕仁意味着放弃一个虽不及政权更迭重要、但仍有相当分量的目标。为了争取这一让步，日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果能早几个月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前的条件，本可挽救数十万人的生命，并避免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然而，东京确实迫使盟军修改了条件，其最终投降也因此并非“无条件”投降。日本的战败是一场带有某种“讨价还价”性质的单方面结果，而非强加给一个毫无自主权对手的纯粹军事胜利。
德国的情况与之类似。1945年5月德国投降时，德军（国防军）仍有超过300万武装且仍在积极抵抗的士兵。自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德军节节败退；到了1945年初，盟军已深入德国本土。尽管如此，德军仍在继续战斗，直至最后一刻仍给盟军造成了惨重伤亡。在4月和5月进行的柏林战役中，苏军伤亡及失踪人数超过了36万人。在柏林陷落后，德国国防军数百万幸存官兵本可以转入乡村、开展叛乱并继续抵抗——正如几十年后的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拉克复兴党人所做的那样。希特勒的核心幕僚曾考虑过这一方案，并制定了开展游击抵抗的书面计划。然而，他的继任者们选择了结束战争，并于5月7日签署了投降书。正如日本的情况一样，这是一种选择；德国人本可以做出不同的抉择。但最终，德国领导层认定，接受既定条件要优于付出长期抗争的代价--尽管德国完全有能力进行这种持久战。
尽管德国接受的条款极不平等，但这并不等同于无条件投降。盟国提出了明确的条件，并于1945年初放宽了这些条件，以促使德国放下武器。那年秋天，美国决策者针对战后德国提出了“摩根索计划”（Morgenthau Plan）。该计划最初由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拟定，旨在通过去工业化、解除武装以及将德国分裂为贫困的残余小国，使其丧失未来发动侵略的能力。该计划主张拆除德国工厂、将工业重镇鲁尔区实行国际共管、重新安置该地区劳动力、摧毁矿山、强迫德国平民赴海外服劳役，并没收德国资产。
1944年9月，当该计划泄露时，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以此动员德国民众。他声称，如果盟国意欲如此，德国人就必须抵抗到底，直至打光最后一发子弹。他下令当时正遭美军进攻的亚琛（Aachen）守军将“每一所房屋……都变成堡垒”。盟国官员将该市的狂热抵抗归咎于“摩根索计划”，随即公开否认了该计划并软化了立场。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声明：“我们的目的并非毁灭德国人民。”最终的投降条款剔除了去工业化、强迫劳动以及永久性经济破坏等内容。在战争的最后几周，盟国增加了明确条件：德国将免于被吞并，保持独立，并依靠德国公民维持治安。这些条件相对温和。盟国显然取得了胜利。德国放弃了所有战争目标，遭受了军事占领，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长达45年。然而，结束战争的各项条款绝非无关紧要。对于德国人和美国人而言，后纳粹时代德国的地位至关重要。
罗斯福倾向于一种惩罚性的和平方案，旨在挫败德国锐气并使其永久衰弱；他最终接受了一个更为宽厚的方案，因为他最初倾向的模式显然无法为德国人所接受。这一决定是在经过反复权衡后作出的，体现了盟国领导人有意放宽那些被认为过于苛刻的条件。一旦各方意识到盟国已无意将德国彻底废黜，德国便接受了那些至少能提供一定战后保障的条款。尽管这一结果本质上是一场单方面且带有隐性强制色彩的交易，但它终究还是一场交易。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Biddle, S. Winter-Levy, S. and Zhukov, Y. (2026). The Myth of military victory. FOREIGN AFFAIRS. 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myth-military-victory